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和工资 写这篇长文的初衷是想要和木清同志探讨一些问题。木清同志在破土网上发表的“中国工人工资上涨的真相——被!迫!还!摘!”,立场鲜明,酣畅淋漓,那句结束语“可见不是本届人民不行,而是本届资本家不行”更可谓画龙点睛。木清同志的本意是揭露楼继伟、张五常等将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内在矛盾嫁祸于工人阶级的阴谋,为工人阶级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正义斗争摇旗呐喊、擂鼓助威,附带发泄一些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对现状的不满,进而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必然走向危机的黑暗前途。 读了木清同志的文章以后,我既有启发,又有思考,启发思考之余,还是不得不说,木清同志的论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统计数据方面都失之于粗糙,甚至于有些苍白无力,而不少具体观点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这样,虽然眼前写起来痛快、读起来解气,终究是骂不倒敌人的,虽然鼓舞了群众的斗争士气,也留下了一些副作用,甚至会妨碍许多进步青年中的骨干分子提高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水平。 本来,争论的焦点是近年来中国经济中是否发生了工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现象(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即工资份额上升、利润份额下降)。在讨论中,木清同志实际上采取了偷换概念的办法。一方面,木清同志似乎并不否认,近年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按照名义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木清同志努力将问题改变为名义工资上涨幅度是否超过了物价上涨幅度以及实际工资是否上升。木清同志试图通过这种议题的转换来论证,工资上涨主要是物价上涨带来的乃至于迫使的,而与各种可能有利于工人斗争的条件无关(至少工人阶级没有得到某种假想的“劳动力价值”以外非分的工资 —— 一个题外话: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价值”又是怎样确定的呢?归根结底,是不是取决于阶级斗争呢)。但是,木清同志这样一做,实际上有些弄“巧”成拙。因为既然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按照名义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那么,一般来说,就意味着不仅实际工资必然是增长的,而且其增长速度还超过了按照实际产品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因而木清同志想要论证的结果(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没有超过物价水平的上涨速度或者超过不多),就成了逻辑上必然被否定的东西。 设想我们已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按照名义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通读木清同志的文章,并未见到木清同志对这个前提产生质疑;如果确有质疑,恐怕也很难为现有数据所支持;统计附录中的图十说明,近年来,中国经济中几种不同的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都显著超过了按照名义产值计算的非农业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后者又等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减去就业人员的增长速度。所以:
平均工资增长速度 > 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 就业人员增长速度
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等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加上全社会平均通货膨胀率。所以:
平均工资增长速度 > 全社会平均通货膨胀率 +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 就业人员增长速度
其中,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减去就业人员增长速度就是按照实际产品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因此:
平均工资增长速度 > 全社会平均通货膨胀率 +(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
所以,如果我们已知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按照名义产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根据这个已知条件,就意味着,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必然超过通货膨胀率(即物价水平的上涨速度)与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之和。因此,只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为正(有谁会认真地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是负增长吗?),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就必然超过物价水平的上涨速度。 在上面列举的公式中,通货膨胀率用的是全社会平均通货膨胀率。如果用全称,就该叫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也就是为了将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折算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而使用的物价指数)。在实际生活中,工人阶级家庭一般不会用自己的工资去购买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投资品,而主要是购买消费品。所以,要计算可以反映工人阶级实际物质消费水平的实际工资,应当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 如果以2009年的指数为100(这一年上述的两种物价指数都下降),2014年,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是116.9,五年间年平均增长3.2%;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是122.1,五年间年平均增长4.1%。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的增长速度还超过了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速度。所以,如果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已经显著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的增长速度,那么超过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速度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当然,木清同志可能会说,消费者价格指数被大大低估了。那么,真实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是多少?如果消费者价格指数被大大低估了,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会不会也被大大低估?低估了多少? 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例,2009-2014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名义)平均工资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11.8%;同期,非农业部门按照名义产值计算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9.8%(见统计附录图十)。如果要物价水平增长速度超过工资增长速度,物价水平必须年平均上涨11.8%以上,那么非农业部门按照实际产品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年平均下降2%以上!这可能吗?
