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的群众事件
首都的政治气氛浓厚、消息灵通，发生上述矛盾斗争可以理解。然而，北京并不是例外，五十天里，类似的矛盾冲突也在全国各地上演着。唯一不同的是：北京高校的工作组大多是中央各部派去的，而各省的工作组是由各中央局和省市委派出的。 在广州发生的一起轰动一时的事件，是由一封北京来信引发的。六月间，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收到其妹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介绍北京文化革命的情况，高翔等学生在六月二十四日贴出了“北京来信”，并写了《告全院学生党员书》的大字报。“北京来信”中有这样的话：“除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各级党组织领导都可以怀疑。”顿时，学生奔走相告，争相传抄。 当晚，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主持召开会议，把“北京来信”定为反革命信件，决定派出专案组进行侦察。二十五日凌晨一点，在工作队和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张进策划下，一些工农和革干子弟举行紧急会议，连夜写出批判文章、大字报，指责“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前奏”。工作队还布置对有关学生进行监视、跟踪。因“北京来信”受到镇压，五名学生赴北京反映情况，被省委拦截和控制。华南工学院萧玉祥等十八名学生写了一篇“各兄弟院校联合起来”的信件，提倡串连，也被定为反动信件进行追查。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第七期《中南文化革命简讯》（当时中共中南局的一份内部刊物）报道了这一事件，并把这一事件形容为“华南工学院就一封反动信件展开的一场斗争”。将近一年后的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对广州两派代表的谈话中，特地为“北京来信”事件平反，他说：“‘北京来信’那个斗争是受压迫的。是广东革命群众第一次受当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省委的迫害，也是受到陶铸的压迫。”（参见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1971年，香港友联研究所。广州《红旗报》，1967年6月24日）。 中南地区在五十天内压制群众的现象是普遍的。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四月中旬在武汉洪山宾馆会议就上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四清”加“反右”的观点。七月三日，王任重和陶铸起草了《给湖北省委的信》，信中说：“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即首先打击大多数群众最痛恨的敌人。……有的是干部、教师和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本院可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在此影响下，武汉大学工作组的负责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阶段”。（见《彻底批判王任重工作组在武汉大学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武汉红卫兵三司《东方红》1967年5月11日）。 这个思路被工作组在武汉大学付诸实践：“全校干部和教师（总数是1242人）被打成‘黑帮’、‘黑线’的232人，党支部副书记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干部被打成‘黑帮’的108人，有4个单位总支的一般干部被100％打成黑帮或靠边站。工作组抛出武大‘三家村’以后，又在各系各单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单位硬性抓出三个来凑成一个‘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总务处一个单位就有四个‘三家村’，修缮组、机械厂的工人也成了所谓“三家村”的大老板。”（见《王任重镇压群众运动的罪行——武汉墨水湖中学革命师生入狱记实》，首都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批陶战报》，1967年3月14日）。 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在武汉墨水湖中学。六月初，该校师生萧维业等人写大字报揭发学校当权派压制学生革命的行为，遭到学校当权派的威胁、恫吓，后来工作组进校，冲突进一步发展，由王任重亲自出马，把师生的行动看作是“反革命阶级报复”、“反革命暴乱的典型”，要中南局批发文件到基层，并上报中央（后来没有批准）。六月二十一日，学校工作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这些起来造反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别看押起来，组织群众斗争。七月十一日，公安局逮捕了他们，关进武汉监狱，先后审讯了六次，威吓他们说：“你们有两条路，如果不承认，等着你们的就是棺材、监狱、判无期徒刑，承认了你们是反革命，你们就有活路。”