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利润和阶级斗争 —— 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和矛盾

劳动收入份额和阶级斗争

            在本文的统计附录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探讨劳动收入份额的统计问题。这一是因为在主流经济学家和左翼进步学者之间、在左翼进步学者内部，对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现状和趋势都有很大的争论；二是因为，要向很多同志特别是向青年同志说明，在阶级斗争（包括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也有一个革命和科学统一的问题。当我们要努力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把握其基本规律、认识中国阶级斗争的基本特点并且把这些认识运用到我们的实践中时，必须抱着科学的态度，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在战争年代，毛主席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经十分重视战争中的统计问题，对于敌我双方的伤亡俘数字都要严格统计、反复核实，并据此做出正确的战争决策。没有这样的态度，就不能够打胜仗。今天，我们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和阶级斗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善于收集、整理和分析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数据。为此，要有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摆脱网络时代作为资产阶级消费主义副产品的浮躁风气，不要一味地图方便、走捷径，但是也要努力将有限的时间、精力用在恰当的地方。在分析统计数据时，要讲究唯物辩证法，抓住问题的本质，而不要捕风捉影，揪其一点、不及其余。

            由于中国革命传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断裂，也由于中国的阶级斗争、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过去半个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进步社会运动及其思想理论的发展，这就造成了，当中国新一代进步青年重新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现成的理论武器，而且也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进步理论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发展。很多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营养来源，往往来自于传统版本的《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及其各种衍生物。

            所谓传统版本，主要指的是斯大林时期由苏联官方认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材（即《社会发展史》，这种版本“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代表性观点就是认为一切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五阶段”社会发展论）和《政治经济学》教材。这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教材，在我国解放后基本上被全盘接受过来，成为普遍使用的大中学教材。在中苏两党论战期间，毛主席在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理论准备的过程中，曾经对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社会主义部分进行过反思和批判，但是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来得及对斯大林版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资本主义部分进行反思。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这种教材又成为中国大中学课程中普遍采用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教材（这种斯大林版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仍然带有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特色，还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历史流派，区别于九十年代以后经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一步歪曲篡改、已经完全丧失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各种大中学公共政治课程）。

            到了本世纪初，当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又开始寻找和探索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方法的时候，这种上世纪遗留下来的斯大林版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各种衍生品又对当代中国大批马克思主义初学者产生了大量未必是积极的影响。这种斯大林版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在上世纪中期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局限性，在大半个世纪以后，中国和世界的阶级斗争形势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就更不能满足今天斗争的需要了。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分析方面，这种马克思主义往往简单地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发展的规律理解成是两级分化，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必然面临持续不断的绝对贫困化或者相对贫困化。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方面，这种马克思主义往往简单机械地将一切经济危机都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或者绝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将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都简单化地概括为“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样一种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世界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殊形式不加思考、不加分析、简单机械地照搬到我们当前时代的做法，不仅无助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认识和分析，而且已经严重干扰到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进而可能导致左翼进步力量在面临未来的重大变化和斗争时在精神上、思想上都处于无准备的被动地位。

            粗通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现代无产阶级必然会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掘墓人”的光辉论断。但是，不得不说，很少有同志认真思考，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做出这样的论断，是依据哪些历史事实和理论逻辑做出了这样的论断？有太多的同志，沉醉于《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一些描述，而对《共产党宣言》中更主要、更本质、更加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部分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述，概括地来说，是从两个方面讲的。一是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关于这一点，《共产党宣言》并没有展开论述，《资本论》三卷数百万言也留下了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马克思称之为“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实际上是有待验证的理论假说），后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发展也是曲折复杂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会造成一个新的社会阶级 —— 现代无产阶级 —— 的产生、发展、壮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增长并最终成为劳动者中的大多数，而且必然会逐步地为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组织起来。无产阶级组织的发展，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使得无产阶级在劳动场所和生活居住场所集中起来（即“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且又为无产阶级的组织在交通和通信方面提供了越来越便利的物质条件。由于有了这些条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总的趋势（当然会有短期和局部的曲折和反复），是造成无产阶级数量的壮大和组织的发展，从而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越来越强大。这种无产阶级的逐步强大，最终将改变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由资产阶级占优势变为无产阶级占优势，最终导致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

            一方面，到目前为止，世界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符合世界资本主义后来实际的历史发展进程的。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北美、西欧），基本上完成了无产阶级化。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半外围国家（前苏联、东欧、南欧、拉丁美洲大国、日本等），也相当程度上完成了无产阶级化。

