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说：“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悠关的。”再也没有什么例子能比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集体记忆更能说明福柯的洞见了。有一点很清楚：文革没有离开我们，在今天人们的意识和言语活动中，它反而越来越经常地穿上戏装出场，在越来越典型化、越来越模式化的漫画场面中为当代观众排演。文革被化约成一些鲜明生动的符号形象，如：红宝书、忠字舞、抄家、“喷气式”等等，这些经过文字和意识生产者的刻意加工，经过官方和主流媒体反覆强化，已经成为文革历史的生动而“真实”的图解。
从福柯有关真理、权力知识生产的视角，来考察文革历史的现状，对我们颇有啓发。今天作为历史知识的文化大革命，是控制、筛选、操纵，亦即有选择的记忆与有选择的遗忘的成果。如果说，啓蒙运动的左右两翼今天仍在为法国大革命的古老斗争而激战，那么作为不久前的另一场“法国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更还远远未成为“无害的历史”，还远远不是“过去”，而是和今天的主导统治势力和主流统治意识“过不去”。正因为这样，才有对有关历史知识、资料研究、大众记忆、大众话语权的控制、操纵和独占。 文革本身是货真价实的政治斗争，而不是迪斯尼卡通式的忠字舞彩排，那么有关文革的历史知识本身，也别无二致，是矛盾冲突、操纵与反操纵、主宰与被主宰的的场所，更确切说，是“记忆与遗忘”的政治斗争的场所。为了说明这一点，本章以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时的五十天为探讨对象，将官方和主流文献的记载与那些被忽视、被掩盖的文献记载相对照比较，以此来展示记忆与遗忘的政治是怎样围绕着文革历史来展开的。 考虑到官方和主流史学对文革初期（比如第一年，这里就牵涉到当权派、造反派、迫害、反迫害等敏感问题）的有关事件和人物的有意模糊、混淆、“宜粗不易细”，本章将帮助读者回忆被有意遗忘的“五十天”，并力图揭示这历史长时段里微不足道的“五十天”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宏观的历史和制度背景。 有关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众所周知，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了一份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全文是：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毛泽东一天前（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有一段讲话，这段带有别人插话的讲话记录，远没有《炮打司令部》流传之广，但话说得更坦率、更直接，记录如下（根据不同版本的补充）：“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什么分别！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很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二十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容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这段文字，其震动之处，除了坦率、直接的特点之外，还在于首次点破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存在着“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形“左”而实右方式对群众专政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发生的看来是一些很重大的事件，到底是指的什么呢？今天以控诉迫害为主题的文革回忆录文学，为什么对这“五十多天”竟然缄默无语呢？ 先来看一看一些最权威的官方史记载：著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只字未提，这是“宜粗不宜细”的典范。由席宣、金春明所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最接近一部官方正式的文革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p102-103。令人遗憾的是，金春明所著另一本稍长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对五十天复杂情况的描写就更加简短和片面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共六百多页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对此事有四行字的提及（p404），说法与金著相同】，依照“简史”的风格，对此事记载道：“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目的也是含混不清的；各单位群众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理解不同，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所持的态度不同。所以，从运动一开始，就分成了‘造反派’（通常是少数派）和‘保守派’（通常是多数派），必然会同一部分群众和某些基层组织发生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加以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拨，以致发生越来越多的轰赶工作组的事件，结果工作组不仅未能扭转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局面，反而将自己置于矛盾交点的困难地位。……为了坚持工作，一部分工作组曾经不适当地采取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某些措施。有些单位批斗了一些带头‘造反’，轰赶工作组的人，并加以‘反党分子’‘、假左派’、‘右派学生’等罪名。当时，对于这一类措施，党内党外都有赞成和不赞成的不同看法。江青、康生一伙却对此大加渲染，诬之为‘镇压群众’、‘白色恐怖’、‘反对革命’，力图给工作组加上弥天的罪名。”这是官方史著所能给予的尽量含蓄、尽量客观的说法了。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是在中国公开出版的另一部比较权威的文革史著作（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这部著作记载五十天的篇幅相对较长，从这里我们才隐约看见一些事件真相的端倪，比如，提到工作组进校后人们对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的联想，简要提到六月初上海发生“围攻少数派”的事件，较详细地提到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包括这样的情节：“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王著分析到：“不少工作组也有错误的方面，就是在不同程度上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一些工作组按照自己对‘右派’的理解，过分严重地打击了向党委、向工作组发难者。”这些记述和分析的可贵之处在于有很大程度的独立判断，然而遗憾的是，学生和工作组、少数派和多数派在头五十天内冲突的线索，在王著里并没有和后来文革的矛盾发展联系起来，最终王著的叙事基调要和官方结论保持一致，理解“五十天”的意义也就成为不可能了：因为对“五十天”内的矛盾冲突深入追究、分析下去，就会触及文革运动初期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就可能破坏官方文革史的一致性，使其不能自圆其说。 本章下面将通过笔者现有的一些材料对这个历史时刻的有关事件作一番考察，比较各种说法，以图尽量完整地复原出一个被主流话语所刻意“遗忘”的一九六六年五十天的历史。 刘少奇、邓小平与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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