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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利润和阶级斗争 —— 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和矛盾

2016-6-21 01:19|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9693| 评论: 5|原作者: 李民骐

摘要: 中国的无产阶级,能不能解决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到目前为止尚未能够解决的历史性难题,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做成一番前人没有做成过的伟大事业,取得世界上其他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过的伟大胜利?用自己的伟大行动来回答这些问题,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引言

            本来是想写一篇与木清同志的商榷文章。在破土网上看到木清同志撰写的“中国工人工资上涨的真相——被!迫!还!摘!”,其中的一些观点,在左翼青年中,在这些青年的各式各样的“老师”们中,似乎都是很流行的。这些观点,不仅涉及到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也涉及到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

            搁置了几天,再动笔时,发现不得不认真地说明很多统计问题;除了统计问题以外,与木清同志的探讨还涉及到当前中国左翼进步学者和积极分子中间一系列分歧。这些分歧概括起来有:

            中国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怎样的?是无产阶级力量上升、资产阶级力量下降还是资产阶级力量上升、无产阶级力量下降?哪个阶级在进攻,哪个阶级在防御?

            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经济矛盾是什么,又是如何表现的?是工资太低、消费不足、生产过剩?还是有更加深刻、更加难以克服的矛盾?

            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和基本性质是什么?有同志认为,为了解决消费不足、生产过剩的矛盾,中国资本主义必然要输出资本、对外侵略,为此必然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并和其他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发生为了争夺市场、争夺资源、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对于这种错误观点,我已经在其他地方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是本文所讨论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阶级斗争形势的观点,也间接地批驳了这种“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立论基础。

            中国无产阶级的前途是怎样的?在未来的阶级战争中,为什么资产阶级终究不能战胜无产阶级?为什么无产阶级终究可以战胜资产阶级?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

            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篇幅不断扩大,成为现在这样大约四万字的小册子,希望能够成为下一步讨论的一个出发点。

            木清同志的文章,原本是为争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近年来是否上升。在本文初稿中,关于劳动收入份额估算的讨论就占去了前面大约一半的篇幅。现在接受读者的意见,将这部分讨论都移到后面的统计附录中。虽然是叫做“统计附录”,其实是全文立论的基础。所以,对于有兴趣或者虽无兴趣但是有决心的读者,仍然建议,在读完本文的“正文”部分以后,继续通读“统计附录”。关于统计问题的讨论,没有多少革命激情,也没有网络文章的调侃戏说,可能有些读者会感到枯燥乏味,有疲劳感。抱歉之余,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古人读书,要“头悬梁,锥刺股”,统计问题虽然枯燥,尚未严重到要“头悬梁,锥刺股”的地步。

            革命工作是为了理想,所以是浪漫的,但是也是艰苦的,包括肉体上的和灵魂上的。为了搞清楚一定的问题,要有谦虚谨慎、耐心细致的研究作风,这或许也算是一种“艰苦”。这种“艰苦”,在一部分左派同志中,仍然是缺乏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的通病 —— 盲从和轻信 —— 在进步的左派青年中也像传染病一样蔓延着。与这种传染病做斗争,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没有特殊的捷径,只有积极地参加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社会实践中并且在革命队伍中经常地、反复地、彻底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



劳动收入份额和阶级斗争

            在本文的统计附录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探讨劳动收入份额的统计问题。这一是因为在主流经济学家和左翼进步学者之间、在左翼进步学者内部,对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现状和趋势都有很大的争论;二是因为,要向很多同志特别是向青年同志说明,在阶级斗争(包括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也有一个革命和科学统一的问题。当我们要努力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把握其基本规律、认识中国阶级斗争的基本特点并且把这些认识运用到我们的实践中时,必须抱着科学的态度,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战争年代,毛主席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经十分重视战争中的统计问题,对于敌我双方的伤亡俘数字都要严格统计、反复核实,并据此做出正确的战争决策。没有这样的态度,就不能够打胜仗。今天,我们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和阶级斗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善于收集、整理和分析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数据。为此,要有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摆脱网络时代作为资产阶级消费主义副产品的浮躁风气,不要一味地图方便、走捷径,但是也要努力将有限的时间、精力用在恰当的地方。在分析统计数据时,要讲究唯物辩证法,抓住问题的本质,而不要捕风捉影,揪其一点、不及其余。

