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利润和阶级斗争 —— 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和矛盾

2016-6-21 01:19|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16964| 评论: 5|原作者: 李民骐

摘要: 中国的无产阶级，能不能解决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到目前为止尚未能够解决的历史性难题，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做成一番前人没有做成过的伟大事业，取得世界上其他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过的伟大胜利？用自己的伟大行动来回答这些问题，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利润率下降和经济危机

在木清同志的文章中，也沾染了现在资产阶级网络上一些虚妄浮夸的习气，轻率地谈论所谓“经济下滑”、“经济下行”之类。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可避免地要在不远的将来陷入严重的、不可克服的危机，但是它目前还处于扩张的阶段。虽然利润率是在下降的，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指标，如产出、就业、销售额等还是在增长的。我们要严格区分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在日常运行中的表现（包括某些地区、某些行业的局部衰退）与这些矛盾真正集中爆发的危机时期，否则就会干扰到我们对阶级斗争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

如上所述，在1995年至2010年之间，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低产出资本率、高利润份额、高利润率。到了2014年，中国经济的特点已经变化为超低的产出资本率、仍然高但是趋于下降的利润份额和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以美国为参照）的利润率。

2010年至2014年，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四年间累计下降了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约两个百分点。这个下降速度是十分惊人的。2010年至2014年的利润率下降中，大约有五分之三是利润份额下降造成的，另外五分之二是产出资本率下降造成的。

利润份额的下降反映了中国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2010年至2014年间，中国的利润份额下降了8个百分点，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了8个百分点。目前还没有2015年的数据。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目前所发布的数据，2015年与2014年相比，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4%；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9.1%，而全国人口增长了0.5%，所以全国居民工资性收入大约增长了9.6%；另外，农民工总量增长1.3%，农民工平均收入增长7.2%，即农民工工资总额大约增长了8.5%。根据这两个指标，劳动收入总和在2015年有可能增加了8.5-9.5%，比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快两到三个百分点。这大约意味着，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了约一个百分点、利润份额下降了约一个百分点以及利润率下降约0.5个百分点。

根据中国现在的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产出资本率在短期的变化趋势是比较确定的。2014年的产出资本率是0.57，相当于资本产出率（产出资本率的倒数，也就是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是1.75。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总投资减去折旧）现在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所以，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的年增长率约为11%（用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除以资本产出率），比目前的官方经济增长率（约7%）快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产出资本率和利润率都要按照每年约4%的速度下降。按照现在的利润率水平（约16%），这意味着利润率每年要下降0.6个百分点。

将利润份额的下降与产出资本率的下降相加，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在未来几年大约仍会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按照这个下降速度，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在五、六年内，就有可能跌破10%，也就是美国经济在大萧条最严重时期的利润率水平。虽然马克思主义不是算命先生，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利润率也不能简单可比，但是，还是可以说，利润率，作为一种可测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指标，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为多次以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大变化所验证。随着中国经济的利润率跌向10%左右，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重大、不可克服危机的可能性将会逐年增长，并且经过一定条件的积累，这种可能性将转变为确定性。这个结论是可以下的。

影响产出资本率的因素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产出资本率会比美国的产出资本率低大约三分之一并且仍在趋于下降？从统计上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并且将其与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结合起来，而不是笼统地、似懂非懂地谈论所谓“产能过剩”？毛主席教导我们：“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那是不行的。

产出资本率的倒数是资本产出率。资本产出率与马克思讲的“资本有机构成”有密切的关系。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长期发展趋势，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理论上和统计上都有很大的争议。概括地来说，在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围内，无法从理论上来说明，在长期为什么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速度必然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 因而资本有机构成必然趋于上升。人们只是从经验上发现，资本劳动比率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情况在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实际工资快速增长的时期比较容易发生。

从数学上说，如果已知经济增长率以及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暂且忽略固定资本与其他商品和劳务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则产出资本率在长期有一个确定的均衡值。就是说，给定上面两个条件，无论产出资本率是上升还是下降，在长期都会趋近于由上述两个条件所决定的均衡产出资本率：

均衡产出资本率 = 经济增长率 / 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以中国经济为例，中国现在的官方经济增长率约为7%，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因此按照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存量来计算的均衡产出资本率就是0.37（注意所采用的净投资指标要与所计算的产出资本率中所使用的资本存量指标相匹配）。中国现在实际的产出资本率是0.57，因此中国的产出资本率仍然会趋于下降，而且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不过，随着产出资本率的下降，如果净投资占产出的比例不变，就意味着资本增长速度逐步放慢（资本增长率 = 净投资 / 资本存量），资本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就会逐步缩小，从而产出资本率下降的速度也会逐步放慢，直至完全停止下降。这时，产出资本率就在理论上达到了均衡。