不久，他们就被分别判刑，其中有的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最小的三个十六岁的学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同时，工作组根据王任重的指示，举办了“武汉墨水湖中学现行反革命罪行展览”，把造反的群众说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这个展览会展出了两个星期，在武汉市造成很大影响。王任重还亲自指示，要为这件事写社论和报道，武汉市长亲自审稿，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报》抢先登载，还计划八月五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公审大会。（李志宇：《愤怒控诉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代会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井冈山》，1967年4月11日）。 另一桩残酷迫害的典型案例，发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临汾分校。以武永泰为首的工作组是六月二十日进校的，“原来受到黑党委压抑的广大革命师生，敲锣打鼓，用热泪迎进了他们，并对他们寄予无限的希望。”而工作组的政策是，全部干部“靠边站”，“在横扫的基础上找重点”、“剥笋政策”，并把斗争矛头转向一般干部和学生，把学生干部也当作“当权派”，整个分校一片白色恐怖，一名班团支书高尚年，在工作组进校第三天就被逼自杀，据他的同学后来的控诉，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猖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逼死一个人就像杀一只小鶏似的平常。当把高尚年从井里捞出来时还说：看看死了没有，如果没死还得拉去斗。”另一名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学生干部李志宇，在工作组“天天敲”的口号下，不时被提审、被斗争，低头、立正、手放下的训斥声接连不断，并被关在屋子里写检查。（参见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革命造反队：《王任重，我们要跟你算账！》，《井冈山》1967年X月X日）。 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人大（即吉林大学），发生了所谓“红旗事件”。六月十三日起，东北人大师生的大字报开始贴出揭发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与原东北人大校长兼第一书记匡亚明的关系的大字报（六月十三日，江苏《新华日报》刊登了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揪出的消息）。六月十四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派市委书记处书记李一平为首的工作队到东北人大灭火。工作组进校后，工作组和给党委提意见的群众发生了各种冲突。六月二十一日，“在一片‘李一平’滚蛋的声浪中”，市委工作队召开东北人大全校党员大会。会上李一平号召党员表态支持工作队。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对工作队员讲：“往外赶工作队，说明有坏人捣乱。要准备斗争。”会上决定，晚上开群众大会，把市委工作队扩大为省市委工作队，仍由李一平任队长。全校党员大会的消息传出后，很多群众义愤填膺。当晚，群众从四面八方向校大礼堂聚拢，打破了工作队“凭票入场对号入座”的规定。群众进入礼堂后，发现台上无国旗，仅有主席像，还歪挂在那里。同学们上前与工作队交涉。要求把主席像摆正，挂上国旗。工作队的副队长说：“得请示省市委。”这一下激怒了师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三、四百革命小将自己动手摆正了主席像，又登台扛起国旗。”十一点钟，省市委从郊区公安分局调来两汽车公安人员，帮助“维持秩序”，后又由各工厂、机关、学校临时抽调二百七十多名四清干部，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容鲁为首组成工作队。“全体队员强行登台向革命群众示威”，这就是轰动全城的“红旗事件”。“红旗事件”被省市委定性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事件、“右派捣乱”事件。事后，宋洁涵指示工作队要详细调查“红旗事件”的参与者，整理黑材料。省市委工作队对学生进行排队，把全校数名敢于造反的学生打成“反革命”。（参见《春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九六五年十一月——一九六八年三月》，p14，长春公社五○三战斗队编）。 工作组与群众面对面对峙的场面，也几乎同时发生在重庆大学校园。以下是群众出版物《八·一五战报》所叙述的事件经过： 以张种玉为首的重庆市委工作组6月8日进校之后，肯定校党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委”，不准贴校党委和党总支的大字报，发生了压制群众运动的现象。在师生的强大压力之下，6月16日工作组被迫叫校党委书记郑思群就压抑群众的一系列错误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一次假检查。而当晚，由各系党总支书记照定下的框框分别向群众作检查。