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2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合作化运动，用了四五年时间，把土改中分给农民的土地又收归集体所有，基本完成了5亿农民从个体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转变。伴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推进，应该说中国的农业，已经极有可能走上一条按需分配、计划生产、工业化改造、集约化发展的光明大道；中国的农民，也应该逐渐摘掉农民的帽子进入工业社会，共同享受工业社会民主和社会主义权益。
但由于一些人的无知和目光短浅的小农意识，中国的农业，同时也面临着重新回到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自给自足、盲目发展，远离工业社会、使农民重新走向分散单干最后破产沦为工业时代的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境地。为此，党内进行了激烈而残酷的斗争，甚至以政治斗争的方式来解决经济路线的分歧。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一样，活着就是硬道理。当代表工业社会、主张走集体化道路的领导人相继去世后，代表农业社会、主张搞分散化经营的一批人掌握了国家权力，自然也就开启了所谓的从“包产到户”到“大包干”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所谓改革、宣传和推广。由此，一个持续三十多年的一包就灵的“大包干”神话就此上演。
所谓“大包干”，全称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把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给农户经营。农户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除上缴国家规定该上缴的外，其它所有收入归农户自己。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这个制度一直是中国农村农业生产的基本制度。这个制度的特点，就是在确保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迎合农民的小农经济下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意识，把农民和土地紧紧的结合起来，同时又把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农民，一家一户的分散开来。使农民在继封建社会后，在所谓的土地集体所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再一次被分散开的牢牢的固定在土地上。直到改开三十多年后，精英们高唱着工业3.0向工业4.0迈进的时候，还是如此。
就是这样一个落后的制度，就是这样一个违背工业社会发展规律、与中国社会发展背道而驰的、一家一户分田单干、具有浓烈封建小农意识色彩的错误选择，三十多年来一直被神话。被宣传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被一些人认为是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决定性改变，被说成是精英们使中国农民走向富裕的英明选择。也正是这样一个落后的、违背工业社会发展规律的错误举措蕴含的封建落后思想，反而逐渐成为对社会主义工业进行所谓改革的指导性思想。使得社会主义工业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分散式、集权化的承包性改革，为最后搞全面私有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铺垫，为对已经具备规模的中国工业进行私有化改造，愚蠢的、虚构的提供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所谓榜样和标杆。
客观的看，毕竟当时进行决策的人，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过来的人，像毛泽东那样有志向、有理想、有知识、有眼光的人，真的是凤毛菱角、少之又少。何况全国解放后造成的他们的自满，也让他们产生了无知的、盲目的自信，已经不愿意继续接受毛泽东的思想，也不愿意塌下心来好好学习，就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基于封建小农经济的思考。因此，公平的说，迷信“大包干”、神话“大包干”，并没有积极反对抵制“大包干”，还是有相当的基础的。一方面是权力使然，但绝大部分人是因为思想落后和无知且投机，思维方法简单片面而又急躁冒进，还不能认清“大包干”的危害，急功近利、急躁冒进，所以才会让“大包干”形成制度并迅速的全面铺开。