            由于中国革命传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断裂,也由于中国的阶级斗争、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过去半个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进步社会运动及其思想理论的发展,这就造成了,当中国新一代进步青年重新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现成的理论武器,而且也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进步理论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发展。很多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营养来源,往往来自于传统版本的《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及其各种衍生物。

            所谓传统版本,主要指的是斯大林时期由苏联官方认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材(即《社会发展史》,这种版本“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代表性观点就是认为一切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五阶段”社会发展论)和《政治经济学》教材。这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教材,在我国解放后基本上被全盘接受过来,成为普遍使用的大中学教材。在中苏两党论战期间,毛主席在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理论准备的过程中,曾经对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社会主义部分进行过反思和批判,但是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来得及对斯大林版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资本主义部分进行反思。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这种教材又成为中国大中学课程中普遍采用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教材(这种斯大林版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仍然带有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特色,还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历史流派,区别于九十年代以后经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一步歪曲篡改、已经完全丧失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各种大中学公共政治课程)。

            到了本世纪初,当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又开始寻找和探索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方法的时候,这种上世纪遗留下来的斯大林版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各种衍生品又对当代中国大批马克思主义初学者产生了大量未必是积极的影响。这种斯大林版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在上世纪中期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局限性,在大半个世纪以后,中国和世界的阶级斗争形势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就更不能满足今天斗争的需要了。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分析方面,这种马克思主义往往简单地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发展的规律理解成是两级分化,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必然面临持续不断的绝对贫困化或者相对贫困化。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方面,这种马克思主义往往简单机械地将一切经济危机都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或者绝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将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都简单化地概括为“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样一种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殊形式不加思考、不加分析、简单机械地照搬到我们当前时代的做法,不仅无助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认识和分析,而且已经严重干扰到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进而可能导致左翼进步力量在面临未来的重大变化和斗争时在精神上、思想上都处于无准备的被动地位。

            粗通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现代无产阶级必然会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光辉论断。但是,不得不说,很少有同志认真思考,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论断,是依据哪些历史事实和理论逻辑做出了这样的论断?有太多的同志,沉醉于《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一些描述,而对《共产党宣言》中更主要、更本质、更加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部分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述,概括地来说,是从两个方面讲的。一是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关于这一点,《共产党宣言》并没有展开论述,《资本论》三卷数百万言也留下了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马克思称之为“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实际上是有待验证的理论假说),后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发展也是曲折复杂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会造成一个新的社会阶级 —— 现代无产阶级 —— 的产生、发展、壮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增长并最终成为劳动者中的大多数,而且必然会逐步地为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组织起来。无产阶级组织的发展,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使得无产阶级在劳动场所和生活居住场所集中起来(即“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且又为无产阶级的组织在交通和通信方面提供了越来越便利的物质条件。由于有了这些条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总的趋势(当然会有短期和局部的曲折和反复),是造成无产阶级数量的壮大和组织的发展,从而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越来越强大。这种无产阶级的逐步强大,最终将改变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由资产阶级占优势变为无产阶级占优势,最终导致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

            一方面,到目前为止,世界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符合世界资本主义后来实际的历史发展进程的。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北美、西欧),基本上完成了无产阶级化。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半外围国家(前苏联、东欧、南欧、拉丁美洲大国、日本等),也相当程度上完成了无产阶级化。

            为了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重大危机中摆脱出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做了重大的调整,资产阶级不得不对西方的无产阶级和非西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做出很大的让步(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去殖民化等),这些让步为无产阶级在许多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不仅是在西方欧美国家,而且在东欧、拉丁美洲、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等地方,都出现了工人运动高潮。这种高潮在政治上一度导致了世界革命形势,在经济上则普遍造成了利润率下降和积累危机。

