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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之命运》(附毛主席关于公布该文的指示)

2016-8-7 19:02| 发布者: 燧鸣| 查看: 2737| 评论: 2|原作者: 陈伯达|来自: 《毛泽东文集》、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陈伯达原文

摘要: 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各方面。


关于公布《评<中国之命运>》一文

毛泽东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必武[1]:

    此次反共高潮之近因,一由于国际解散[2],二由于相信日将攻苏故蒋[3]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以军事压迫逼我就范。事机不密,为我党揭穿,通电全国,迎头痛击,于是不能不竭否认(如胡、徐[4]等复电),尽量敷衍(如对周、林[5],并稍示和缓(边境已有两个师后撤)。但实际上目前军事准备决会放松,政治压迫亦必会加紧(如七七封锁新华[6]日前检查渝办[7])。我为彻底揭穿其阴谋并回答其自皖变[8]来的宣传攻势计,除已发之通电及解放社论[9]外,并于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10]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各方面。为此目的,望注意执行下列数事:


  一、文广播后,设法秘密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散布。

  二、报馆[11]中,以此文作为课本,进行解释讨论。

  三、文发表后的各方面影响,并将国民党回驳此文讨论。的文章择要电告,并全部寄来。

  四、新华尤其群众[12]可用其他迂回办法揭露中国法西斯的罪恶(思想、制度、特点和行为)。

  五、其他技术问题由恩来电告。

  毛泽东

  马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

  注  释

  [1]必武,即董必武(一八八六——一九七五),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2]参见本卷第23页注[1]。

  [3]蒋,指蒋介石。

  [4]胡,指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浙江孝丰(今属安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徐,指徐永昌(一八八七——一九五九),山西崞县(今原平)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

  [5]周,指周恩来。林,指林彪,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一九四二年九月作为中共谈判代表动身赴重庆,一九四三年七月回到延安。

  [6]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晚至七日上午,国民党当局为禁止《新华日报》刊登《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派军警包围了报馆。

  [7]渝办,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8]皖变,即皖南事变。一九四一年一月,新四军皖南部队九千余人在北移过程中,遭到国民党军队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经七昼夜浴血奋战,除二千余人突出重围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押。

  [9]通电,指一九四三年七月九日延安民众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发出的《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社论,指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起草的社论《质问国民党》(《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3——909页)。

  [10]陈伯达,当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他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在《解放日报》刊出。

  [11]指新华日报社。

  [12]指《群众》杂志。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陈伯达同志《评<中国之命运>》一文,本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并广播两次。各地收到后,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校对勿错),使党政军民干部一切能读者每人得一本(陕甘宁边区印一万七千本),并公开卖。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南方局应设法在重庆、桂林等地密印密发。华中局应在上海密印密发。其他各根据地应散发到沦陷区人民中去。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发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应乘此机会作一次对党内党外的广大宣传,切勿放过此种机会。

中央宣传部
午马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评《中国之命运

                          陈伯达著

该文原载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根据陈伯达个人回忆,该文原拟作为《解放日报》社论发表,后经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序言部分前两段为毛泽东同志本人所写,以陈伯达个人名义发表。