但是这样作却更加暴露了工作组、校党委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在无线电系党总支召开的检查大会上，一些参与了以前官方秘密会议的同学自动起来揭发了系党总支召开秘密会议以及会上布置的压制群众的种种措施，师生情绪高昂，纷纷要求当时追随校党委的一年级辅导员刘ＸＸ交出指示其开秘密会、布置开黑名单的幕后指挥。接二连三的提问弄得刘ＸＸ手足无措，冷汗横流，不断以目光向当时在场的校党委委员王ＸＸ和工作组组员张ＸＸ请示和求援，张、王上台几次也不能控制会场，为了挽回败局，他们请示了校党委办公室主任丘崇兴和市委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丘崇兴数次从同学手中夺过话筒，叫大家“这个会不要开了！时间不早了，快回去休息！”（当时是晚上十一点多钟，而同学们认为时间还早）留在后台的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也极力劝阻在后台排队准备发言的同学：“今天很晚了，这个会准备不充分，开不好，谨防阶级敌人利用。”软硬兼施，终于制止了这次大会的继续召开。据形容，此时“重大校园内像堆满了干柴，只要一点火星，立刻就会燃烧起冲天大火”。 6月18日，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的报告是“六·一八”事件的导火线。那天上午，无线电系的同学听说电机系的一些同学因揭发校系两级的问题受到围攻，马上组织全系同学排着队伍冒雨前去声援。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出来接见同学时，说：“你们的热情是好的，但是，这么多人，乱糟糟地来，解决不了问题……电机系的问题，他们自己解决，你们还是回去学习文件吧！”同学们对他的态度十分反感，不再搭理他，而诵读了给电机系同学的声援信，两系同学一起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一时群情激愤。 声援结束后，无线电系的同学又找人去把情况讲给坐镇重大校园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正清，要求他对此表态，但何正清认为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是正确的。联系到工作组到校后的一系列表现，同学们认为市委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镇压我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天中午，就有几个班的部分同学分别联名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加急的求援电报（有的电报被邮局拦截下来了，未发出）。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行动，使一些同学结成了某种集体。 月18日下午，张海亭代表工作组给全校党员和团干部作了一个报告，认为“共青团员要坚信市委，坚信党中央，对于上级组织的决定，即使是错误的，也必须坚决执行”。被同学们认为是划框框、定调子、泼冷水的报告。 月18日晚上，无线电系召开团员大会（有部分青年同学参加），传达下午张海亭的报告，在传达过程中，同学纷纷递上字条，对报告的许多观点提出疑问，并要求发言对其进行批判。报告传达完毕，就已经有人跳上台去，准备发言。但是，当时负责传达的系团总支书记高ＸＸ和工作组成员张ＸＸ拒不同意，于是，在要不要继续把会议开下去，要不要批判这一报告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突然电源被切断，工作组的另一成员杨ＸＸ跳出来指责同学批判张海亭报告的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事情的过程中，又有人打电话请示住在松林坡的重大工作组组长张种玉，他十分不满地回答：“你们实在要开就开吧——叫工作组成员全部回来开会！”在场的人都知道事情变得严重了。一些胆小的人离开了会场。三、四百名坚定分子留下来了，大家推选出了几个人组成了会议临时主席团（绝大多数是同学们上午推选出的学生代表），有人搬来了录音机，为大会录音，有人自动维持会场秩序，大会继续开下去了。 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跳上台，对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压制群众的行为进行揭发和控诉，提出了“不信任工作组”、“在党中央毛主席没有派人来之前，自己组织起来闹革命”等口号，还有人提出：鉴于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压制群众，为了保证文化革命运动的正常进行，必须“接管广播站”、“接管武装部”；最后，会议决定：要把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直接汇报，第二天要在全校公布大会材料，用放录音、大字报、演讲等方式揭露市委工作组。也有人提出，有人要切断我们和党中央毛主席的联系，电报发不出去，我们要杀出校门去，到工农兵中去宣传，争取工农兵对我们援助。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会场的气氛越来越热烈，等待上台发言的人在台后派成了一条长蛇阵。电机系、机械系、冶金系和其他外系的同学也来声援了，也要求发言，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两点钟。