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强事件持续发酵至今，已然半月有余了，但是吃瓜群众们似乎还是不愿散去。各大新闻媒体的记者们，评论家们也都还在加班加点，用尽“洪荒之力”深挖事件的每一个槽点。各种“深度好文”不断涌现:有的从女权主义者角度出发，狠批社会大众对出轨事件采取得双重标准；有的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分析此事件是如何撩动了A股那颗八卦的心；还有的，为我们送来大补鸡汤，详细回顾王宝强的屌丝逆袭之路；更有的，侦探八卦技能点点满，凭借微博上的图片，逻辑推演王马之间的感情发展历程。当然，也不应忘记还有文章从法律角度深刻分析当代中国的婚姻价值。总之，各种观点应有尽有，足以令吃瓜群众们大快朵颐。但是作为一名伪八卦迷，我还是要再说说我的自己的观点。当然，我就不再描述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了，大家肯定再清楚不过了。 从王宝强的离婚声明发布伊始，网络上便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网友们纷纷力挺王宝强:“宝宝不哭”、“宝宝坚强”……与此同时的便是对马蓉的咒骂：“荡妇”“婊子”“不要脸”.....大有将她拉出去浸猪笼之意思。评论虽多，但细看来，却基本都是同一个套路: 马蓉你不守妇道啊！（没有这样直说，但的确是这个意思）。你马蓉长得漂亮算个啥，用着宝宝的钱，竟然还好意思出轨，出轨就罢了，竟然还卷走宝宝的钱，卷走钱就算了，还想谋杀宝宝，简直没天良，丧心病狂。说好的幸福呢？曾经的承诺呢？难道没有下限了吗？ 毫无疑问，从道德上讲，马蓉婚内出轨的确是应当受到严厉批评的，因为它违背了婚约中的夫妻相互忠诚的承诺。但是，大多数人批马蓉、咒马蓉却似乎都没有批到、骂到点子上啊:花宝宝的钱买奢侈品；花宝宝的钱旅游；花宝宝的钱开房；转移宝宝的钱……大家纠结如此于此，以至于把观点提炼一下就成了：马蓉，作为经济上完全依赖宝宝才能生活的这么一个家庭主妇是没有资格出轨的。这难道是在暗示:只要用的是自己的钱就可以随便出轨吗？还是说，即便是出轨了，但只要是能做出经济上的补偿，大家也就没什么好说的。面对中国到2015年为止，已经连涨了12年的统计离婚率；面对占了五成以上主要原因的婚内出轨；面对越来愈多的马蓉们、老王老宋们，我们难道都如是这般对待？ 不得不说，大家批评马蓉的这种思路简直就是翻版的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明摆着的就是站在强势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同老板们大言不惭地训斥那些因为加班干活太累而打盹的工人时说的东西一样让人觉得可笑：吃我的，喝我的，领了我的钱还不认真干活，没有职业道德！对于后者来说，老板们一方面无偿占有着工人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却又用所谓的职业道德来指责工人们没有替他们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的工人；而在前者，在家庭中，强势的男性们凭借着他们所占据的经济上的、社会地位上的、风俗习惯等等上的优势地位压迫着女性们，使她们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社会理想，局限在小小的家庭之中独自承担起家务劳动，养儿育女的职责，乃至于彻底沦为男性的附庸；而男人们还常常感到不满，妻子们稍有微词，他们便以妇德相苛责，以经济相要挟，以至于以暴力相压制，除此还要仰天发出一声慨叹：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所以，好多人指责马蓉拿着宝宝的钱吃喝玩乐就没有资格出轨这一逻辑本身就有问题！（我再次申明，我不是说觉得马蓉出轨有理，就事而论她的确该受到谴责）我这里想强调的只是：婚姻家庭之中因为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导致的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才是最为本质的尖锐的矛盾。因此避开家庭中的这种压迫不谈，而只是单纯地指责事件中的某一方（无论是马蓉还是王宝强），显然是不妥的，也无助于解决社会上愈演愈烈的婚姻危机！
但这个时候，法律学家们似乎要有些不满了：我们中国不是已经实现男女平等了吗？不是已经实现了婚姻自主，恋爱自由了吗？（哪怕没有完全实现，那也只是因为法律不够完善嘛）要知道现行《婚姻法》第二条可是写得清清楚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压迫从何而来？马蓉和王宝强是双方自愿结成夫妻的啊？没有人胁迫，又何来不平等一说？即便是真的有不平等，那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怪不得谁！乍一听起来，貌似还有几分道理，但细想起来，其观点无非就是：婚姻的自由平等源自于法律的自由和平等，因此只要实现了法律上的婚姻的自由与平等，现实中婚姻的自由与平等也就可得以实现了！对这种言论，工人们看得最清楚了。一无所有的工人们在与老板签订劳动合同时又何尝不是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之下呢？但他们又在什么时候摆脱过受人压迫，任人宰割的地位呢？又有哪个工人会觉得自己和老板是处于平等的地位的呢？又有哪个老板会傻到和工人说他们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呢？事情换到婚姻家庭上来，也是一样的。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也就是说夫妻双方地位的平等是建立在经济地位的平等之上的，法律上规定的平等也只有建立在此基础之上，才不会变成一纸空文。面对层出不穷的马蓉老宋，小三老王，家庭暴力，只从法律而不是从经济地位上寻找原因，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吗？ 说到这里，感觉还有必要同部分女权主义者（好吧，这里指的是女权婊）的观点相区别一下。他们在谈及王宝强实践时总喜欢使用“双重标准”一词，认为大众在对待出轨这一问题的时候，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容忍度是不一样的，人们总是更习惯性的原谅男性而不是女性，一旦把出轨的一方由“他”换成“她”，事情结果很可能就不一样了。