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脆弱的法律 法律，是维系社会规则稳定的最后底线，自近代以来，人类也建立起引以为傲的法律文明。不过，没有什么事情是完美的，人类社会在追求更优秀、更公平、更高效的法律制度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西方的法律制度为例，他们津津乐道的是法律体系中对“程序正义”的最大保证，比如轰动全美的“辛普森杀妻案”，基本上我奶奶看了这个案子始末都能断定辛普森就是凶手，然而因为警方办案过程中的几个失误，被辛普森的天价律师团穷追猛打，最终陪审团判决辛普森无罪释放。当然这是一个英美法系程序正义得以彰显的经典案例，不过美国人民对于这个案子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的：一部分认为这是美国法律史上的耻辱，让杀人犯逍遥法外我们必须反思自己的制度了；另一部分认为这个反而是我们法律体系的优越性，能做到“放过一千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这里我们不要忽略辛普森能够翻案的关键：他的“梦幻律师团”——萨皮罗，大名鼎鼎的犹太裔律师，曾出任好莱坞影星马龙·白兰度的律师；柯克伦，著名黑人律师，在70年代出任过洛杉矶市副检察长，后来下海经商，成为法律界声望极高的大律师，曾帮助音乐巨星迈克尔·杰克逊打过官司；李贝利，著名刑事律师，此公被誉为美国律师界最拔尖的盘诘高手之一；舍克，刑事案中应用DNA证据的头号权威；贝登，法医专家，曾在肯尼迪总统被刺案中担任首席法医；乌尔曼，加州法律专家、加州大学圣塔克拉拉校区法学院院长，曾为"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的主角艾尔斯伯格担任过辩护律师。据检方统计，检方为了与“梦幻律师团”过招，至少消耗了纳税人800多万美元巨款。 我们没有必要讨论辛普森究竟是有罪还是无辜，来看另一个例子，去年火遍全网的纪录片《制造杀人犯》。整个故事太长，就不完整叙述了，我直接说几个要点：第一，纪录片的主角Steven Avery，与辛普森这个顶尖精英不同，是一名智商只有70的男子，从小因为不遵守治安几次入狱，自然也不会受整个社区和邻里待见；第二，Steven Avery居住的M郡发生了一起性侵案，警察在听完受害者的描述后，直接判断嫌疑犯是Steven Avery，并按照他的照片去画了一副疑犯肖像；第三，Steven Avery有可信的不在场证明而且与受害人描述的特征不符，他依然被判刑；第四，在Steven Avery因此案坐牢期间，M郡的警员曾接到其他警局电话，称抓到一名性侵罪犯，其声称与Steven Avery一案有关，然而从此就没有了下文；第五，直到18年后，威斯康辛州洗冤工程接了他的案子，通过DNA化验才为Steven Avery洗冤昭雪；第六，正当Steven起诉当地司法部门准备获得赔偿的时候，他又被指控与一宗强奸杀人案有关，因为冤案正受到指控的两位警察警察，跨界主动参与到Steven Avery家证据搜索的工作，并由其中一位警察在Steven Avery房子里发现了受害者的车钥匙……故事大概就是这么多，虽然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宗明显的不能再明显的栽赃陷害案，然而在证据面前，Steven Avery还是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剧情，其中一位涉案人员因为没钱请不到好律师，而被指派的公共律师和调查员诱导认罪：“免费律师迫不及待地要置他于死地”。 对比一下辛普森梦幻律师团的惊艳表演，再看看盼着当事人去死的免费律师，我们不由得感慨，程序正义，有时候也是要靠金钱买的。确实，即便是看起来像我们保护伞的法律制度，有时候也分三六九等的，我们离一个理性、完善、正义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为悲哀的是，很多情况下，有“特权”（金钱）才会有“正义”。 法国左翼学者蒂埃里·布鲁克文就愤怒地指出，底层人盗窃、抢劫，会受到刑事处罚；然而精英阶层通过复杂的金融工具，巧取豪夺他人财富、肆意攻击他国货币，甚至通过制造市场恐慌、金融危机敛财，缺绝少有人收到过惩罚，正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这也是欧美司法体系的一贯逻辑，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这位精英学者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中提出，应当区分两类非法活动——“财产的非法占有”和“权利的非法使用”，第一种像盗窃、抢劫，是对私有权不可饶恕的侵犯，应当受到刑事法庭的审判；第二种像偷税、不正当商业活动、金融诈骗，应当由专门的法律机构来调节，处罚方式尽量为罚款……看这种赤裸裸的嘴脸啊，下层人就丢进牢里吧，我们“精英内部矛盾”没啥话不好说的，吐出点钱来以后还是好同志。