            正是为了应付世界范围工人阶级斗争的高涨,新自由主义才应运而生。所谓“新自由主义”,其本质特点,并不在于反对国家干预、主张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那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些意识形态说教。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特点,就是要向世界无产阶级进行反攻倒算,使得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发生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变化,重建世界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所以,在韩国、东欧、前苏联、拉丁美洲等地方,资产阶级往往都是以所谓“民主化”为契机,在统治形式方面做一些表面的调整,借着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动摇和混乱的时机,趁机大力推行私有化、自由化。许多国家几十年民族工业的建设毁于一旦,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北美、西欧的工人阶级虽然在物质生活水平方面仍然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劳动群众要优越许多,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他们的实际工资或者下降、或者停滞不前,原有的一些社会福利待遇也大大缩水。

            所以,到目前为止,世界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都遇到了这样一种困境,也可以说是“怪圈”。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到了一定阶段,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也确实可以迫使资产阶级做出让步;但是,资产阶级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当着无产阶级的斗争开始威胁到资本主义的利润率以及资本主义积累的若干基本条件的时候,资产阶级会动员起他们所能掌握的全部力量对无产阶级进行反扑。

            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大前提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提只能是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前提必须是稳定的和高涨的利润率,当工人阶级的斗争导致资本家利润率下降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资本积累进程的中断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这种危机也只有通过资产阶级的进攻和无产阶级的挫败才能得到解决。在一定意义上,这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全部经济史和全部政治史。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分析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所以有的同志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会导致两极分化,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那么资产阶级为什么仍然要一意孤行推行新自由主义呢?难道仅仅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短视和愚蠢吗?如果了解了,新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在面对无产阶级力量增长以后而不得不进行的反扑,对于这些疑问就不难回答了。

            如果不了解这个问题,那么,不仅不能正确地认识过去,而且也会妨碍乃至严重妨碍我们未来的工作。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世界范围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一个主要的乃至是决定性的方面,就是中国向资本主义过渡。中国向资本主义过渡,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巨大数量的廉价劳动力,并且,作为一种历史的讽刺,还为这些劳动力装备了社会主义时期建设起来的完整配套的优秀工业基础设施。这就使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核心国家和半外围国家原有的大量工业生产可以大批地向中国转移,大大地增加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可以支配的剩余价值,从而为世界范围利润率的高涨以及资本积累有利条件的恢复创造了一个最主要的条件。

            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要是资本主义,就必然要服从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必然要带来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从1990年至2014年,中国的非农业劳动者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从40%增加到70%;城镇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从26%增加到了51%;以工资收入为谋生手段的雇佣劳动者(按照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除个体以外的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之和计算)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从38%增加到了57%。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社会的劳动力结构已经接近无产阶级化的基本完成。

            中国的无产阶级队伍不仅已经发展壮大,而且已经开始组织起来。这种发展壮大以及组织,完全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取决于一两部资产阶级的法律或者某些非政府组织、“独立工会”的存在与否。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开始了行之有效的斗争,并且迫使资产阶级稍稍减少了剥削程度,这可以从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在资本主义时代第一次发生了对劳动者比较有利的变化得到证明。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国民收入分配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其他各个阶级为了争夺国民收入(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通过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而能够使用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多方面力量共同作用下的综合结果,因而是能够反映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最全面、最直观的指标。无产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迫使资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在国民收入中获得更大的一个份额。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除了无产阶级力量增长以外,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原因,还能够迫使资产阶级让渡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有些同志拒绝承认这一点,这在理论上和统计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下一节还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本文的统计附录详细讨论了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统计附录中所讨论的劳动收入份额,是将整个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其中的劳动收入既包括了非农业部门的工资总额和其他劳动收入,也包括了农村家庭经营收入。但是,中国的采用雇佣劳动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几乎全部集中在非农业部门。一般来说,只是在非农业部门中,工人阶级才直接展开与资本家之间的经济斗争。要了解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相互力量对比的变化,通过观察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情况,可以得到更直接、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图一说明了1980年以来中国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情况。

 


【图一】




            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包括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以及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和其他福利(关于劳动收入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定义及其数据来源,详见统计附录)。从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现代阶级斗争的几个发展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总的来说趋于上升。这主要是由于乡镇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快速增长,其占非农业部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4%上升到1990年的10%。当时,中国正处于全面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政治准备阶段。1986年,国务院开始在国营企业中推行劳动合同制和所谓“优化劳动组合”,原来在社会主义时代长期存在的城市工人与国营企业之间的隐性社会契约开始被破坏。1987年起,国营企业全面推行所谓“承包责任制”,国营企业内部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靠拢。19921月,劳动部等部门发出《关于深化企业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意见》,这也就是当时喧嚣一时的所谓“砸三铁”(砸掉“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的开端。1990年至1994年,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从38%大幅度下降到32%。这就从阶级力量对比方面为后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确立做了准备。