“产能过剩“和利润率 为了批驳楼继伟、张五常等,木清同志努力要论证近年来中国工人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不是由于工人斗争力量上升造成的。其实大可不必。为什么要害怕向资产阶级显示我们的力量呢?为什么要害怕向工人阶级说明自己的力量呢?当然,宣传工作要讲究策略性,但是策略性不能违反原则性,包括不能有悖于事实,也要考虑到不要为了眼前的一时方便而造成长远的被动。 为了将物价水平上涨造成工资水平上涨的论点与工资水平上涨超过了劳动生产率上涨这一所观察到的现象调和起来,木清同志提出了这样一套解释:“产能过剩”导致了“经济下滑”,“经济下滑”导致利润下降,而“产能过剩”又是由于工人工资太低、消费不足带来的。 现在凡是要谈论中国经济,无论是“官员”,还是经济学家、主流媒体,乃至左派的大大小小的业余经济评论家们,似乎言必称“产能过剩”,木清同志自然也不免于落入俗套。但是,什么是“产能过剩”?有什么标准?有一些具体行业的生产能力是可以评价、可以衡量的。比如,煤炭工业的已建和在建生产能力据说有50亿吨,而2015年中国的煤炭产量不到37亿吨,产能过剩比较明显。但是,对于整个经济来说,整个的生产能力是多少?其中利用了多少?有谁测算过?凭着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是做不好经济分析的,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 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积累的危机,资本积累的危机是由利润率下降带来的。这些观点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总结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经验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但是都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各卷中所论述的观点。 所谓利润率,就是利润和资本存量的比例(“资本存量”即资本家累计的总投资额减去历年折旧以后的余额):
利润率 = 利润 / 资本存量 = (利润/产出) *(产出/资本存量)
利润率又取决于利润与产出之比(也叫利润份额,即资本家的总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产出与资本存量之比(即产出资本率)。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可能产生不同类型的矛盾,有时会因为工人阶级力量上升、资产阶级力量下降导致利润份额下降,有时会因为资本家的过度积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导致产出资本率下降,有时两者都会趋于下降。这些,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中,人们有时会将产出资本率进一步分解:
产出资本率 = (产出/产能)*(产能/资本存量)
其中,产出与产能之比也叫能力利用率,产能与资本存量之比即产能资本率。这样分解的目的,是为了区分产出资本率下降(或者上升)的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情况是,由于长期的、技术性的因素导致过度积累,比如资本家为了抑制工资上涨的势头而采用高度自动化的技术,从而导致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如富士康资本家正在做的用机器人代替工人),从而导致因为产能资本率下降而引起的产出资本率下降。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有效需求严重不足,资本家不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设备、厂房、办公楼等,从而导致现有资本存量的能力利用率下降,因而出现产出资本率下降。 后一种情况,即由能力利用率下降引起的产出资本率下降(进而导致利润率下降)最接近人们(以及木清同志)目前所谈论的“产能过剩”。但是,七十年代以后,人们在实际研究中发现,要准确地衡量整个经济范围的能力利用率,并不容易。资产阶级官方统计中没有这样的指标。在美国,联邦储备局发布历年的制造业能力利用率;但是制造业产值仅占美国全部经济产值的不到五分之一。中国连这样的指标也没有。即使有能力利用率的指标,除了明显的经济衰退时期外,也很难将其和整个经济的有效需求水平十分恰当地联系起来。因为能力利用率的变化可能受到需求水平以外其它因素的影响,比如机器需要检修、垄断资本家故意保持过剩能力以遏阻潜在竞争者等。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实际研究中,人们一般将产出资本率在短时期比较突然、比较大幅度的变化与能力利用率的变化联系起来,而将产出资本率在较长时期的、趋势性的变化与技术性、结构性的因素相联系。 图二显示了1929年至2014/2015年美国经济历年的产出资本率、利润份额和利润率变化的情况(利润份额的数据至2015年,其余两项至2014年)。图三显示了1980年至2014年中国经济历年的产出资本率、利润份额和利润率变化的情况。
【图二】 【图三】 首先看产出资本率(显示于右坐标)。1980年至1985年,中国经济的产出资本率趋于上升,至1985年达到了0.75,就是说每100元人民币的资本存量可以产生75元的经济产值;与美国同年的产出资本率相比(0.81),差距不是太大。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国的产出资本率趋于下降,至1993年下降到0.54。1999年至2007年,中国的产出资本率持续上升。2007年,中国的产出资本率达到了0.75。但是,在2007年以后,中国经济的产出资本率出现了持续、大幅度的下降,至2014年下跌到0.57,与美国2014年的产出资本率(0.84)相比,要低大约三分之一,相当于美国大萧条时期的产出资本率水平。但是,与美国大萧条时经济严重萎缩、四分之一的劳动力队伍失业的情况不同,中国近年来的产出资本率下降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非农业和城镇就业的迅速扩张以及实际工资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大幅度上涨,所以属于比较典型的由于资本过度积累导致的产出资本率下降,类似于美国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的情况(见图二)。 再看利润份额。利润份额是资本家的总利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率。这里说的总利润,包括资本家的利润、利息、租金等各种形式财产收入,具体来说,是用国内生产总值减去劳动收入总和(详见统计附录)、政府间接税和固定资本折旧。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在八十年代初曾经大幅度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导致包括利润在内的城市各部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下降。1983年至1988年,中国的利润份额从21%快速上升到近32%。1990年,利润份额一度回落到27%,此后又大幅度上升。1995年,中国的利润份额达到了近38%,相当于美国1995年利润份额(18%)的两倍以上。1995年至2010年,中国的利润份额一直保持在35%左右。然而,2010年以后,中国的利润份额出现了快速的、大幅度的下降,至2014年下降到了29%,与美国2014年的利润份额(20%)相比,仍然高9个百分点,但是,中国利润份额下降的趋势还在继续。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这是第一次在一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劳动收入份额大幅度上升和利润份额大幅度下降的情况,这不仅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而且可能将被证明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 利润率是资本家的总利润与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之比。1982年,中国经济的利润率曾经一度下跌到不足13%。1987年和1988年,中国的利润率超过了20%。1990年,中国的利润率回落到16%,此后趋于上升。2007年,中国的利润率上升到了27%,达到了中国完成资本主义过渡以来的最高点,比美国同年的利润率(15%)高出12个百分点。2007年以后,中国的利润率出现了下降趋势。2010年以后,在产出资本率下降和利润份额下降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加速下降。2014年,中国经济的利润率下跌到16.3%,已经低于美国同年的利润率(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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