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如果是一个大型安全生产事故、或食品安全事故，毫无疑问责任人会受到刑事上的惩罚，然而一个让众多人事业、破产、流离失所、半生积蓄化为乌有的经济危机，却没有人为最初的制造风险所买单。 2008年的金融海啸，美国家庭损失的财富总和达到110000亿美元，相当于德国、日本和英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Mitra Kalita，Americans Sees 18% of Wealth Vanish,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13,2009）。随即，布什总统动用7000亿美元作为金融救助计划基金来拯救这些“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金融公司，公众对此感到愤怒，因为在正常年份，华尔街赚的盆满钵满，然而遇到了危机——危机的源头还是华尔街出于贪婪滥发金融衍生品导致——却要用财政收入、也就是纳税人的钱给他们擦屁股。 然而让公众出离愤怒的，是之后爆出的奖金事件：美国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因为被公司旗下高风险金融衍生品拖垮，获得了173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基金，然而，公司缺将1.65亿美元作为奖金发放了出去，其中73名高管获得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奖金，其中大多数人都是要为其把公司、国家拖入深渊的高风险金融衍生品负责的（Jackie Calmes, New York Times, March 18, 2009; Bill Saporito, Time, March 30, 2009）。在公众的怒火下，这些华尔街高管们甚至感觉非常委屈，美国政府拥有A.I.G 80%的股份（相当于是个国有公司），当财政部部长要求CEO取消奖金发放时，CEO拒绝了，表示“需要奖金留住高水平的员工，以便让他们来摆脱这些不良资产”。一位华尔街交易员在接受《名利场》采访时表示无法理解公众对他们的愤怒之情，因为他们也是金融海啸的受害者（比如他们的奖金跟去年和前年相比减少了一半），一位投资公司的CEO这样来形容金融海啸“就像农业会遇到气候好的年份和灾荒年份”一样，经济危机不过是自然规律就像会天气也会刮风下雨。这种不是坏就是傻的说法完全规避了人为的贪婪和高风险所导致的金融崩盘，他还能够或恬不知耻或堂而皇之自己都信了说出来——可见，精英们已经被“特权”惯坏了。2008年，金融海啸吞噬一切的年份，华尔街的各大公司总共发放了160亿美元的奖金（Shnayerson，Wall Streets $16 Billion Bonus, Vanity Fair, 2009）。“奖金门”事件也成为了占领华尔街的导火索之一——既然精英阶层是这样给我们诠释法律和规则的，那我们底层人民就用丛林法则的力量展示给他们看看。 如果说，金融危机的爆发真的是那些风投人士、基金经理、大资本家们的“无心之举”，那么历史上那么多为了盈利而刻意制造的“危机”呢？美国学者、《滚石》杂志专栏作家马特·泰比（Matt Taibbi）在其著作《大型美国泡沫危机》中，历数了高盛集团在1930年至2008年的世界金融大动荡中所扮演的角色，向我们揭示了世界最顶尖的银行家们如何利用复杂的金融机制导演危机、或利用他们制定的“规则”在危机中获利，让整个社会承受损失，银行家和金融机构从中获利。 再比如，国际资本大鳄为牟取暴利对其他国家的金融攻击。例如1992年的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国的拉美货币危机，还有著名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当年泰国总理就指责索罗斯是“罪犯”“强盗”，让泰国人民二十年积攒的财富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然而这种符合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合法合理的“抢劫”，至今没有人提出去制裁这些无法无天的国际资本。 有时候，这些大资本家疯起来，连自己国家都不放过。1893年美国银行家摩根暗中释放出虚假消息，引发市场恐慌，华尔街面临崩盘的危险，两年之后摩根以美国财政部救世主的身份亮相，他向政府提供6200万美元的贷款用来救市，而这笔钱的利息是1亿美元（Frederik Allen，Life Magazine，1907）。之后的威尔逊总统吐槽说，危机“像数学公式一样制造出来并设计走向”。 （四）精英权力网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组织，精英们自然也不会例外。虽然这么多年来网上关于共济会、耶鲁骷髅会、兄弟会等各种阴谋论和夸大其实的言论让人不胜其烦，但是精英互助组织确实是存在的。像我们进了大学还知道加个老乡会、兴趣社团，更何况人中龙凤呢。比如中国的长江商学院，就有稳定的联谊会、校友会，正和岛这样的就不说了。