大会之后，在校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揭穿市委工作组的大阴谋、大骗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响彻夜空。 就在同学们的自发会议进行的同时，市委宣传部长何正清正在党委礼堂讲话，宣称：无线电系集会是反革命事件。当时何正清和张种玉研究了两项措施：第一调军队来，如果学生上街游行就镇压，第二立即把机械系的工人集合起来，拿上工具去“保卫”一大楼（无线电系集会所在地）。 “六·一八”集会的消息马上传到市委大楼里面，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和其他几位书记通宵未眠，共同策划对策。工作组亲自布置对无线电系师生进行围攻，指定两个同学各筹一篇稿子，声讨无线电系“反革命事件”。6月19日凌晨起，无线电系的学生在宿舍、在路上到处受到围攻，校园内贴满了“愤怒声讨无线电系一小撮人非法集会的反革命罪行”等巨幅标语和“声讨”大字报。晚上，工作组和校党委组织了斗争会，对“六·一八”集会的参加者和支持者实行绑架和斗争。重庆市委、省文革小组专门为此事发表了“歪曲事实真相”的“情况简报”。然而，事件之后，重庆市委也被迫调回了原来的工作组组长张种玉、张海亭，又派了新的更大的工作组进驻重大。（见《踢开绊脚石，自己闹革命！——重庆大学“六·一八”事件纪实》，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八·一五战报》，1967年6月18日）。 最后来看一起发生在校园之外的冲突，这就是南京“六·一三”事件。六月十二日，南京大学揪出了匡亚明，六月十三日《新华日报》登出了一篇《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南京的大中学生对这篇文章有很多批评和责问。认为文章把揪出匡亚明的功劳加在省委头上，说是省委及时发现的，从而给省委定下不容怀疑的调子。六月十三日中午，南京农学院两位同学给《新华日报》贴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这里有鬼》。不到两小时，报社内外贴满了大字报。报社部分工作人员虽然手拉手筑成好几道人墻，也阻挡不住到报社内贴大字报进行辩论的群众。于是，公安局的人员来了，开头来了几十人，后来增加到二三百人，他们同报社的工作人员一起，把到报社内贴大字报和进行辩论的群众赶了出去，然后关上铁门，惟恐进来一个学生。“门内外严阵以待，如临大敌，把革命群众当成洪水猛兽。” 本来到报社去贴大字报和辩论的群众比报社工作人员和公安人员多得多。后来，报社的铁门关上了，门内是有组织的“保卫党报”的公安人员、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印刷厂的工人、半工半读的学生，外边的公安人员不时从外边拉进一些学生和青年工人，一进门，便被团团围住。这样多数变少数，各个击破。比如，六月十三日晚上，宁海中学一个干部子弟被拉进报社，报社一大群人与他辩论，逼他承认错误，他不承认，报社领导就让工人们斗争这个“反党”学生，拍桌子打板凳地骂了一个多小时，骂后还不让回校。 事件延续到第二天，六月十四日，逸仙桥小学一位少先队辅导员因爬墻贴大字报，被公安人员拉了下来，衣服都被撕破了，拉进报社后要他承认错误，许多人与他轮番辩论，他不承认错误就把他关在报社的乒乓球室里，最后用吉普车把他押到公安局。和这位辅导员同时被拉进报社、遭到围攻、被扣上“反党”帽子的人很多，其中大多数是青年学生。 这些人被拉进报社，公安人员便强迫他们拿出证件，之后向其所在单位党委或居民委员会通电话，调查被扣人的政治情况，然后威胁说：“你的底细我们全知道了！”有些学生在报社门口多停留一会，或多去过几次，或者与报社人员发生过争执，于是公安人员便把他们的单位、姓名记下来，准备顺藤摸瓜。 在第二天，报社印刷厂三个工人在街上贴了一张揭发报社问题的大字报，“这下子可翻了天啦”，报社当权派便组织工人开小组会批判他们，说他们被坏人利用了，要他们承认错误。 凡是贴出和送进的大字报，不管内容、作者，报社都组织人整理了，贴在街上的大字报全部拍了照，照片洗出后，用放大镜一张张把内容整理下来。“这是自觉地运用五七年反右斗争的‘经验’来对待群众”。“六·一三”事件被省委和报社打成“少数坏人闹事”的事件。怀疑过《新华日报》的群众被搞得人人自危，有的还被迫亲自到报社编辑前检讨、认错。（见《炮轰〈新华日报〉——揭开“六·一三”事件的盖子》，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司令部《红卫兵报》，1967年1月16日。毛泽东于1966年7月21日同中央局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话中，曾提到：“那么怕能行吗？所以西安、南京报馆被围了三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 五十天内，全国各地的类似事件很多，较著名的还有西安交大“六·六”事件、青海“六·十”事件、广西西大“龙干运事件”等等。这里所考察的案例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因为有关各地类似的、雷同的案例的材料不少，这里不一一列举了。从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内所发生的事情来看，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具有相当高的同质性：在相对封闭的校园内，所发生的类似事件的进展都在同步进行，突发事件的爆发，在全国各地甚至不超过一两天。当然，这里面可以看到，北京是政策、信息和转变的中心，这种机制大致一直延续到了一九六八年群众运动结束之时。 五十天落下帷幕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