            为了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重大危机中摆脱出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做了重大的调整，资产阶级不得不对西方的无产阶级和非西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做出很大的让步（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去殖民化等），这些让步为无产阶级在许多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不仅是在西方欧美国家，而且在东欧、拉丁美洲、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等地方，都出现了工人运动高潮。这种高潮在政治上一度导致了世界革命形势，在经济上则普遍造成了利润率下降和积累危机。

            正是为了应付世界范围工人阶级斗争的高涨，新自由主义才应运而生。所谓“新自由主义”，其本质特点，并不在于反对国家干预、主张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那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些意识形态说教。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特点，就是要向世界无产阶级进行反攻倒算，使得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发生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变化，重建世界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所以，在韩国、东欧、前苏联、拉丁美洲等地方，资产阶级往往都是以所谓“民主化”为契机，在统治形式方面做一些表面的调整，借着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动摇和混乱的时机，趁机大力推行私有化、自由化。许多国家几十年民族工业的建设毁于一旦，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北美、西欧的工人阶级虽然在物质生活水平方面仍然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劳动群众要优越许多，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他们的实际工资或者下降、或者停滞不前，原有的一些社会福利待遇也大大缩水。

            所以，到目前为止，世界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都遇到了这样一种困境，也可以说是“怪圈”。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到了一定阶段，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也确实可以迫使资产阶级做出让步；但是，资产阶级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当着无产阶级的斗争开始威胁到资本主义的利润率以及资本主义积累的若干基本条件的时候，资产阶级会动员起他们所能掌握的全部力量对无产阶级进行反扑。

            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大前提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提只能是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前提必须是稳定的和高涨的利润率，当工人阶级的斗争导致资本家利润率下降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资本积累进程的中断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这种危机也只有通过资产阶级的进攻和无产阶级的挫败才能得到解决。在一定意义上，这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全部经济史和全部政治史。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分析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所以有的同志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会导致两极分化，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那么资产阶级为什么仍然要一意孤行推行新自由主义呢？难道仅仅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短视和愚蠢吗？如果了解了，新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在面对无产阶级力量增长以后而不得不进行的反扑，对于这些疑问就不难回答了。

            如果不了解这个问题，那么，不仅不能正确地认识过去，而且也会妨碍乃至严重妨碍我们未来的工作。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世界范围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一个主要的乃至是决定性的方面，就是中国向资本主义过渡。中国向资本主义过渡，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巨大数量的廉价劳动力，并且，作为一种历史的讽刺，还为这些劳动力装备了社会主义时期建设起来的完整配套的优秀工业基础设施。这就使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核心国家和半外围国家原有的大量工业生产可以大批地向中国转移，大大地增加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可以支配的剩余价值，从而为世界范围利润率的高涨以及资本积累有利条件的恢复创造了一个最主要的条件。

            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要是资本主义，就必然要服从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必然要带来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从1990年至2014年，中国的非农业劳动者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从40%增加到70%；城镇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从26%增加到了51%；以工资收入为谋生手段的雇佣劳动者（按照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除个体以外的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之和计算）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从38%增加到了57%。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社会的劳动力结构已经接近无产阶级化的基本完成。

            中国的无产阶级队伍不仅已经发展壮大，而且已经开始组织起来。这种发展壮大以及组织，完全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取决于一两部资产阶级的法律或者某些非政府组织、“独立工会”的存在与否。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开始了行之有效的斗争，并且迫使资产阶级稍稍减少了剥削程度，这可以从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在资本主义时代第一次发生了对劳动者比较有利的变化得到证明。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国民收入分配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其他各个阶级为了争夺国民收入（也就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通过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而能够使用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多方面力量共同作用下的综合结果，因而是能够反映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最全面、最直观的指标。无产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迫使资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在国民收入中获得更大的一个份额。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除了无产阶级力量增长以外，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原因，还能够迫使资产阶级让渡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有些同志拒绝承认这一点，这在理论上和统计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下一节还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本文的统计附录详细讨论了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统计附录中所讨论的劳动收入份额，是将整个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其中的劳动收入既包括了非农业部门的工资总额和其他劳动收入，也包括了农村家庭经营收入。但是，中国的采用雇佣劳动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几乎全部集中在非农业部门。一般来说，只是在非农业部门中，工人阶级才直接展开与资本家之间的经济斗争。要了解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相互力量对比的变化，通过观察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情况，可以得到更直接、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图一说明了1980年以来中国非农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情况。

【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