另一少部分人推波助澜，则是别有用心，就是为搞垮社会主义公有制搞私有化作铺垫，为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改革开放中进行政治投机。因为他们是反对毛泽东领着中国走公有化道路的，而且他们就是反对共产党领着百姓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的。他们不仅不会反对“大包干”，反而是神话“大包干”的主要骨干。因为神话了“大包干”，才能推广“大包干”，也才能实现他们的目的。不管是那些无知愚蠢的机会主义分子，还是那些阴险狡诈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余孽，他们都不可能从经济学上知道，在未来的工业社会，农业是一个没有利润的、又不可替代的产业，是一个靠补贴生存的产业，是一个分散经营下离开补贴农民就会破产的产业，是一个必须首先进行公有化改造，实现计划生产的基础性的、集约化经营的战略性产业。
所谓的产量大增，根本的原因不是什么承包，而是工业化的结果。是化肥农药及农机的不断普及性使用，是种子的改良，是前二十年百姓无偿付出、国家大量投资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的价值转移。所谓农民的一时富裕，是当时集体经济下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国家承担，农民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低廉及承包后分配的调整。比如国家对教育医疗的保障，使得农民可以简单的用更多的承包剩余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是一次诱导性的利益分配的调整。所谓创举，就更是无稽之谈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一直是国家的。就是所谓的地主的土地，也是买的使用权，皇上什么时候想收回去，他不可能不给的。因此，地主和绝大多数农民，实际上也是一直是逐级交地租租地耕种的（地租不应该认作是税，就是地租。），这和你的承包耕种又有什么区别？不过是过去用地租养的是土地主和封建官僚，现今用承包金养的是城里人罢了。
本就是少数落后农民小农意识的一次伸张，被一些无知落后保守的投机政客乃至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也就正好迎合了各类机会主义分子的投机需要，就被宣传成壮举、神话、伟大贡献，然后就开始了所谓的改革，就在全国刮起了所谓的承包风。把本不是承包形成的社会经济发展，都贪天之功的放到了承包上，使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个和工业社会相悖的、分散单干的错误思潮下，使工业水平和素养并不高的中国人，都以为承包、单干和私有，是工业社会的特性，是可以让他们富裕的灵丹妙药，是可以让中国振兴的不二法则。可见改开一开始的机会主义色彩就很浓重，使改开一开始就一直在机会主义、权变思想指导下错误的运行着。
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是靠积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因为积累是绝对的，因此，认识可以倒退，财富占有可以调整，但社会经济发展是不会倒退的，因为劳动的积累是不会减少的。所以，农业生产一定是一维的，是随着积累及国家和社会在农业和农业相关领域的社会公共劳动再投入的增加而向前发展的。因此，农业发展也是不会出现倒退的。这不是哪个人能让它倒退他就倒退的，而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由人类的生存需要决定的。除非出现大的自然灾害或人类灾难，也只会造成暂时的停滞，不会倒退，而且会很快过去，过去之后还是会自然的向前发展的，这是由价值创造和价值积累决定的。所以，发展是一定的；发展的快慢和发展成果的分配和占有，是选择决定的。
建国后粮食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粮食一直紧张，但绝不是我们生产的少了，而是因为国家承担了劳动力再生产很大一部分成本，极大的促进了人口生产，造成人口增速过快，粮食的增长跟不上人口增长造成的。后来计划生育，控制住了人口，加之随着国家在农业及相关领域的投入增加，农业的发展超过了人口增长，粮食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把解决粮食问题归于“大包干”，把之前说的一片漆黑，实在是无知和牵强，实在是投机心理下的贪天之功的表现，也掺杂着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故意。实际这个问题很简单，抛开人口让人们看一下建国后历年粮食产量就知道了。
就好比一个人学会了开车，他就一定可以把车开走，只要这个车子不坏且有燃料。同样是这个人，学会了开车，他就不会变得不会开车了，除非他丧失了开车的条件不能开车。解放后，经过百姓无偿奉献、国家大量投入，农业上有了一个很好的积累，农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程度，产量不断提高就是一定的，而且作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手段，人类总是要把它往好了做的，让它不断提高的，只是谁做的更好。现在看，“大包干”不仅不是个好的制度，还是一个坏的制度。虽然它没有让粮食减少，但让农民走向分散、走向破产，相对于工业社会的发展，离工业社会越来越远，才有了在工业社会发展进程中，大量的贫困人口被锁在了农村、锁在了土地上无法动弹。
