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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利润和阶级斗争 —— 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和矛盾

2016-6-21 01:19|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16946| 评论: 5|原作者: 李民骐

摘要: 中国的无产阶级,能不能解决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到目前为止尚未能够解决的历史性难题,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做成一番前人没有做成过的伟大事业,取得世界上其他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过的伟大胜利?用自己的伟大行动来回答这些问题,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中国属于主要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半外围国家。这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和基本矛盾。

            因为中国资本主义主要承担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制造业生产,这就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并且为无产阶级的集中和组织准备了各方面的条件。这个基本趋势,是由资本主义的一般发展规律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会以资产阶级政府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更不会因为一两部资产阶级法律的存废而受到影响。

            事实上,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在经过了资产阶级长时期的肆意剥削和压迫以后,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初步壮大起来。近年来,中国出现了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资产阶级斗争力量下降的局面。这种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反映在资本主义的国民收入分配上,就表现为劳动收入份额在近年来持续地、大幅度地上升。

            同样由于中国是主要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国家,这就要求中国的资本家将总利润中很大的一部分投资于工业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这就造成了中国经济中大大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进而造成了中国经济超低水平的并且仍然趋于下降的产出资本率。

            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而不是核心国家,属于剩余价值对外转移的国家而不是自世界其他地区向本国输入剩余价值的国家,因此,中国资本主义无法像美国资本主义那样通过从全世界剥削来的超额剩余价值来缓和内部的阶级矛盾并为资本家提供满意的利润率。在经济指标方面,这就表现为中国经济产出资本率的大幅度下降、利润份额和利润率的大幅度下降以及所谓“全要素生产率”的停滞或者负增长。

            因为上述这些变化,中国的阶级斗争出现了新局面,中国工人阶级即将面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在上世纪中后期曾经遭遇的困境。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有可能使资本主义的国民收入分配在一个时期内发生对工人阶级有利而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变化;但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暂时胜利,必然要导致利润份额和利润率的下降,并威胁到资本积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资本积累的危机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全面紊乱,并迫使资产阶级动员其所能动员的全部力量向工人阶级反扑。到目前为止,遇到了上述困境的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都以历史性的失败告终。能不能突破这个历史“怪圈”,是中国工人阶级即将面临的伟大历史挑战。

            最近一个时期,资产阶级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御用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媒体纷纷发表言论,叫嚣要进行所谓“供给侧改革”,要修改本来也没起什么作用的《劳动合同法》,还抓了几个工运积极分子。但是,仅仅靠这些小动作,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目前工人阶级力量上升、资产阶级力量下降的态势的。这是因为,目前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发展,靠的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宽容,也不是靠几部资产阶级法律,更不是靠少数各种政治派别的“良心人士”。从根本上来说,目前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发展,是中国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带来的,是中国人口结构、就业结构、阶级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以后必然要产生的结果,是因为中国农村的廉价剩余劳动力已经大大减少、产业后备军开始缩小,是因为中国劳动力队伍的无产阶级化,是因为在长期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在积累、阶级觉悟在提高、组织能力在增强。

            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上升,其原因是结构性的,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带来的,只要中国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经济扩张期,只要城镇就业、非农业就业仍然在增长,目前的阶级力量对比态势不会发生根本变化。综合目前各方面情况,资产阶级上层的决策人物,目前还下不了决心,通过主动制造大规模经济危机、大规模失业的办法来压迫工人阶级。在这种情况下,目前的各种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估计会继续下去,直至中国爆发真正的、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为止。

            两大阶级真正的决战应当在这种真正的、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根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初步的判断,即中国工人阶级在未来几十年的长期斗争中,有没有胜算?胜算几何?

            应当说,在未来的斗争中,在工人阶级方面存在着重大的不利条件。主要的不利条件,是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是无准备的。虽然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已经有了增长,虽然在现实阶级斗争中已经产生了一些斗争积极分子,但是真正站在阶级立场上自觉的(而不是从个人、小群体的直接经验和直接利益出发的)、尤其是能够认识到工人阶级长远利益和历史使命的积极分子还是很少数。过去二十年,中国的左翼进步力量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并且近年来出现了青年化的趋势,吸引了几乎全部的政治上有觉悟、有理想的青年(而不是一般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秩序中挣扎的青年)。自发的、没有外部资助的、政治上受限制受压迫却仍然充满活力的左派青年团体遍布全国,而右派(自由派)方面则几乎没有这样的团体。然而,这种左翼进步力量到目前为止几乎全部地局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结合仍然处于很初步的状态。