当年蒙牛跟摩根士丹利、高盛对赌，因为三聚氰胺突发事件失败，蒙牛老总牛根生在面临公司大量股份将流失国外的局面，挥泪给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及长江商学院同学写了一份万言书万言书，然后柳传志、俞敏洪等大佬纷纷出手相救，动用的资金都是亿元级别起。 1972年，美国成立了商业圆桌会议，随即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游说团之一，到2014年为止，全世界超过2万余家跨国公司的老板加入其中。这个游说团体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在2013年成功游说美国与欧盟开启会谈，创建跨大西洋市场，签订“夸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TAFTA）。 我记得在我还上初中的时候，父母同学聚会，有一个厅级干部的伯父对我们这些孩子们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好的大学，好学校的意义远不在于好工作，而在于你那些好学校的同学，你像村里面邻里感情质朴吧，他们之间的互惠顶多就是我给你个家里刚下的鸡蛋、你给我个今天刚摘的柿子；你们要是上了最顶尖的大学，同学出来都是各行各业的拔尖人才，这时候你们的“互惠”可能就是多少多少的股份，多少多少的年化收益，多少多少的独董位置。这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这就是问题所在，普通人间的互帮互助可能产生10的效益，而精英之间互惠的效益可是10的N次方，当这些精英相互照应、互为犄角，产生了夸行业、夸领域的利益联合体，形成了稳固的权力网络，他们就成了难以撼动的既得利益者，而后来者很难再步入这些既得利益阶层、很难再分的一块蛋糕，这就形成了阶级固化。 在北京这边认识不少标准的“二代”，从小就送到英国贵族学校学习，但是成年后还是选择回国发展的居多，跟他们交流，听到最多的情况就是虽然同学很nice很友善很尊重你，但是你永远融不进他们的圈子里，永远无法加入贵族二代们的“男孩社团”，永远无法进入当地的上流社会。于是就回来咯，回来我还是个最顶层的既得利益者，在欧美顶多是有钱的二等公民。可见美国国家内都分阶级，扩展到整个世界上整个阶级划分又被大大的扩展了，发展中国家的上等人去了发达国家也得管人叫爸爸，要怪只怪祖国不强大啊（手动滑稽）。 宗教，一直以来是特权的保护伞。第二部分提到过梵蒂冈的避税洗钱生意，金融状况在梵蒂冈从来秘而不宣，无论是欧盟还是国际组织，都从无调查教会44000名账户的持有人和信息，这其中有多少黑帮、洗钱、逃税、甚至恐怖主义者们的账户就不得而知了。教会银行一直以来被指责为黑手党洗钱进行服务，像教皇保罗六世的代理人米歇尔·辛多纳，安保信银行行长罗伯托·卡尔维，都与黑手党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 对于天主教频繁出现的性侵丑闻，教会也是选择用权力尽量下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十年里，当时还是保罗二世为教皇的梵蒂冈总教廷最高法院，总共秘而不宣了数十起世界各地对神职人员性侵的指控。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原创剧本的获奖者纪录片《聚焦》，讲述的就是《波士顿环球报》几位记者报道美国神职人员奸污和猥亵儿童丑闻过程中的艰辛历程。一个小小的教区，儿童时代遭到教职人员性侵的受害者多达几百名，记者在调查中遭到了了当地官员们的掣肘、教会内外的势力的施压。可以想象，全世界还有千千万万像波士顿这样的小教区，让人不寒而栗。 其他宗教也是如此，在泰国，佛教的僧侣一直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然而长时间来寺院关于挪用善款、洗钱、僧侣盗用公关的丑闻从未断绝。泰国法律规定，禁止警察逮捕穿着僧袍的僧侣，僧侣们的纪律问题由最高僧伽委员会处理，完全独立于司法体系之外。然而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监守自盗永远不会有任何监督作用，就在去年，最高僧伽委员会刚刚宣布被指控贪污2800万美元善款的法身寺住持法胜无罪。难怪泰国著名佛学家西瓦拉克要说：“如果你穿着黄色僧袍，它就能掩盖任何罪行。” 还有一种特权网的方式是“政商旋转门”，列宁对此有一个很生动地形容：“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有兴趣的可以随手查一查美国财长有多少是金融机构的高管，还有多少高级官员和议员退休后都在大型跨国公司谋到了“闲职”，这个例子实在是茫茫多我就不举了。现在的“政商旋转门”还多了一个“教”，即大资本家和政客担任高校教职（不管是名誉博士还是名誉教授什么的），宣传自己价值观，培养后备精英势力接班人（就跟为什么封建时代的官员都喜欢当科举的主考官一样，这一届录取的所有人就跟我有“门生之约”了）。