另一方面，中国是要建立一个适应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就是说要借鉴资本主义的经验，实现社会制度构筑的一个大超越、大创新的国家。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反对封建主义，也要防止走入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实际是封建主义的一个变种，本质上还是封建主义，是封建主义的高级表现。“大包干”是封建的小农经济的东西，搞这样的东西，一定是要走向大倒退的，也避免不了中国走向资本主义歧途的，一定是要让中国农民重新回到封建社会，或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而走向破产变成受剥削掠夺的无产者而吃大亏的，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关心农民、心疼他的农民的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原因。因为他知道，这样一个制度，又把他们分散的重新绑在了土地上，他们也就必然无法迈开脚步和这个社会一起走向工业社会，也就必然的又要受到一些人的剥削掠夺，也就必然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拖累。或者被社会淘汰，或者成为工业社会的包袱，成为精英公知厌恶的不开化的不会“劳动”的必然受穷、活该受穷的人。
一方面不能逐步的参与工业劳动，不能逐步的把他们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也就不能有效的消费新的文化，劳动者素质和质量就无法提高，劳动者的价值也就不能有效提升，也就影响了他们劳动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如果工业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都转移给他们，也就是教育医疗等让他们自己承担，他们会很快走向贫困乃至破产，因为这不是紧靠农业生产能负担起的。再加上投机资本对商业过程的垄断，他们就必然会被商业投机资本盘剥，最后在工业化面前破产，出卖土地沦为无产者进入城市。实际上大量农民撂荒土地外出打工，就是农民破产主动逃离土地沦为工业无产者的表现。而高喊为人民服务的精英和公知，不仅不会主动帮助他们，可能连看都看不到，还在不停的欣赏玩味他们的“大包干”奇迹和神话。
最近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事，就是杨改兰案，她更是用她和她孩子的生命向人们宣布“大包干”神话的破灭。杨改兰是甘肃临夏州康乐县景古镇阿姑山村山老爷弯社的一名28岁的年轻农妇，上有奶奶和父亲，下有四个子女，没上过学，也没受过集体经济的侵染，一直是“大包干”下农村家庭的家庭主妇。应该说她生在大包干下，长在大包干下，在大包干下成了文盲，在大包干下成了农妇。她在逐渐降低包干费用且开始补贴的“大包干”制度下，辛勤耕种承包的十几亩地，一年的毛收入也就六七千元。丈夫也没有文化，劳动力价值也很低，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回来帮助妻子干农活，一年的打工收入也就两万多元。如果仅靠种地，他们的地在现在的工业时代，是种不下去的，也就是说，他们作为一个最简单的农业经济组织单元，一定是要破产的。
就算贴上她丈夫打工挣来的钱，也是无法把这个地种下去的。因为以他们的家庭为经济单元算，他们除了维持她们一家的开销，也就是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他们种地不仅没有收益，也就是没有利润，还要亏损。就是用她丈夫打工挣来的钱弥补种地的亏损后，也维持不了他们家的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他们每年的经济活动，是在不断的亏损，而且这个亏损是不断在累加的。大家可以计算一下，一年六七千元的毛收入，减去一个半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减去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性投入，她们忙活一年，是不是要赔钱？而打工挣来的两万多元钱，补贴完亏损，能否养活四个孩子两个老人？这样赔下去，是不是要破产？这样赔下去，对她们来说，哪里还有希望？不要忘了，他们一旦成了承包户，她们就不是简单的出卖劳动力，他们是有投资的自负盈亏的经济单元，他们就可能赔钱可能破产。就是这样一个走向破产的、没有上过学的农妇，杀死自己的四个子女，自己也自杀了。几天后，她的丈夫在料理完她们的后事后，也追她们而去。这就是“大包干”给她们的最后结局，给一个农民家庭的最后结局。
很多专家学者在找她的动机和原因，网络上各类人等也都在猜测她，还有一些人已经开始急着审判她了。有说受不了穷而杀人自杀的；有说她本身精神就不正常的；有说地方政府腐败，不该取消她的低保和救济，去给他们的亲戚朋友的；有说她愚昧，本来有希望却不会去看到希望而耐心等待的；还有人从人性上分析说她人性毁灭，内心兽性被唤起，才这样残暴的。也有人说是吃人的制度害了她，可是马上就有人予以驳斥。如果你不服气接着说，想和他们做一些辩论，也就逼得人家只好删帖封口了。因为他们逼着你这样想，要是制度不好，怎么就她这么干，那么多不如她的，为啥不和她一样呀？这一定是个个案，不能上升到制度，何况你自己想死也就罢了，干啥要把那四个无辜的孩子也给杀死呀？孩子是无辜的。你在，别人没法替你管，你死了，就有人管了，幸运的话兴许还落个好人家吃香喝辣的那。我看着这些虚伪的道德君子，真的感觉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封建、越来越官僚、越来越虚伪、越来越没人性了。再看看那在“大包干”制度下破产后冤死的一家人，真的认为中国已经回到了封建社会，又从封建社会走向了封建社会的最高阶段、走向封建的、全面私有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个社会害死了她和她的一家。