            1992年的十四大决定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1993年的十四届三种全会决定建立所谓“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为标志,中国开始进入大规模私有化的时代。1997年,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历史上最低的31.7%。经过城市工人阶级的反私有化斗争,至2002年,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回升到34%

            2002年至2010年,在胡锦涛、温家宝执政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的阶级关系相对平稳,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达到了某种暂时的均衡。到了2010年,中国的阶级斗争到了一个新拐点,在经受了资产阶级长期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已经积聚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并出现了明显上升的势头。2010年至2014年,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从36%大幅度上升到45%,已经显著超出了九十年代初的水平。

            这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一方面,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力量上升、资产阶级力量下降的确定无疑的标志。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中国工人阶级即将要面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走出来的“怪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资本积累才能带来“经济发展”,但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工人阶级斗争在短期的成功必然要减少资本家的利润率,破坏资本积累,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资产阶级的反扑准备条件。

            面对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基本的经济现实,真正的、勇敢的马克思主义积极分子,决不应该采取视若无睹、掩耳盗铃的办法,一味地回避、拒绝承认这一客观事实,用各种貌似“政治正确”、“立场鲜明”的言辞来回避对资本主义经济客观运动规律的认识和分析(如有些同志现在正在做的);而是应该正视这一现实,勇敢地面对这一现实,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这一现实,从长远的观点、全面的观点寻找到资产阶级的主要弱点和无产阶级的主要强点,并据此建立起我们胜利的信心。

            中国的无产阶级,能不能解决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到目前为止尚未能够解决的历史性难题,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做成一番前人没有做成过的伟大事业,取得世界上其他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过的伟大胜利?

            用自己的伟大行动来回答这些问题,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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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yiou 2016-8-20 16:16
谢谢。我必须用word下载慢慢看,提高识别能力。再次谢谢:)
引用 redchina 2016-6-3 23:48
这篇关于“工资、利润和阶级斗争”的长文,在发表后得到一些读者意见。作者根据读者的意见对有关数据、内容又做了一些修改,将主要的相关数据分析向前推进到了1980年,对于产出资本率、利润率做了较大修改,并修改了相关文字,特别是在附录中增加了1952年以来的资本产出率内容。以上,对于我们正确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目前矛盾的实际情况及其发展趋势,都有重要意义。另外,并答复了05txlr同志的评论。所以将其重新推荐到显著为止,利于进一步讨论。
引用 redchina 2016-6-3 23:35
05txlr: 请教李民骐同志: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 ...
05txlr 同志,谢谢评论。不要那么客气,一起讨论。
你所引用的马克思这几段话,在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都有讨论。其中第一段,当然说的是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几种生产方式,但是不等于说世界上每一个地方、每一种文明都必须要经历那几种阶段。至于什么是亚细亚的、什么是古代的,到目前为止并无定论。你所引用的第二段,专指的是与商品生产相联系的生产方式,而并不是在某一历史条件下占主要地位的生产方式。比如,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一般来说,当然是与小农民、小市民相联系的,但是这样说,就没有考虑到中国当时占主要地位的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地主阶级剥削基础上,政治上又以中央集权帝国为基础,后者并且发挥重要的经济职能。中国自秦汉至明、清初的生产方式,显然不是欧洲式封建社会。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也不尽然(05txlr 同志想必熟悉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的一些相关讨论)。称之为“中国式封建社会”也不过是权宜之计。总之,还是要根据历史情况严肃地、实事求是地讨论。
引用 05txlr 2016-5-24 08:51
请教李民骐同志: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后来,他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章中说的:“作为商品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
    再加上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高级阶段”。
    ——这可不可以算是马克思的“一切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五阶段’社会发展论”?
    即:“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的五种生产方式、五个社会发展阶段? ...
引用 redchina 2016-5-16 01:23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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