这种说法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生活中不仅是出轨，其他很多事情上实际上都有这种“双重标准”，例如家庭暴力，例如家务劳动的分担等等。但是，他们这种观点实质上不过是想把男性和女性的地位来个360︒翻转，以实现所谓女权的完胜的名义来实现女性对于男性的压迫。显而易见，这在实践上是绝无可能的，因为他们丝毫没有发现这种“双重标准”不过是表象而已，其后是男女在社会舆论发言权上的巨大不平等，根本上是在于男女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他们避开这些不谈，却试图强推他们的压迫理论，这只能是空喊口号，这也只会流于形式。他们终将陷入令自己无法自拔的泥淖之中！ 相比之下，另一些的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则更为可取。他们承认女性因为从属于某个阶级或阶层等原因而遭受的压迫。在这一点我们是不谋而合的。但与此同时，他们还强调女性仅仅因为身为女性而遭受到的压迫。在他们那里，男权制是先于资本主义制度就存在的，因此推翻资本主义只是结束男性对女性压迫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我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助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来分析一下。书中恩格斯详细论述了男权社会以及家庭的历史缘起与演变：最初，家庭形式是群婚制，一群男子与一群女子互有，家庭的组成以母系的血缘为准绳。男性负责生产，而女性则负责管理。家庭事务管理对于此时的原始共产制社会意义重大，所以在这一时期女性的地位崇高。而后，对偶制家庭出现。所谓对偶制家庭，即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还不能称为爱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最主要的丈夫。在此期间，伴随着第一次社会化大分工，以及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前所未有的财富被生产出来。这些财富转归家庭私有并且迅速增加起来，这给了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一个强有力的打击。与此同时，奴隶制也已经发展起来。随着财富（包括劳动工具——奴隶）的增加，一方面丈夫在家庭中开始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也产生了。在此情况之下，早期社会的母权制被推翻了，男权制建立起来。这一过程也意味着需要有更加稳固的家庭关系来维护私有财产，专偶制家庭（一夫一妻制）也便慢慢形成了。所以，一夫一妻制的出现，并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而是为了保存和继承私有财产产生的，是以私有制对原始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 从恩格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家庭关系受社会经济条件制约，家庭形式的变化也是由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引起的。从家庭的发展中，我们就可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一.女性并不是生来就受压迫的。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男性攫取更多财富，伴随着私有财产转归家庭所有而产生的。这种压迫使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和奴隶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生产性劳动工具，而前者是人类再生产的工具。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故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作为阶级矛盾而历史的产生的！ 二.这种压迫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之下，是深深根植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哪怕这种男权的压迫的历史要远远早于资本主义本身。因此推翻资本主义的压迫同推翻男权的压迫看似是两件事情，实则均需通过一途，那就是消灭私有制。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也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切的性别压迫也才会真的结束！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不过，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在男子中间，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只是要使人们免于陷入离婚诉讼的无益的泥潭才好。而要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实现妇女的解放，首先就要使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从极端非生产性的、琐碎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家庭婚姻关系已越来越体现出其本质的，充满铜臭味的一面，婚姻中的性别压迫也发展到一个相当尖锐的程度:那些二奶、小三啊，劈腿、出轨啊，援交、卖淫也就不消说，只说结婚这件事，房、车二字压碎了多少有缘人的爱情，单单一个钱字又拆散了多少神仙眷侣。是时候了，是时候了，是时候去追逐真正的爱情了！ 为了爱情，打碎私有制！ （本文为激流网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青春不朽，烈火燎原！ 欢迎关注“激流网”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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