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火：南方工运的三拨势力与阶级架构按：本文系我今年1月初所写，节选自一篇论述南方工运的长文。此文虽写在大半年前，但却对理解近几个月工运及劳工界的分裂有一定帮助，故重发于我博客。本文4月13日曾发表在我第一个微信公众号《秋火杂谈集》上，当时写有如下两段按语。恰恰就是近几个月，工运出现了新的分化，究竟走向如何，仍有待观察。（2016-8-16）
按：本文节选自我今年1月8日通过工评社平台发布的长文《论南方工人运动与初步清算泛左翼（上）》第三节“南方工运的阶级架构、政治倾向及其与工运矛盾分化的关系”（此文可以翻墙在谷歌上搜索出全文，红中网转载了），无删改。本文标题是节选后加上的。 本文只谈到了近五年持续活跃的南方工运，但没有谈到历史更久但如今都寥若晨星的（政治意义的）自由派工运和毛派工运。注意一点：文中谈到的三拨势力前两拨都是明显偏向自由主义，但与历史上具有政治性的自由派工运还是很不一样的。近两年南方工运开始有政治化的势头，但遭到了压制。另一点是，劳政冲突初现尖锐却又收住了，打压的攻势暂时表现出一定克制，这使得工运的政治分化暂时停滞，原文的下篇暂时也不可能写出了。本文以节选的方式发出，是为便于阅读理解，也试试看能否不被过滤。（2016-4-13）
按照与社会政治集团的接近关系及本身的色彩，南方工运至少有三种不同程度的势力过去几年都不同程度的围绕着改良主义政治妥协路线。每种势力都有潜在的政治倾向及渊源，有相对较为聚集的相关社会关系。以下只对有代表性的单位机构稍加列举，做一简单勾勒。 （一）与中国资本统治阶级官方工会的改革派走得比较接近的劳工维权机构及人士，与中国资本统治阶级的右倾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学界及媒体比较接近的劳工维权机构和活动人士。前者例如全总主管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及其他一些高校劳动关系专业的部分专家教授、以及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和深圳的官方总工会也一度试图组织某种程度的工运，但它们总是在维权与维稳之间摇摆游移、半心半意，相关情况颇为神秘，生怕被工人了解到斗争经验。后者主要就是广州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及其相关一些劳工机构。由于与官方关系相对最好，这些劳工律师团队和劳工维权机构获得的合法空间及现实资源也相对最多，这是他们之所以走在南方初级工运前列的重要客观原因之一。广东其他地方劳工机构也曾经争取被“政府购买ngo服务”，但做不到这些单位机构那样，这也许与省府广州的学界、大学生、各种社运及媒体资源得天独厚有关。 （二）与英美等国际主流媒体走得比较接近或得到西方资本统治阶级重视的劳工维权机构，以及与国际主流媒体关系良好的劳工研究机构。前者例如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深圳时代女工服务部，后者例如中国劳工通讯、中国劳工观察、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等。他们一般在国际媒体上有一定影响力，能够通过“出口”工运消息形成国际舆论压力给跨国品牌商施压（即所谓“社会责任运动”或“消费良心运动”），或者再转“内销”给中国政府施压。借助于媒体舆论拓展的合法空间与名气，有关劳工机构近两年却也更能够介入不少上千人、数千人甚至上万人的罢工运动。但他们近两年才开始扎实的工人组织和群众工作，更突出的作用仍在媒体舆论方面。 （三）较为注重发挥草根男女工人积极性、更具有工人民主参与性的劳工维权机构，以及较注重争取基层工人参与的一些工人文艺团体。相比前两拨劳工机构，这些机构的媒体资源和官方支持资源相对较少，相对较薄弱（因此在抗争活动上往往比其他劳工机构更加谨慎和更加低调）；但工人参与较活泼，学界支持资源相对较多，与国内部分泛左翼有交流和合作，较能够吸引泛左倾向的年轻人参与，在工运知识和理论论述上有一定的优势，从而可能对群众性的实践更为有利（例如这部分劳工机构更注重性别平等意识，这更能适应女工占多数的珠三角劳动密集行业；又例如她们比其他更受自由主义影响的劳工工作者更愿意接受阶级意识，这也有利于做工人群众工作）。 立即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种政治倾向势力的划分并不是绝对分开的、泾渭分明的，而是三拨工运活动群体的人员都有交叉和沟通，也搞过很多共同的活动及具体合作，在思想和话语上也有不少互相借鉴、互相影响。从推动工人运动统一和最有利前进的角度看，各个工运力量的互相合作和互相影响努力是十分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同时，为了使最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突破改良主义逻辑的工人自主趋势发展起来，也需要一个工运内部各派系都能充分沟通和研究合作的氛围（这应该是“劳工界”的真实内核）。在这三种不同程度受改良主义牵引或影响的政治倾向的内部，如前所述都有不同的阶级架构，这种内在的阶级与政治结构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地评判南方工人运动。 前述的改良主义政治妥协倾向与工人的自主倾向和激进倾向的矛盾，都不同程度反映在改良主义劳工界的这三拨势力中。具体来说，第一个即亲官方体制内改良派，相对更靠近地方上的统治阶级及专业力量，工人在集体维权中更多处于执行角色、更注重工人领袖的核心地位，其所反映的温和妥协倾向也更大；而更多处于体制外的后两拨势力，则更多能反映工人的自主倾向或激进倾向，并在遭遇打压时更多调动群众力量做出实际的支援抗议行动，斗争性更凸显，从而使得统治者有区别对待的空间（例如深圳工人代表吴贵军争取到无罪判决及国家赔偿，而类似性质的广州工人代表孟晗却最终获罪，这固然可能因为后者涉及的集体维权更有组织性令统治者更欲打压，但也可能因为前者得到了众多工友关注乃至开庭时众人到场支持，后者更多限于司法努力）。 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前述的不同的阶级架构，南方工运中的工人及工人出身的劳工工作者，即便是改良派或自由派的，仍然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劳工工作者可能要依据不同情况归为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或工人贵族（实质也是一种小资）；而在路线、方向上影响工运的部分社会人士，可能是与工人阶级利益并不一致甚或根本冲突的小资产阶级，甚至可能属于自由派资产阶级。由此，我们不能简单说“南方工运就是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的”，而是务必要看在哪个意义上论说——在政治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南方工运看做大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牵引的群众运动；但在具体实践意义上，我们却可以把南方工运看做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实践运动（其中改良主义实践占主导地位、但又不完全只有改良主义实践）。 历史上相当多群众运动都具有这种各阶级参与其中的复杂性，纯而又纯的单一阶级绝对主导的运动当然也有很多，但不能用后者的现实存在否定前者的现实存在。注意辨析南方工运的阶级架构的现实复杂性，绝对不是为了学究的学术或者无聊可笑的政治诡辩，而是为了在理论和政治上充分把握现实实际情况、最终指向重要的工运实践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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