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批判“决议”

    2、否认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斗争

    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是真、假马列主义的试金石。这也是鉴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比较直观的方法。“决议”鼓吹：“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抓阶级斗争、而是发展生产力”。 这里的“主要任务”，实质是唯一任务，阶级斗争沒有了。自“决议”公布至今，不仅从实践到各类宣传，阶级斗争不见了，而且成了走资派攻击毛主席“极左”的把子。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可以概括地说，就是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学说。人类的整个活动，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生产力；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称生产关系。整个人类历史，生产力始终不断向前发展；而生产关系基本上阻碍生产力发展，只有当新生的革命力量，推翻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反动的力量后，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这之后一较短历史时期较适应生产力发展，甚至对生产力发展有推动作用。但很快新的生产关系又变成阻碍生产力发展，而后再有更新的进步力量革命，……。这一由新的剥削统治阶级代替旧的剥削统治阶级，这样周而复始，这就是我们几十年来经常见到的“周期律”的全部内容。马列主义认为只有无产价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才能、应该能防止这个“周期律”，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生产关系，促其始终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不阻碍生产力发展，处理得好还对生产力发展有促进作用，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即避免“周期律”的重演。所以，《共产党宣言》、“歌际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都一致强调无产阶级要为消灭剥削和压迫而斗争。说白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斗争的目的，主要就是调节生产关系，防止重蹈历史“周期律”。 “决议”说，经过土改、对工商业等社会主义改造，阶级不存在了。但是“决义”不承认这些人还在，心不死；更有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混进党内的走资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还存在。谁胜谁负的问题，并不有解决。

    然而“决议”胡诌合作化等违背八大路线：“落后的生产力，同先进的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而否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否定阶级的存在。这是“决议”赤裸裸的反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谬论。

    邓小平的所谓八大路线，即指1956年9月，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抓阶级斗争、而是发展生产力”。

    本人翻阅了有关一些资料，发表了“评邓小平‘恢复八大路线”的文章。经查实，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上述这段文字，是临开会前约40分钟，刘少奇、邓小平未经大会主席团审议、未经毛主席审阅，而私自塞进去的私货。然而，起草该八大决议的禾乔木，在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为迎合邓小平，而编造了八大决议经过了毛主席“审阅同意”的谎言，掩盖了刘、邓塞进的私货这一历史真相。慌言编造得十分离奇：“禾乔木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两人去找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40分钟内，不仅找了两位领导审阅，康生还拿岀了修改意见，毛主席还“琢磨了半天”，再打印出来，再送到离中南海约数公里的政协礼堂，在大会上宣读，40分钟内干这么多事、而且转这么大圈子。不仅仅从有限的40分钟干这么多事，几近神话，无法解释，太不合情理。而且一个职业最高层秘书岀身的禾乔木对如此重大事，竟拿不出毛主席、康生阅后谈话记录或亲笔批示；还无任何旁证，似乎毛主席、康生都孤独而居、旁若无人，合逻辑吗？。

    陈伯达：“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沒有，9月27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沒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 (原文注：根据档案记载，毛泽东于27日下午1时10分至1时50分在中南海游泳池。陈伯达和胡乔木就是在这个时候将修改后的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的。这时离大会闭幕式开会只有一小时<注：仅40分钟>)、 “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 (参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上册第537页)。

    1967年11月5日，毛主席：“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参见远方出版社《高层政坛恩怨》第28页)。

    从上可见，邓小平高举了好多年“八大路线”，直至他两腿一伸去见了赫鲁晓夫，事实上是他和刘少奇塞进的违反八大路线的私货。

    从理论上，人类历史上，至今沒有出现过先进的生产关系，先进到了让生产力赶不上的程度。刘、邓在1958年大跃进也只是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和搞以县为单位的全民所有制大公社，但很快就被毛主席、中央否定了。何况刘、邓这些冒进还是1956年八大以后两年的事，同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毫不相干。

    1956年召开八大时，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农村搞初级社，即中央推广山西省农业合作化的成功经验。所谓初级社，即农民自愿组织起来，土地、大型农具、耕畜入股参加分红(占分红百分之几的比例)，主要按劳动工分多寡分红。既体现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原则，又照顾了入股的土地、农具、耕畜等获得一定报酬。农村这一新型生产关系，尽管中华民族自有阶级社会以来，是一新鲜事物；但充其量仅比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略进了一步，何谈先进的生产关系、落后的生产力。这是无中生有，客观不存在的事。

    如果再看看邓小平篡权后贯彻他创造的“八大路线”的情况：

    在农村以安徽小岗村为“典型”，解散人民公社而分田到户单干，不到5年，小岗村两极分化十分严重，那个叫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分田单干的积极分子、原生产队干部，贪污10来万，发家致富；大多农户欠了债，少数又打起凤阳花鼓讨饭。即便从省内、外无偿调进约2000多万人民币，平均每户约100多万，如此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虽已远超过刘、邓在1958年大跃进刮的“共产风”，但并沒有能挽救小岗村分田单干以失败告终的命运。

    又如邓小平树造的广东深圳特区这个城镇反面典型，大量文章揭露了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一平二调“共产风”制造的这个典型，就是当前充分暴露的深圳富士康公司那种反动官僚独霸一方的最腐败、反动的场所。任从容同志在“陈云薄一波等中顾委老干部有先见之明”中说：“就在解散顾问委员会以后，中央下发了一个有损顾委形象的文件，传达到基层党组织，内容大意是：中央组织了顾问委员会成员到深圳特区去参观，以展示改革开放伟大成就，没想适得其反，这些人参观后，回到北京，在讨论会上许多人放声痛哭，资本家在深圳都神气起来，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资本主义已经在深圳复辟了，一推广，全国以后都会成为这个样子，我们几十年的流血奋斗，换来的就是这样的社会吗？他们的言论受到x公的痛批‘政权不还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吗，公有制经济不还占主体地位吗。’‘于是决定撤销顾问委员会，叫你发牢骚都没地方发。”而事实是，委员们看深圳复辟了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气愤难消，怕他们在顾问的位置上，把深圳的反动、腐败公诸于众，邓撤销了中顾委。而并非是：“据官方文献报道，中央是应顾问委员们的要求于1992年解散了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完成了新老干部交替的伟大历史使命，光荣的自动解散”。发生在深圳这些血淋淋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的“八大路线”的反动性，而且证明了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不仅存在，还十分尖锐。

与这些相对应的是：顶住了“决议”和分田单干妖风的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等，坚持了人民公社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取了举世公认的卓越成就。尤其是南街村，至今几十年如一日，高唱东方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明灯。真正做到了老有所养、少有所学，人们富裕、幸福。找不到那些分田单干的地方发生的那些不可言状的腐败、堕落、吃喝嫖睹、黑社会等一切污泥浊水泛滥的问题。正如华西村吴仁宝同志所说：在分田单干的地方，“一个党支部，顶不上一个巫婆” 。所以我曾经发表发章说：邓小平分田单干对农社会主义革命造成的损失，在50年内，赶不上当今南街村、华西村的水平，何况差距还在继续扩大。总装备部有的领导称：国防科技落后西方国家50年。

    可见，邓小平以不经八大主席团讨论通过、不经毛主席审阅，而塞进私货：“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抓阶级斗争、而是发展生产力”。而作为否定“文革”以及1956至1976年毛主席去世整个这段历史的路线，而成了“决议”及其后邓小平们高举的所谓八大路线。不仅在哲学上是反马列主义的主观唯心论；而且叛卖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伟大理论；同时邓小平自己的实践，更证明了他的“八大路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