            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无准备决定了,在未来的重大斗争中,工人阶级不可能在短期内突破现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束缚,也不可能在短期内从政治上向资产阶级发动进攻,因而斗争必然是长期的。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这一重大不利条件,是主观方面的,因而是暂时的,是可以并且必然要在未来的斗争中随着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而逐步得到克服的。

            在资产阶级方面,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困难。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各国资产阶级不同,在未来的重大斗争中,中国资产阶级并不具备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条件。这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上升,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自身带来的;只要中国资本主义仍然存在、仍然发展,造成中国工人阶级力量上升的各项客观条件就不会消失,因而任何工人阶级的挫败只会是短期的、暂时的。

            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在核心国家、半外围国家,当工人阶级力量上升造成利润率下降和积累危机后,资产阶级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不是暂时的胜利),比较长久地恢复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条件,必须要寻找到一块新的地理区域,这块地理区域要能够提供相当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以及资本积累所需要的其他各项必需条件。在二十世纪晚期,中国提供了这样的地理区域。目前,世界资本主义无法在中国以外再寻找到一块足够大的地理区域,可以提供数量、质量都与中国的劳动力相当而且又足够低廉的劳动力队伍,并且还要提供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和政治条件。印度等地方,虽然劳动力数量巨大且廉价,但是在劳动力队伍的健康水平、文化水平、技能等方面落后中国约二十年;基础设施落后且资产阶级国家的运转效率低下;严重的能源、环境约束,从根本上排除了印度成为“第二个中国”的可能。

            由于资产阶级不能够对工人阶级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资产阶级只有寄希望于通过大规模经济危机,通过制造大规模失业,临时重建产业后备军的办法,来逼迫工人阶级退却。这种办法,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定会采用的,并且还可能配合以类似“休克疗法”的政策(比如,大幅度紧缩货币供给、提高利率、全面金融自由化等),主动加重经济危机,来增加工人阶级的困难。当资产阶级一开始采取这种办法时,也会是穷凶极恶、来势汹汹的。有些同志,可能会被资产阶级表面的嚣张气焰所迷惑、所吓倒,以为资产阶级已经占了上风,以为历史的车轮又倒转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这将是大可不必的。未来中国资产阶级的“休克疗法”,将被证明与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一样,看起来十分凶恶,短期内也极大地增加了人民的困难,但是归根结底,属于“兔子尾巴长不了”。

            经济危机不仅会增加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困难,也会增加资产阶级的困难,大批资本家将破产跳楼,其余的中小资本家也将惶惶不可终日,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会发生严重动摇。在危机期间,工人阶级除了开展广泛的经济斗争、反失业反欠薪以外,还可以将在岗工人的斗争与失业工人的斗争结合起来,迫使资产阶级政府向失业工人提供救济,增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财政困难。左翼进步团体可以参加到广泛的群众斗争中(不限于左派领导或者影响的斗争),将资产阶级的经济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加速资产阶级统治合法性的崩溃。通过这些斗争以及资产阶级自身的困难,来迫使资产阶级政府放弃“休克疗法”的政策,转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由于导致工人阶级力量上升的各种客观因素继续存在,一旦资本主义经济转入扩张,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就可以很快地得到恢复,并造成新的利润率危机和积累危机。

            这样,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就可以形成拉锯战的局面。在反复的拉锯战中,工人阶级将在广泛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得到锻炼,在斗争中将产生一大批觉悟大大提高了的工人积极分子;这些工人积极分子将与越来越大量的左翼进步分子有机地结合起来。工人阶级就将不仅成为一支强大的经济斗争力量,而且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斗争力量。

            不仅如此,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复拉锯斗争中,城市小资产阶级、其他劳动群众因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利益得不到解决,也将逐渐地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丧失信心和耐心。在政治上,他们将整批整批地向工人阶级靠拢,从而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资本主义联盟创造条件。这样的联盟一旦形成,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就将发生对工人阶级根本有利的变化。

            在整个的两大阶级拉锯搏斗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的具体统治形式是无关紧要的,不是影响两大阶级力量对比的基本因素。资产阶级的任何统治形式都解决不了未来中国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