   序言: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国之命运》还未出版的时候,重庆官方刊物即传出一个消息:该书是由陶希圣担任校对的。许多人都觉得奇怪:蒋先生既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什么要让自已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商京汉奸群体、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汗精卫千丝万缕地纠合在一起的臭名远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难道国民党中真的如此无人吗?《中国之命运》出版后,陶希圣又写了一篇歌颂此书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这又使得许多人奇怪:为什么中央周刊这样器重陶希圣的文章?难道蒋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圣的文章去传布不成?总之,所有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们的惊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中国之命运》丛书既是以蒋介石先生的名义出版的,就因蒋先生的关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此抗战处在重要关头的时候,大家想蒋先生在这个时候出版这本东西,应该是对于如何准备对敌反攻、配合盟国作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重大问题,有所指陈。因为尽人皆知:今日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是抗战,而不是其他。似大家读到《中国之命运》后却不免大失所望,原因是那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和人们所期望的都相反,而且关于抗战问题,在全书二一三页当中,只占了十二页半。全书的中心是谈内政问题。一言蔽之,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实际上主张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或新专制主义(虽然形式上仍戴着“三民主义”的帽子),因此使人们大失所望!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素来鄙薄那种掩盖自己政见的人,蒋先生并不掩盖自己的政见,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蒋介石先生此书是不同意的。我们既有不同意见,我们就有责任把自己的意见公开出来,以求国人之审察。蒋先生也说过:如有人认为国民党的“行动或态度有什么错误,那就应该来纠正他,来补救他”,那么,好吧,我们就提出意见来和作者及读者商讨,这应该是完全必要的事。因为蒋先生此书所讨论的,是关系于中国之命运,关系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故不但每个共产党员应该十分注意,绝对不能忽视,而且是每个中国爱国人民都应十分注意,绝对不能忽视的。近日国民党方面竟在图谋“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中国国民党指导的中央通讯社业已公开发布了这个消息,可谓到了怪论百出的时期,我们共产党人自然不能默尔而息。但这种怪论是有根据的,只要一读《中国之命运》,就可找到这种根据,因此使我们更加不能默尔而息。本文所批评的,限于书中的几个根本观点,至于书中的其他观点以及对于许多观点的详尽批评,只好俟诸另文及别的同志的著作。作者及读者乃至任何爱国人们,如果对本文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希望提出辩论。真理是不怕辩论的,怕辩论的就不是真理。无数的国民党刊物,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批评得一塌糊涂,我们至今还没有回答。现在就以蒋先生此书为契机,发表我们共产党人的意见吧。


(—) 关于中华民族

蒋先生此书对于中华民族的了解,和本来的历史真实情况完全不相符合。此书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是“同一血统的人小宗支”。民族血统论,本来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蒂就是拿这类怪论去作为进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的。不料蒋先生也以血统立论,实属怪事。这类怪论,决不能解释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平日我们习用的所谓“中华民族”,事实上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这本来是不用多辩的

清朝末年,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革命党人的反满运动,就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举行的。而且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人会宣言,就明明白白写过:“中国境内各民族”。否认这种见解,等于否认孙中山先生及其主义,作者以中山先生信徒自命,但却别开生面,承认中国只有一个民族,这是很可骇怪的意见。按照作者的见解,则孙中山先生称辛亥革命为民族革命,这不是无的放矢吗?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要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这又不是无的放矢吗?蒋先生的意见,不明明是和孙先生的意见相违背吗?

我们请研究一下:汉族和蒙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义”吗?汉族和藏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义”吗?汉族和西来的回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苗族瑶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罗罗〔1〕和夷人又都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出自何经,据于何典,这是从那里考证出来的?

作者引了诗经“文王孙子,本支百世”的句子,难道现在中国诸民族都是文王的孙子吗?凡此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常识,并不需要什么高深学问才能理解的问题,作者违背了这点常识,故弄得毫无是处。在此问题上,作者还提出所谓“婚姻的系属”,但是我们也请研究一下:难道汉朝王昭君出塞,不要忘记呀,这段历史曾经是汉民族统治者向匈奴民族统治者送美女去委曲求全的一段悲剧),就使得匈奴变成了汉民族的“宗支”吗?难道唐朝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即今之西藏),就使得藏族变成了汉民族的“宗支”吗?若然,则近代许多中国人(其中包括现在国民党的某些要人)娶了日本女人做妻子,中华民族也可以算成日本民族的“宗支”吗?

把中国国内各民族做那种解释,则全部中国历史都变成一堆不可了解的糊涂帐。如果照那种解释,则汉时代汉民族和匈奴的战争,就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或者说是大小姓的冲突吧)。五胡乱华、南北朝那时代双民族与各民族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唐时代汉民族和回纥、叶蕃、沙陀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五代时汉民族和契丹的战争,宋时代汉民族和契丹、西复、女真、蒙古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明时代和蒙古、满洲的战争,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战争,而只算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太平天国和同盟会反满的战争,也就都不是民族的战争,而只是一个民族内部的战争了。若然,则岳飞、文天祥、陆秀夫、朱元璋、徐达、袁崇焕、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李秀成、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以及孙中山先生……这一切在汉民族史上可歌可泣、而为汉民族和中国河山生色的历史人物,不就都成为一批毫无意义而死去的愚夫愚妇吗?而石敬瑭,张邦昌、刘豫、秦桧,洪承畴,曾国藩、张勋……这一切万恶不赦的汉奸,不又大可以“登庙堂之上”,而,受俎豆于千秋”吗?按照作者外行民族的解释和历史的渲染,则全部中国历史,必须完全推翻,而我们民族也寄托于乌有。

