毛泽东称他为“学生领袖”

毛泽东关于李世英的“四·二三”批示

1967年4月中旬，陕西省驻军负责同志，就“支左”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连续召开西北工大、西北大学和西安交大革命派代表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支左问题的批评和建议。李世英作为西安交大“校文革”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并在会上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①军区支左必须旗帜鲜明，态度明朗；②对新成立的群众组织，要进行调查研究，区别对待；③对保守派组织要在承认错误和斗争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主动争取团结；④部队要帮助工总司整顿，进行调查清理，为大联合扫清障碍；⑤切实做好各大组织头头的工作；⑥抓好活思想；⑦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⑧在做好各院校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互相串连的方法，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

李世英的八条意见得到军队领导的认可和支持。此次座谈会被新华社记者以《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为题报告给中央。其中特别提到李世英的八条意见。1967年4月23日，毛泽东批示：“林彪、恩来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同时，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关于李世英有三处批注。当《报告》中写道“李世英同学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时，毛泽东在“李世英”后面批注：“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在李世英第6条意见“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后注“这是最基本的一条。”在第8条意见后批注：“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此批示被称为“四·二三”批示。

余话

文革已经过去近五十周年。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的青年学子已过古稀之年。如若不是毛泽东解救他，一顶自杀未遂的“反革命”的帽子，足以让他生不如死！毛泽东在“四·二三”批示中没有说他“自杀未遂”，而是“几乎被迫死亡”，这让他终生感到温暖。曾经短暂的辉煌和荣耀，他付出了真诚、青春和汗水。对于毛主席去世后遭受的种种坎坷和不幸，他无怨无悔。他无愧于毛泽东时代共产党员的称号。无愧于“学生领袖”的殊荣。

附录一：李世英的三封遗书原文摘录

▲第一封：最后几句话

亲爱的同学们：让我最后用“亲爱的”这个字眼，固然你们大家都不同意，但是毕竟是同学两年，一块生活，一块学习，在同一饭桌上说说笑笑，高谈阔论；尤其是在思想上，相互帮助，不断地取得辽进步。现在要永远再也不能如此了，再也听不到鞠烽炽山南海北的谈论，再也听不到诸文君、方必福的二胡，再也看不到忠诚老实的大个子，再也听不到李群滔滔不绝的朗诵，再也……的确，这时对一切都感到无比留恋！算了吧，决定了！

不过最后请同学们替我了解一些情况，明确以下几个问题，希望同学们给我调查清楚（1）在这个事件中，我的动机是要反党？还是要保卫党？……（2）我布置文章是要煽动大家反党，拉同学下水吗？（3）一个人某一点犯了错误，是不是这个错误就必然贯穿到他的每一个行动里？是否他的过去就必须否定掉？入大学后，我是否工作卖力？是否积极要求进步？是否刻苦学习？是否通过忆苦思甜，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思想觉悟?是否在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全都是假的？全都是个人野心？这些的主流不是为了党的事业吗？……

我的态度是镇静的，因为我心中无“鬼”，我敢向党面对面地回答：“伟大的党，我对您是忠诚的。”但也感到非常委屈和冤枉，……我相信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相信同学们早晚也能看得清楚。但是现在不行，现在我的话谁也不信。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

今天晚上，我是多么想和同学们多谈几句话，以后我永远也不能谈了啊！……

希望我班青年同学更加努力些，争取早日加入共青团，赵景贤现在转变很大，过去我们关系不好，现在有初步的基础，可是却要永别了。对每个同学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可是现在说不成了，将来永远也不能说了！假如我的细胞组织不破坏，我会永远怀念你们的！永远永远地怀念你们！！永远，永远怀念你们！！！

话象一眼泉，涌涌流不断。现在必须要断了！

永别了！永别了！！永别了！！！

祝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战斗中成长，成为党所需要的红色接班人！

老实讲，我的确没有后台老板。硬要说，可以说是党中央，毛主席！

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没收了我的《毛主席语录》，这给我打击很大。

李世英 1966年6月8日晚12点半

▲第二封：终前碎语（摘录）

我感到太离奇了，这些天事情发生得生硬而又自然，痛苦而有趣。连我自己也很难想象。…… 现在有什么人敢为我作证？有什么人能理解我的内心深处的苦痛？有什么人能够澄清事实？

……无论他们大会斗争，小会斗争，游街，戴高帽子，加上挨拳头，口号的高呼，震耳欲聋，一个个紧握的拳头，直至眼前，我丝毫不怕，因为我并没有反革命思想，在斗争的过程中，戴高帽子的过程中我也暗暗地说：“同志们，你们斗错了！你们应该明白，你们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谈这些还有何用呢？现在还是考虑考虑我现在的心情吧。恋恋不舍呀！祖国壮丽的河山；恋恋不舍呀！社会主义的宏伟建设；恋恋不舍呀！共产主义伟大远景；恋恋不舍呀！亲爱的同学；恋恋不舍呀！亲爱的妹妹；恋恋不舍呀！年迈的父母；恋恋不舍呀！熟悉的校园；恋恋不舍呀！今后我要做的事情；恋恋不舍呀！……

然而留恋无益，我也考虑过，活下去今后为革命事业还能尽力，但却还要人家来监视我，这样，消耗别人的力量比自己贡献出的还大。所以留下无益，还是去的好！

马上就要发生一个质变了，这是生死的质变。迎接它吧，不过心中不舒，因为生为革命人，死后却成了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鬼了！呜呼，呜呼，此冤何时伸也！