在上面的决定均衡产出资本率的公式中，均衡产出资本率与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成反比。所以，在经济增长率一定的情况下，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越高，长期的产出资本率就会越低。图四比较了中国和美国1980年以来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的情况。其中，中国的数据至2014年，美国的数据至2015年。

【图四】

近年来，美国的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即使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美国经济的繁荣时期（由信息技术革命引起的所谓“新经济”），美国的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也仅仅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左右。在上一次经济扩张的最后两年（2006-2007年），美国的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2009年，美国的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仅有国内生产总值的0.2%。在本次经济周期中，至2015年，美国的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才恢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4%。

按照人们想象的经典的资本主义形象，资本家虽然残酷剥削工人，但是在努力发家致富以后，除了个人享受之余，也用剩余价值的相当一部分来投入扩大再生产，扩大社会财富。与这种想象中的经典资本主义形象相反，现在美国资本家的总利润中，大约有90%都不再用于生产性的投资，而是用于资本家个人的挥霍浪费以及进行金融投机。就金融投机来说，美国资本家每年购买的政府债券、提供给居民部门的各种贷款，现在占到美国资本家总利润中很大的一部分，根据不同年景，分别占到美国资本家总利润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用于维持政府的赤字开支以及为工人阶级家庭购买住房、借债消费提供资金来源。

相比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倒是颇为符合“经典”的资本主义形象。中国资本家总利润中的相当一部分使用于生产性的资本积累。1980年至2005年，中国的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一般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0%至15%之间波动。1993年，爆发了一次投资“大跃进”，由于当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暴涨，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一度跃升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5%。2005年至2009年，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持续上升。2009年以来，这个比例一直稳定在20%左右。

为什么中国资本家要把总利润中这么大一部分（现在大约已经占到中国资本家总利润的三分之二）用于生产性投资而不是挥霍浪费掉或者像美国资本家那样从事大量的金融投机呢？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这里说一下笔者的初步看法。中、美资本主义在剩余价值使用方面的巨大差别恐怕反映了两个资本主义国家各自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不同地位。

美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霸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即在国际贸易中以较少的本国劳动交换较多的他国劳动）可以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围和半外围国家获得巨大数量的超额剩余价值，即在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生产出来、却通过不平等交换转移到美国等核心国家的剩余价值。即使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这种超额剩余价值，仍然使得美国有条件一方面维持本国劳动人民较高的物质消费水平，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以金融利润的形式保证美国资本家的投资仍然可以获得比较满意的利润率（见图二，美国资本家的利润率目前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最高水平，利润份额处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最高水平）。

与美国不同，中国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以从事出口制造业为主的半外围资本主义工业国。中国资本主义承担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工业生产以及实际的剩余价值生产的相当大一部分。中国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又有相当一部分转移到美国等核心国家。为了承担出口制造业的职能以及形成与之相配套的工业、交通等基础设施，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必须进行大量的实物资本投资，以此来满足世界资本主义对工业品的需要并保持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但是，为此就要求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维持超乎寻常的高投资率，而这种高投资率又造成了中国经济产出资本率的快速下降，进而又导致了中国经济利润率的快速下降。

除了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以外，影响中国经济产出资本率的另外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中国经济未来的经济增长率？在上面计算均衡产出资本率时，先假设了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不变，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势必要趋于下降。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到多少呢？

下面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核算来评估一下中国经济在长期“可持续”的增长速度。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核算依据的是资产阶级的生产要素价值论，本身是反动的。但是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借用这种方式来了解一些中国经济增长的统计趋势。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的来源可以分解为劳动增长的贡献、资本增长的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我把劳动增长的贡献进一步分解为农业劳动增长的贡献和非农业劳动增长的贡献。

图五说明了中国经济在1981年至2014年经济增长核算的情况。其中，在计算资本增长贡献时，资本量用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来代表，全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包括企业部门、居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固定资本存量。