蒋先生说:“至于各宗族历史上共同的命运之造成,则由于我们固有的德性,足以维系各宗族内向的感情,足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德性。”我们也请研究一下:根据前面所列举的史实,我们历史上的民族斗争,曾经那末残酷,那末无情,如果现在按照作者所说,那又将作何解呢?是的,历史上汉民族在反对异民族侵入的时候,是有两种人的根本分别的,一种人广大民众,他们流血牺牲,抗拒外患,虽保卫祖国与光复旧物的基本动力;另一种人则是一些腐败的统治者,他们在异民族侵入面前,时常采取“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政策,甚至以“人子之尊”向异民族的侵略者称臣、称子、称侄、称孙,而每年贡纳很多银帛、杀戮抗战的大将,以求取得其宠辛〔幸〕(最好请看五代和宋朝的历史吧),这些皇帝和臣宰们时常拿出什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所谓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这些法宝来驾驭人民,大概他们对于异族侵略者的这种行径,也就算是实行了他们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及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德性吧,但是,这些行径,对于我们民族,又有什么值得夸耀呢?

照科学的了解,民族的特征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经济的联系件)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结构,民族的斗争是社会分化为阶级后的历史结果,民族的斗争不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也不会永远要存在,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战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是“为人类的永久和平而战”。不仅如此,在人类大同还没有实现以前,某些本来曾经是互相斗争的民族,们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也竟可能同化起来,变成一个民族,比如:中国以前入居中原的许多民族,都在中原和汉民族同化了。今天,满民族在事实上也已同化于汉民族了。但这决不是由于什么汉民族的“固有德性”,而是由于他们在内地和汉民族混居,汉民族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后来并且在政治上,都比较他们先进,比较他们占优势,而在人口数量上也较优越,这样就在长期的残酷斗争中逐渐地同化起来了。

现在是科学昌明的世界。民族历史必须按照科学去解释。法西斯主义曲解民族历史、削改民族历史、捏造民族历史的伎俩,决不足为训,如果拿这种东西作为国民的教本,就会愚弄国民。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所以要捏造这种单一民族论,其目的就在于提倡大汉族主义,欺压国内弱小民族。我们汉民族本来也是一个很弱的民族,正应和国内一切弱小民族进行平等的民主的联合,才能共同抵抗侵略者。如果我们一方面抵抗侵略者,另一方面又要拿大汉族主义去欺压国内其他弱小民族,那就会给敌人以利用的空隙,而不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事业。这是每个头脑清醒的中国人所应该注意的。

中国和外国的一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总是盗窃“民族”为私有,好象民族即朕,朕即民族。请研究一行:民族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我们这民族的绝对大多数不是工农群众吗?如果没有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民众,我们民族从何处得到衣食住,从何处组成抗战的军队,又从何处有文化?工人农民不正是民族的主体吗,不正是他们的利益才和民族的利益完全一致吗?不正是他们才真正配得代表民族的名义吗?

而其他的人,反对工农大众的人,却自称是民族的代表者,不就是一种篡窃吗?既然劳苦大众是民族的主体,那末,只有劳动人民至上才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不是很明显的道理吗?把劳动人民看成至下,这不就是把民族看成至下,把国家看成至下吗?

谁是民族的主体?答复这个问题,才解释得了民族这个问题,才解释得了民族的力量的问题,才解释得了我们民族的组成以及过去所以衰而复兴、亡而复有的问题,才解释得了如何准备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问题(即要不要动员民众、实行民主的问题),才解释得了抗战后中国谁才应当为主人翁的问题。在几年前,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共中央许多文献,曾给我们答复了这个问题。但是《中国之命运》的作者却把“少数人士”和“德性”当成民族的决定者。这就是我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关于中国之命运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点。


(二)关于中国历史

我们继续说中国历史,特别说一说近代中国的历史吧。中国历史应该是民众的历史,因为没有中国民众,就没有中华民族。中国历来和自然界战斗,和黑暗制度战斗,和侵略者战斗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劳苦民众,民众是中国历史的主要动力。中国民众历来创造一切幸福,们是他们自已却没有了一切幸福,中国劳动人民和民族的苦难战斗,但是在过去,一切果实却被少数统治者窃取而去,而自己则仍落到最受苦难的结果。