去了，去了，远了，远了，永别了……

冤枉啊！

问题弄不清，死难瞑目！

李世英   1966年6月9日

▲第三封   给父母亲

父母亲：

你们好!请接受孩儿最后一声问候。

本想到家里去最后见见你们，无奈现在不行了！

我一向不关心家里事，父亲、母亲操劳、教育二十余年，然未得粒米之报，该不会感到吃亏吧！不要紧，我自己已将二十余年的大部分贡献给党的事业。孩儿做得如此不好，父母亲该责孩儿不力！

望父母多辛苦，自力更生。

望父母勤教三个小妹，使他们更好的成长。

望父母努力学习，力争上游，不可再舍不得自私的想法。

望父母在儿死后，不要埋怨党，不要埋怨同学，不要埋怨组织，心胸开阔，健身长命。

千言万语，忍心截止。

儿  莲枝 上     1966年6月9日

（注：莲枝是李世英的乳名）

附录二：刘澜涛（西北局书记）、霍士廉（陕西省委书记）有关“六·六”事件的讲话

我刚从北京参加了我们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回来。我们党中央，我们最敬爱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很关心西北、陕西和西安市的文化革命运动。我们到北京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报告了我们西北地区文化革命情况。……特别是在西安的交通大学发生了所谓的“六·六”事件。现在看来，“六·六事件”本来是西安交通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对当时工作团的领导的错误不满的一种的抗议的行为，是一种革命行动，而我们当时听了错误的情况报告，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是一个反革命事件。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我们自己打击了自己的同志，世界上再没有这样痛心的事了。当我将要上北京的时候，我看到了李世英同志的遗书。他是自杀了。以后抢救得很快把他抢救过来了。他给党有遗书，他给他的父母亲有遗书。我看了那些东西，我的眼睛看不清楚了。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革命的青年，只有二十一岁。虽然他受了打击，他不埋怨党，而且告诉他家庭也不要埋怨党。我看了那一些东西后，就知道这里面有严重的错误，就逐渐纠正这件事。

第三个问题，就是交大的“六·六事件”。上面已经讲过了。这件事，过去是登了报纸的，不仅在陕西的报纸上登过，西北五省的报上都登过。现在仍然要在报纸上，按原来的范围，进行平反。过去印过小册子，除把小册子收回来以外，应该把平反以后的东西也印成小册子，照样发行。……象交大这样的事，我们损坏了那么多青年，都是二十多岁，其中有些是很好的，他们是坚决革命的。那时候他反对工作组越坚决，挨的整越厉害。想到这些问题，我们心里是很沉痛的。……

——以上摘自刘澜涛1966年8月18日2时在陕西省委办公楼前的讲话

交通大学发生了“六·六”事件。这本来是一个革命行动，由于我们领导上的错误的判断，误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事件。这个西北局是有直接责任的。我们应该向所有的交通大学的革命同学，所有的革命师生，承认错误，承担责任，要总结教训，永不再犯。而且，不仅在这样的会议上讲，应该凡是有适当的机会都要讲，讲它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就是要把这样一个错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了无产阶级，反对了革命师生，这个教训，变成一个积极的有用的财富。不仅我们这一代人不要犯，使得更多的人记取这个教训。”

——以上摘自刘澜涛1966年8月24日晚在西安市革命师生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六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北大聂元梓等七同志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后，广大革命师生得到了极大鼓舞，革命情绪高涨，西安出现了空前的革命大好形势。尤其是交通大学，一下子就贴出了近万张大字报，在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带头作用。在这样的大好革命形势下，如果我们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教导，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那就一定能把文化革命搞开。但是我们却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不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怕”字当头，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总想站在群众的头上指挥群众，把群众运动限制在我们主观设想的框框里面，实行包办代替，束缚革命群众的手脚。在许多学校的群众纷纷起来的时候，我们急急忙忙地给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派了工作组”。……

我们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开始就受到广大革命师生的抵制，……对交大“六·六”革命行动进行镇压，这是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路线最突出的表现。六月六日那一天，交大革命师生采用搞大民主、大串连，反对西北局、陕西省委和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错误，表现了他们高度的革命首创精神。但是我们却把交大革命师生的伟大革命行动，看成是“越轨”，是“闹事”。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煽动搞“大民主”，我们进行坚决反击是正确的。可是，当时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就用这个思想，把“六·六”革命行动看作“闹事”，进行了镇压，这就铸成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错误。因为这次是毛主席亲自号召、亲自领导下的大民主，和一九五七年的“大民主”，性质是根本不同的。”……

由于西北局、省委把“六·六”事件看成是反党分子彭康等一小撮人操纵、煽动的“反革命事件”，便采取了很错误的措施，镇压学生的革命运动。对西安市的机关、企业、学校、农村人民公社，也布置了所谓的“防范措施”，准备对付所谓“闹事”学生。……以后，在交大又搞了“查上当，放包袱”，挑起了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转移了斗争目标，许多革命同学被错整错斗，有些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还被迫自杀。例如李世英同志，本来是积极带头的革命同志，却把它看成是带头“闹事”的尖子人物，把他打成了“反革命”，进行围攻和斗争，以致被迫自杀。还有王永婷同学，由于我们的错误自杀了。我们有极大的罪过。错误责任，都应该由省委负责，首先要由我负责。

总之，在“六·六”事件上，我们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实行了白色恐怖。八月初，根据中央指示，对所谓“六.六”事件进行了平反，但当时检查很不深刻，领导上承担责任很不够，平反很不彻底，特别是没有认真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政治思想工作，消除对交大革命师生的歧视和误解，这就为以后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埋下了祸根。”

——摘自霍士廉同志1966年11月16日在陕西省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检讨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