            概括来说,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之间在未来的重大博斗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有严重的困难。无产阶级的困难是主观方面的,是暂时的,是可以在斗争中逐步克服的;资产阶级的困难是客观方面的,是长期的,是由中国资本主义的根本特点所决定的,因而是不可克服的,并且资产阶级的困难必将随着斗争的发展而日益加重,直至将资产阶级的统治完全压垮为止。

 

统计附录:1990年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近年来,关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趋势和原因,在主流经济学界和左翼进步学界,都产生了相当的争议。去年以来,楼继伟等高级官员多次发表言论,认为劳动收入份额上升是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主张“劳动力市场灵活化”,《劳动合同法》要照顾资方,工资增长不得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等。

            对于楼继伟的观点,很多左翼进步学者和积极分子都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大体上是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不仅不“僵化”,而且对资本家根本就没有什么管束,《劳动合同法》也没有起到它本应发挥的作用;中国工人工资近年来的上涨主要是物价、生活成本上升造成的,资本家的利润率下降主要是产能过剩带来的,等等。另外,在左翼学者内部,对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具体情况及其原因,也有不同意见。

            在这篇统计附录中,我将详细介绍我个人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利润份额和资本产出率(即产出资本率的倒数)的估计并进一步说明如果通过所观察到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来考察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

            因为不是正式的学术论文,而只是讨论文章,对于数据来源和参考文献等,只做一般性的介绍,不做具体的、符合学术标准的引用。我个人对相关数据来源的真实性负责。

 

关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几种估计

            所谓劳动收入,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者通过出卖劳动力而获得的工资、福利或者从事主要依靠自身和家庭成员的劳动、不剥削他人或者仅有少量剥削的小生产活动而获得的收入。与之相对立的,是资本家通过资本主义经营和投资活动而获得的利润、利息、租金等,統称资本收入。

            所谓劳动收入份额,指的是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入总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资本主义的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中,按收入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了包括劳动收入、资本收入以外,还包括政府间接税(如关税、增值税、销售税)和固定资本折旧。

            由于中国官方国民收入统计的不完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统一的、来自官方统计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估计。无论在主流经济学界还是在左翼进步学界,目前也还没有一种普遍接受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估算方法。

 


【图六】



      图六比较了几种不同的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计算方法。其中,前四种直接来自于官方数据,最后一种(各部门工资和劳动收入加总法)则是笔者以官方原始数据为基础估算的。下面简要地说明一下各种官方估计方法的结果以及相互之间的优劣。

      官方方法中的前三种,分别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资金流量表、投入产出表、收入法地区生产总值。其中,资金流量表包括2000年至2013年间的各年数据(资金流量表在2000年以前的数据与2000年以后的数据在统计口径上有很大的不一致,这里不再考虑资金流量表在2000年以前的数据)。收入法地区生产总值(即按收入法计算的各省市自治区国内生产总值)包括1993年至2014年间的各年数据。投入产出表则是自1990年开始,每隔两至三年发布一次,目前发布的最后一年是2012年。

      上述三种方法,都分别发布各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增加值之和)。投入产出表和收入法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发布增加值之和或地区生产总值在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即资本收入)、生产税净额(即政府间接税)和固定资本折旧之间的分配;资金流量表则仅发布劳动者报酬和生产税净额。原则上,只要用劳动者报酬除以国内生产总值(或增加值之和)就可以得到劳动收入份额。对于数据缺失的年份,则假设劳动收入份额在最靠近的两个有数据年份之间取直线变化。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各表所公布的历年国内生产总值(或增加值之和)与国家统计局现在公布的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并不一致。所以在计算劳动收入份额时,要分别与每一种方法自身所使用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相一致。

      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2002年至2011年由近54%下降到47%2013年,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回升到51%

      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1992年至1995年约为45%1997年突然出现大幅度上升,2000年至2005年趋于下降,2007年以后趋于上升。以往,因为投入产出表与资金流量表的统计口径不一致,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大多数年份都显著低于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然而,在2012年,二者的统计口径似乎已经调整为一致,因而根据两个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均为49%

      根据收入法地区生产总值加总计算而得的劳动收入份额,其统计口径也发生过变化,而且各省市自治区调整统计口径的年份还不一致。概括来说,按照收入法地区生产总值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1997年至2010年间的变化趋势与投入产出表大体一致,近年来则稳定在45-47%的水平。

