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利润和阶级斗争 —— 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和矛盾

估算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与投入产出表比较

            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一个问题是，笔者所估算的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是否大致符合历年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实际水平，还是可能存在显著的低估或者高估？

            从图六中可以看出，在1990年以后的绝大多数年份里，笔者所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水平上要显著低于按照官方的资金流量表、投入产出表、收入法地区生产总值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据此，有左翼学者在内部讨论中提出，笔者所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大大低估了中国经济实际的劳动收入份额水平（需要说明的是，笔者现在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这位学者的意见，对原来的劳动收入份额估算做了改进，改进的结果使得所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1990年以来的各年都有所提高，但是仍然显著低于上述三种官方方法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

           三种官方方法中，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始终偏高。即使在2000年调整统计口径以后，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仍然保持在50%左右。近年来，固定资本折旧与政府间接税两者相加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如果劳动收入总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那么资本家的利润总额就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3%。如果再扣除资本家所缴纳的所得税（近年来，企业所得税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资本家的税后总利润将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考虑到近年来中国的企业部门固定资本净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如果资本家的税后总利润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就意味着中国的资本家要将他们的全部收入都用于资本积累，而不保留任何收入用于奢侈消费。这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实际行为显然是不相符的。如果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只有23%，那么，根据中国现在的产出资本率，中国经济的利润率将只有13%。这大致相当于美国经济在2008年经济危机时的水平，并且显著低于美国经济现在的利润率水平。这与目前中国经济仍然保持快速资本积累的实际情况，也是不相符的。

            按照收入法地区生产总值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受到各省市自治区在不同的年份分别对统计口径做不同调整的影响，且按照各省市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加总所获得的全国地区生产总值与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两者之间有很大的误差。这里对按照资金流量表和收入法地区生产总值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不再讨论。下面集中探讨笔者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差别。分别从2005-2012年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两个时期来讨论。

            如上所述，在2005-2012年间，笔者所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按照投入产出表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差别，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的不同估计。按照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说，与笔者所采用的农村家庭经营收入相比，投入产出表所采用的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在2005年高出28个百分点，在2007年高出39个百分点，在2010年要高出47个百分点，在2012年高出56个百分点（见图八）。农业在2005年、2007年、2010年、2012年占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11.7%、10.4%、9.6%和9.5%。所以，由于投入产出表对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的高估，所导致的对以上各年劳动收入份额的高估分别为3.3%、4.1%、4.5%和5.3%。

            2005年、2007年、2010年、2012年，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笔者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相比，分别约高出4%、5%、11%和9%。所以，在2005年和2007年，如果消除了对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不同估计的影响，则笔者所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按照投入产出表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到一个百分点以内。

            在2010年和2012年，对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的不同估计大约可以解释两种劳动收入份额之间40-60%的差距。从2007年到2010年，按照投入产出表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突然从41%增加到47%，在三年内增加了6个百分点，到2012年又增加到49%。这种突然变化，与可观察到的各种工资、劳动收入指标均不相符，只能用统计口径的重大变化来解释。有很大的可能，在2010年和2012年，投入产出表改为采用与资金流量表一致的统计口径（因而二者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也几乎完全一致）。所以，在2010年和2012年，笔者所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按照投入产出表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差别就基本上可以从二者对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的不同估计以及投入产出表自身统计口径的变化中得到解释。

            概括来说，在2005-2012年期间，如果投入产出表没有发生统计口径变化，如果投入产出表对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没有高估，则笔者所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投入产出表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其他部分大体一致，不存在低估或者不存在显著的低估。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则属于另外一种情况。首先，在整个九十年代，笔者所采用的农村家庭经营收入与投入产出表所采用的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各自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体一致，没有显著差别。所以二者的差别不能用农业部门劳动者报酬的差别来解释。

            在1990年和1992年，笔者所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与投入产出表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非常接近，上下相差仅一个百分点（见图六），说明在这两年，二者所采用的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应当基本一致。到了1995年，按照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比笔者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高了5个百分点。到了1997年，二者之间的差距扩大到了13个百分点；到了2000年，又扩大到了14个百分点。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有两个可能性。一是1995-2000年的投入产出表中包括了某种笔者没有发现的特殊的劳动收入来源，并且这种劳动收入来源的重要性在1995年以后突然扩大，然后到了2005年又突然消失。如上节所述，笔者所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已经覆盖了全部就业人口，并且考虑到了各个部分就业人口的各种形式劳动收入，除了直接劳动报酬以外，也估算了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和其他福利。即使会有一些误差，很难想象误差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几个百分点。并且，笔者所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确实与投入产出表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1990年和1992年很接近；在扣除对农业劳动者报酬的不同估计以后，在2005年和2007年也很接近。因此，在上一节已经列举的各种形式劳动收入以外，再“发现”新的重大劳动收入来源乃至其规模可以大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这种可能性可以说等于零。

            这就只剩下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在此期间，投入产出表的统计口径，又发生了某种令人难以理解的重大变化。在有更多的信息之前，我们只能猜测。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大规模私有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过程中的混乱时期，国家统计局能够有效统计的单位数量大大减少了，非正式经济部门迅速膨胀。于是，国家统计局在制作投入产出表时一度将所有已经确定为是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但是又没有有效统计数据说明其收入分配结构的经济产出统统视为劳动者报酬。比如，1997年至2000年，按照笔者估计，城乡非正式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9%-11%，城镇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左右；两者相加，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是11%-13%，如果再加上相当于工资总额10%的职工福利，就是12%-14%。如果“营业盈余”（资本家的利润、利息等收入）与劳动者报酬基本相当，那么非正式部门的营业盈余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14%。如果这部分营业盈余被投入产出表计入了劳动者报酬，就正好可以说明与笔者估算的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