封建社会主张饿死不做贼、冤死不告官，你死可以，但你这样杀了孩子死就是对官的不满和控诉，就是要声讨你、审判你；资本主义社会提倡破产，破产是你活该，你要投资挣钱，就可能赔钱，就可能破产，是你自找，是你们自己写血书、按手印自找的，死了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破产后死的人多了。但你还要滥杀无辜，就是神经病，就是犯罪，是杀人犯。看看上面给她找到的原因，看看上面给她找原因的那些人，看看对她的死的各种认识，是不是封建社会的伪君子？是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卫士？是不是已经只认钱而没了人性？
实际上对于这样一个没上过学的农妇来说，真的没有像那些学者专家和城里人说的那么复杂，她就是破产后绝望了，她就是在现有农业制度下，不仅不可能有足够的利润，看到生活的希望，反而还要赔钱，而又没有钱赔，也就无法维持这个家庭继续运转下去，确实活不下去而绝望了，又舍不下她的孩子们继续在这受苦受歧视，她不想告官、也不想做贼，才这样做的。受封建思想影响的她，认为死、包括带着她的孩子一起死，不仅不是给社会主义丢脸抹黑，而是不给社会再当累赘。她不知道死了后她的孩子会有福利院或好心人来收养，她就是想死了，也想把她的孩子们都带走，不让她们在这受罪受歧视，不再给国家社会添麻烦。如果有点宗教迷信思想的话，可能就是幻想能到另一个世界去碰碰运气，兴许会转运的。这对一个没有文化，受封建“大包干”思想影响，而宗教思想又强烈逆袭回来的今天，应该没啥不好理解的。
因此，我们应该看到，造成她绝望的死的原因，其实也就很简单了。就是她破产了，就是她在工业背景下的错误的“大包干”制度下破产了，就是她在破产的窘境下，不想成为社会的负担，也不想做贼告官。不是有很多人在研究她自杀的心理吗？她自杀的心理，就是和那些许许多多破产后自杀的人一样的心理，窘迫、羞愧、无奈、绝望，就这么简单。而造成她破产的原因，就是工业化背景和那个错误的“大包干”政策和后来的私有化政策。“大包干”政策让她孤单的被死死的钉在了土地上，但单靠土地不仅养活不了她们自己，而且还要不断的亏本赔钱。而私有化政策，特别是教育医疗的市场化商业化，让破产了的她雪上加霜，不仅使她无法抚养她的孩子，也避免不了让她的孩子像她一样的继续没有文化的、被死死的钉在土地上的命运，无法让她的孩子在得病后不会病死。因为她没钱，也不会借钱，更借不来钱，更不会偷钱骗钱为孩子看病，乃至去偷个烧饼都做不出来。至于她们的住房，已经不能再支撑多久，就是你扶贫给她一点钱帮助她，她也拿不出她那一份来改建。你们给她指出的所有的路她都走不通，包括你们对她的精准扶贫，她都没法配合，你说她还能走什么路？
连年农业生产经营的亏损，必定使她破产。一个经营农业生产的农妇的破产的无法逆转，再加上张着大口的商业化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制度，像压在她身上的大山，把她压的透不过气，推不开躲不掉，绝望的等着痛苦的被压死；像张着大口饥饿的豺狼虎豹，她无论做什么、怎么做、挣多少，最后还是要被这些豺狼虎豹吃掉。对这个没有文化的、又不想偷钱、骗钱、借钱、也借不来钱的农妇来说，你说她能咋样？她不会做梦，也就真的看不到有些人说的希望。因为她累的干完一天的活倒下就睡，醒来看到的还是压着她透不过气的大山和饥饿的等着吃她的辛苦劳动换来的寥寥无几的收入的豺狼虎豹，你说她的精神要怎么样强大才能支撑她活下去？
在准备高速进入工业社会的时候，却用制度把农民分散的、死死的钉在土地上，既无助，也看不到一点希望。看着农民破产，就是不愿意为他们做点制度上的松动。这样的制度是多么的有失公平？制定这样的制度的人是多么的无良、无知和愚蠢？而当农民被分散的死死的钉在土地上的同时，他们的孩子不仅同样被死死的钉在土地上，还要也只能要农民自己拿钱来赎身，才能走出这个土地，这样的制度，又是多么的野蛮和霸道。在这样的制度面前，农民也只能绝望的用死来逃离了。因为她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她没有文化，她思想落后，她没有钱养活自己，更没有钱给孩子赎身让他们离开土地，她不会和你讲理，也不敢反抗，只能孤独愚昧的带着孩子去找寻她认为的另一种希望了。
设计好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却用一个愚蠢的制度把农民分散的死死的钉死在土地上。这样一个把农民分散的死死的钉在土地上，一个让本分的、靠辛勤劳动养活城里人、却养活不了自己的农民全都破产绝望的农业制度，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工业化背景下，一定不是个好制度。而当一个绝望的破产农民用死来诠释这个制度的时候，这个制度是不是也该破产、也该死了？而我们的精英和公知编造的、至今还在不断玩味的这个“大包干”神话，是不是也该破灭了？
凤凰涅槃，在这样一个和死一起破灭的神话面前，我们善良的农民，是不是有可能开始融入工业化浪潮，去享受工业化带给他们、他们也应该享受的权益了？
精英和公知们，这次真的要好好设计了，别像“大包干”那样再弄错了。再弄错，不仅不可理解和原谅，也没有改正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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