所以这个权利网就一片和谐，今天你上台，明天我下野，后天我们一起去学校教书，整个的上升渠道就这样被垄断了。 （五）“精英”国家 社会金字塔顶层的精英会享有或多或少的“特权”，世界最顶层的国家也不遑多让。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代表性人物，和大卫·哈维一起代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高水平。沃勒斯坦提出了著名的“世界体系理论”，他认为，应当把整个世界当成一个整体来看，我们这个世界也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也存在着等级金字塔（即“中心―――半边缘―――边缘”的说法），那么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体系呢：第一阶级的美国、英国、瑞士负责金融、文化意识形态输出——第二阶级的日德法负责高端技术制造业和奢侈品产业——第三阶级的中国、东亚四小龙从事中低端奴工工作，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底层阶级的亚非拉其他地区就是原材料产地、生物化学试验场和人体器官提供方。不只是经济如此，政治、文化同样会有这样的高低之分，全世界就是一个庞大的金字塔，特权永远只属于塔尖的那一小撮人。
国际贸易中的剪刀差价就是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手段。简单说来就是抬高制成品价格，压低原材料、半成品价格，一个国际大品牌在中国的生产，下游加工产业只能获取利益的极少部分，仅仅负责品牌维护和设计的“贴牌费”占据了绝对多数，这是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规律相悖的。发达国家能够获利因为贸易规则是他们制定的，定价权是他们一口说了算的。还记得我们政治课本上的漫画么？ （六）“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之争 一直以来，整个世界就是在不断的上层与下层的较量、斗争中跌跌撞撞前进的。在学术界，不同于我们日常的语境，精英主义（Elitism）和民粹主义(Populism)，其实都没有明确的褒贬含义，都是中性词，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观、价值观。 几千年以来，人类社会一直是精英主义为主导的，最早的指导思想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四层阶级论”和“目的论”就开始了（亚里士多德：最好的笛子给最好的笛手）。很明显，精英有学识、有眼界、有判断力、有执行力，能够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精英主义者们主张一种“慈父理论”（也叫严父理论），就是说我对你好，比如说让你交税啊、让你受教育啊、让你系安全带啊、让你服兵役啊，你别管为什么，听我就行了，你只要明白这是对你好、对我们国家好就行了。然而，精英主义的弊端，就是我们本篇文章所论证的种种“特权”，一直都没有消除，如何能保证精英们在扮演“父亲”的角色中不损害儿子们的利益（终究不是亲生的），是近代以来各种法律、规则、制度的终极命题之一。毕竟“肉食者谋之，肉食者肥之”，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人民自主意识不断提高，饿了几千年下层人民也想吃肉了。 “民粹主义”是一种极端化的民主，不仅仅是简单粗暴的“少数决定多数”，还夹杂着诸如民众运动、暴力斗争、反精英等意味在其中。民粹主义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初现端倪，在工人运动、社会主义革命中展现的淋漓尽致，沉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为我们建立起一个更平等、更公平、更美好的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民粹主义的弊端同样很明显，群众的盲目性、野蛮性在多次政治运动中频繁地造成了诸多的灾难。以至于让领导人两相比较说出了“要防左，也要防右，但主要还是防左”的话来。 近年来，西方学者提出了一个民主的终极命题：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统一。力图再让精英知道我们社会、科技、文化方方面面的同时，保证所有人的利益不受侵犯，建立一个平等正义和谐的新世界。这些西方学者们讨论来讨论去，提出了一个短期改善方案和终极根本的解决方法，这个短期方案是——教育，增加教育的公平性，给穷人、少数族裔的子女更多的是教育机会，增加普通民众的平均素质；这个终极解决办法是——扶贫，发展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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