每当中国民众被统治者剥削压迫得最痛苦、最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外患也就随之而来,但民众又成为“我必复之”的力量。蒋先生说:“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消灭了。”这话是完全不对的。事实上,满族入关以后,失掉了民族思想的,只是那些统治者和高等士大夫,而广大人民群众,仍然是最富于民族思想的,并且不断地进行了民族的斗争。历史越是向近代方面转移,则民众的自觉力量也越大。在满清入关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思想,远比过去任何异族统治中原时代要广大、要深入、要长远。三合会组织的蔓延及其长期不被消灭,就是最好的说明。孙中山先生也说,“……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这是公道话。民众的民族思想的发展,这是一方面。另方面,和此相伴随的,就是腐败人们奴才思想的发展,而其登峰造极的代表人,就是作者书中所不断称赞的“曾涤生”即“曾文正”(不要忘记呀,这是满清朝廷因为他剿汉有功而给他死后的谥号)。至于作者关于满清的历史,如此写着:“有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政令的精密,猷能绍汉唐的余绪,实可以超越宋明,更为元代所不及……假使满清对国内汉满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视同仁,认识我五族在实质上本是整个的一体……但这是时代与思想的关系,我们非所望于当时的满清能施行这样政策,固不可求备太苛……”这些话里一点民族思想也没有,则是千真万确的。

清代中叶,中国民族遇到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的民族侵略者,即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新的民族侵略者挟持其资本主义的优越经济力量,打开了中国的长城,但中国人民并不是不能抵抗这种新的民族侵略者的。中国抵抗力的软弱,是由于满清朝廷一方面在国内各民族之间所造成的民族牢狱,另方面在人民之间所造成的专制主义牢狱。作者说:“我们百年来国势的陵夷,民气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条约为造因”。这是倒果为因的说法。中华民族为什么会被钉上不平等条约的枷锁?这难道不是因为万恶的满清黑暗专制政治,使得民气不得发挥,人民不得奋发起来抵抗侵略者才产生出来的一种结果吗?如果按照作者的说法,在订立不平等条约之前,应该是国势鼎盛、民气兴旺的时候了。但是,既然国势鼎盛、民气兴旺,为什么又会有不平等条约呢?

但作者又说:“国耻之所由招致,又必须追溯于满清一代政治的败坏,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落”。这不就是“原因”了吗?如果这是“原因”,那末,前面所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如此逻辑,岂非自相矛盾?姑且也研究一下:第一,作者这里说的是“政治的败坏”(带一笔:作者不愿意说是专制政治,此点我们后面还要说及),这又是自相矛盾:作者不是盛赞满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政令的稠密”吗,第二,如果按照作者所说,“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弱”,所以有了国耻。可是,作者不是说过吗:“满清道咸年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之流,亦以转移风气为已任。曾文正行法主刚,而用人则重血性,尚器识。其于学术思想,则兼取宋学与汉学而归本于至诚,其立身行事,则本于‘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的精神,故湘车淮勇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样,宜若国耻可以由此减少了,为什么又弄得国耻如麻呢?历史的教训显然是和作者所说的相反:原来中国之弄得国耻如麻,恰恰是因为曾国藩李鸿章辈的“湘军淮勇的成功”。不是吗?请研究一下:太平天国曾统治了许多省份,时间十余年,和外国人也有来往,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没有和什么外国订过不平等条约,不就是因此惹起洋大人生气,组织了“戈登常胜军”,使太平大国内外受敌,而陷于失败吗?如果太平天国获得胜利,把“曾胡左李之流”打得落花流水,打倒了清朝,建立新国,发扬了民气,创立了国防,则外国侵略者就不可能送我们这样多的国耻。所以我们说,湘军淮勇的成功,就是民众的失败,也就是洋大人的成功。民众失败,洋大人成功,国耻自然就多起来了。

应该介绍孙中山先生的两段话:

其一:“从前衰弱,实因压抑于专制淫威所致。”

其二:“在三十年前,我们革命同志便下了这个决心,主张要中国强盛,便非提倡民权不可。”

孙中山先生的话,是扼要而中肯的。中山遗训在其信徒中的被遗弃,不是很可悲的吗?