      上述三种计算劳动收入份额的官方方法,依据的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概念,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也都无法在经过批判分析以后有效地用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上述三种方法,在以往各年都发生过统计口径的变化,并且各自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水平和变化趋势并不一致。这就使得研究者无法运用现有数据对不同时期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此外,上述三种方法虽然公布了按照各自方法所计算的劳动者报酬总额,但是他们各自所采用的劳动者报酬的具体定义、组成成分和详细数据来源却并不公开。其他研究者对于这三种官方方法的数据合理性和可靠性无法进行独立验证,因而也就很难展开有学术意义的讨论。

      官方方法中的第四种,是以国家统计局的城乡居民住户调查为基础,另行计算劳动收入总额。国家统计局在居民住户调查的基础上,分别发布历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将上述各项分别乘以历年的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然后再加总,就可以得出劳动收入总和;然后再除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就可以得到劳动收入份额。

      按照居民住户调查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包括1985年至2014年间的历年数据。按照这种方法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幅度下降,由1990年的48%骤减为1993年的40%;此后,一直到2003年,基本保持稳定;2003年至2011年,趋于下降,至2011年下降到不足34%2013年,因统计口径变化,按照居民住户调查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到32%2014年回升到33%

      居民住户调查,其可靠性,受到选取样本以及被调查者提供情况真实性的影响。如果选取的样本不具备代表性,就可能高估或者低估劳动收入。另外被调查者可能隐瞒一部分真实收入,或者隐瞒收入的真实来源,比如将一些非劳动收入划入劳动收入的范围。从长期平均的观点来说,这些误差可能会相互抵消,但是在短期、在局部,可能导致与真实情况比较大的偏离。

      下面会详细介绍笔者所采用的估算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方法(各部门工资和劳动收入加总法)。其基本意图,是以官方统计数据中相对最为可靠、同时也覆盖最多就业人口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和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为基础,尽可能采用自1980年以来统计口径始终一贯的指标,分别估算各类就业人员的劳动收入,最后再加上单位(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和其他福利等未向劳动者直接提供的劳动报酬,从而得出劳动收入总和。

      通过保持统计口径前后一贯,就可以对各个年份、各个时期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有意义的对比,进而结合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展开分析。为此,首先要说明中国开始向资本主义过渡以来在就业结构方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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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引用 yiou 2016-8-20 16:16
谢谢。我必须用word下载慢慢看,提高识别能力。再次谢谢:)
引用 redchina 2016-6-3 23:48
这篇关于“工资、利润和阶级斗争”的长文,在发表后得到一些读者意见。作者根据读者的意见对有关数据、内容又做了一些修改,将主要的相关数据分析向前推进到了1980年,对于产出资本率、利润率做了较大修改,并修改了相关文字,特别是在附录中增加了1952年以来的资本产出率内容。以上,对于我们正确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目前矛盾的实际情况及其发展趋势,都有重要意义。另外,并答复了05txlr同志的评论。所以将其重新推荐到显著为止,利于进一步讨论。
引用 redchina 2016-6-3 23:35
05txlr: 请教李民骐同志: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 ...
05txlr 同志,谢谢评论。不要那么客气,一起讨论。
你所引用的马克思这几段话,在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都有讨论。其中第一段,当然说的是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几种生产方式,但是不等于说世界上每一个地方、每一种文明都必须要经历那几种阶段。至于什么是亚细亚的、什么是古代的,到目前为止并无定论。你所引用的第二段,专指的是与商品生产相联系的生产方式,而并不是在某一历史条件下占主要地位的生产方式。比如,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一般来说,当然是与小农民、小市民相联系的,但是这样说,就没有考虑到中国当时占主要地位的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地主阶级剥削基础上,政治上又以中央集权帝国为基础,后者并且发挥重要的经济职能。中国自秦汉至明、清初的生产方式,显然不是欧洲式封建社会。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也不尽然(05txlr 同志想必熟悉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的一些相关讨论)。称之为“中国式封建社会”也不过是权宜之计。总之,还是要根据历史情况严肃地、实事求是地讨论。
引用 05txlr 2016-5-24 08:51
请教李民骐同志: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后来,他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章中说的:“作为商品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
    再加上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高级阶段”。
    ——这可不可以算是马克思的“一切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五阶段’社会发展论”?
    即:“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的五种生产方式、五个社会发展阶段? ...
引用 redchina 2016-5-16 01:23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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