【图五】

在图五中，每一年柱形图的总的高度代表那一年的官方经济增长率，其中每一种颜色段的高度分别代表某一种“生产要素”或者全要素生产率所贡献的增长率。比如，198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9%，其中，农业劳动增长的贡献（绿色）是1.4%，非农业劳动增长的贡献（红色）是0.9%，固定资本增长的贡献（灰色）是3.0%，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蓝色）是3.7%。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业劳动增长平均每年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约为0.5%。在1991年以来的各年中，农业劳动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且近年来多为负值，可以忽略不计。自1985年以来，非农业劳动增长贡献的经济增长率在一个百分点上下，约占中国多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的10%。

固定资本增长是中国最主要的经济增长来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固定资本增长的贡献占全部经济增长的30-60%；2001-2010年，固定资本增长的贡献占60-70%；2011年以来，固定资本增长的贡献竟然高达90%。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反映的是技术进步和制度改进。按照这一观点，中国经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经济增长是比较“健康”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占经济增长率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其中，199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竟然达到9.6%。2001-2010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仍然保持在2-3%，其中2007年达到5.6%。但是，自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六年中有三年下降。2011-2014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下降0.2%。

对于我们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目的来说，所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或下降的实际意义是，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时候，资本主义经济有可能同时满足工人阶级提高实际工资的要求和资本家提高利润率的要求，并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越高，资本主义经济就越可能实现较高的实际工资增长率或者较高的利润率增长率。当然，这种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的“利益”到底如何分配，要取决于具体的阶级斗争。

反之，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可能同时满足工人阶级提高实际工资的要求和资本家提高利润率的要求。这时，如果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继续增长，则资本家的利润率势必下降。或者，如果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增长，但是增长率很低，而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增长速度比较快，情况也类似，资本家的利润率也不得不下降。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同时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负增长、工人平均工资快速增长以及资本家利润率下降的情况。这种经济现象就是这里所做分析的具体例证。

在长期，当产出资本率趋于均衡，从而资本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一致的时候，经济增长率会趋近于一个长期“稳态”经济增长率：

长期“稳态”经济增长率 = 劳动投入增长率 +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 劳动收入份额

在中国，如上所述，农业劳动增长的贡献可忽略不计。集中讨论非农业劳动投入的增长率。中国的非农业就业人员已经达到全部就业人员的70%，以后如果每年非农业就业份额仍然上升一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增长1.25-1.4%（分别按照非农业就业份额80%和70%来计算）；另外，如果总的就业人员还能保持每年0.5%的增长率，与1.25-1.4%相加，就意味着非农业劳动投入每年可以增长1.7-1.9%。

若干与中国情况相类似的半外围国家（如波兰、巴西、韩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当非农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例超过70%、接近80%的时候，社会结构可能发生激烈变化，工人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物质利益以及更广泛政治、社会权利的斗争可能会高涨，进而导致全面的经济、政治危机。中国资本主义正在迈入这个“危险期”。即使中国的各种经济和政治矛盾在这个“危险期”中暂时不爆发，当非农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例超过80%以后，来自农业的劳动力转移也会显著减少，从而非农业就业人员增长速度会显著放慢。

如果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未来数年仍然没有起色，从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零或者是负数，那么中国的长期“稳态”经济增长率就不会超过2%。如果乐观估计，假设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能够恢复到1%左右，再假设劳动收入份额约为50%，那么中国的长期“稳态”经济增长率可以提高到4%。所以，中国的长期“稳态”经济增长率大约是2-4%。在各项假设的参数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逐步放慢，直至下降到“稳态”经济增长率的范围内。

这对于中国长期的产出资本率以及利润率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暂且假设企业固定资本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变，仍为19%。如果长期“稳态”经济增长率是2%，长期均衡产出资本率就会下降到0.11；如果长期“稳态”经济增长率是4%，长期均衡产出资本率也只有0.21。

即使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到10%，如果长期“稳态”经济增长率是4%，长期产出资本率也不过只有0.4，比中国现在的产出资本率（0.58）仍然要低大约三分之一。

如果中国工人阶级经过斗争，将劳动收入份额从现在的约45%再向上提高几个百分点，提高到50-55%，就可以将资本家的利润份额压低到20-25%。按照这样的利润份额以及0.4的长期产出资本率，中国资本家的长期平均利润率将仅有8-10%。历史经验证明，这样低的利润率（大致相当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大萧条时期的利润率）将无法保证资本主义的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

况且，企业固定资本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要从19%调低到10%，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要将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约10%，就需要相应地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这会直接导致资本家的利润份额和利润率下降。大幅度调低企业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还会妨碍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占领国际市场，乃至动摇中国作为世界主要制造业生产基地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