救中国,必须发挥民权,必须把旧中国重新改造,这不是天经地义吗?其所以要把旧中国重新改造,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统治太黑暗、太残酷、太落后、太虚伪吗?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经济制度是无孔不入地剥夺广大人民——首先是农民——的血汗,使得广大人民饥寒交迫,因而使国民经济不得发展起来吗?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统治方法从保甲制度到中央政权,都是窒息人民的生机及其政治活动吗?不就是因为旧中国的思想教育制度及其政策是愚民制度和愚民政策吗?不加改造的旧中国,如何站得起来?如何能够抵抗得外患?在今天抗日战争中不求进步,一味倒退,又如何能够最后战胜敌人?然而不幸,《中国之命运》的作者竟把这样的旧中国写成“黄金世界”:海禁开放前出中国的经济是发展得那末好,政治是那末好,风气伦理是那末好,一切都几乎是全世界第一。可怪的,既然是一切都那末好,为什么打不过外国侵略者,而且要时常与当时的敌人作城下之盟,订立那么多的不平等条约呢?本书的自相矛盾,这又是一件。

为使读者明了起见,把作者所描写的中国古代“黄金世界”抄列于下,读者一见,就知全是妙文:关于经济:“我们立国的基础,本是农业。全国的农业,除边疆省区外,分布既不失均衡,故全国的人口,疏密亦相差不远。政府对全国交通的计划,平均周遍,世代相承。经济的趋势,虽起自河流而倾向海岸,然而建国的成规,并不见有什么偏枯的现象。”(——五九页)

关于“社会组织”:“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在血统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社。两方面的系统都很分明,两方面的训练和教育,亦最为古来的贤哲所致力。由个人日常生活的箴规,推而至于家,则有家礼,有家训;推而至于族,则有族谱,有族规。在保甲则有保约,在乡社则有乡约和社规。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修齐举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则有乡校和社学。言赈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谷备荒则有社仓的储蓄。言防盗缉奸则有保甲的连坐。乃至堤防沟洫,道路河川,无不由乡社的群力,以从事于修筑和疏浚。孟子所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所谓‘谨庠序之教,中之以孝弟之义’,礼运所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常活跃于中国固有的实际社会之中,而表现其具体的成绩。”(——六一,六二页)

关于社会风气:“杜会风气,五千年来尤为我国先圣先贤所终身倡导和致力不倦的大业……社会的风气仍能精诚笃实,勤苦俭朴,崇礼尚义,明廉知耻,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久于世界,此实为其基本原因。”(——六二,六二百)

关于“伦理”:“我们中国古来的伦理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相系相维之道,有详密精深的研究。社会的组织虽有不断的演进,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乃至邻里相恤,疾病相助,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六七页)“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懦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中华民族仍虚心接受外来的宗教,且能够撷取外来宗教精深的哲理,使其与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互相发明。”(——六九贝)

猗欤休哉:使我们走进了一个极乐世界!但是,既然旧中国的封建农业经济是那末好,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匪徒却提出了“农业中国、工业日本”,那末喜欢保留中国的封建农业经济呢?既然旧中国的保甲制度是那末好,是那末对人民有利,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匪徒却在沦陷区大大推行保甲制度呢?既然旧中国的社会风气和伦理思想是那末好,是那末为全世界所不及,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匪徒却在沦陷区大大提倡中国“固有文化”、“东方固有道德”呢?难道日本帝国主义匪徒真的爱起中国民族来,所以要中国人去保留、发展这些“好”东西,来破坏日本匪徒自己的侵略吗?历史的真理,有的要等待深思熟虑的思想家来发现,有的则虽愚夫愚妇亦可以很容易地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匪徒之所以特别要中国人去保留发展这一切腐朽的陈旧的落后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是绞杀中国历史发展的工具,是绞杀中国人民反抗的工具,是绞杀中国人民自觉的工具。蒋先生竭其全力去颂扬这些东西,其用意究竟何在呢?蒋先生所喜爱的这些东西,日本法西斯也喜爱,难道也是“口之于味有同嗜,耳之于声有同听”吗?至于蒋先生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我们是完全不能同意的,为篇幅所限,暂不详论。

(后页随附部分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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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远航一号 2016-8-7 09:20
远航一号修改标题并做少量编辑。网上流传的一些毛主席著作、言论,由于抄录者不够认真,常有错字漏字等。我们编辑时要设法弥补
引用 燧鸣 2016-8-7 09:06
责编:燧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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