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红打黑造成法治倒退

星光58注： 见过对重庆“唱红打黑”提出异议的，没见过这么对其定性评价的，且是出自中国法界最高学府——中国政法大学的82岁的终身教授江平之口（又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的，如果说，当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说出重庆唱红累计共花2700亿时，人们只是对之嗤之以鼻的话，那江平的话决不能等闲视之），他竟然不顾事实，不顾重庆老百姓的感受，不顾可见到的和被压制的民言，硬生生地把广受人民群众赞誉的“唱红打黑”说成是“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文革遗风”，无知到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顾了，是装蒜还是别有目的？眼见薄熙来在重庆人民心中稳扎下根来，威望已经超越总理，用普遍通用的方法免除其职位已不可能，于是，在那种场合抬出文革来吓唬臣民，总以为这下把薄革职会大快人心了吧？可事实证明更加错误，这种时候，做点矫枉过正的事倒是应该的，让不同的声音亮一亮，但怎么也想不到，号称民主法制已极大完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三十多年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好象突然掉入了文字狱，对反对的声音，对民众的期盼合力封杀，以至于百姓不得不在民间传递不满，在当下政府认为非主流网站上发表真知灼见的看法。然而很不幸的是，就在打压不同意见的同时，主流媒体却不时以各种方式刊登对重庆大换血时的各种“振奋人心”的消息，贬低、恫吓执不同意见者，甚至把“唱红打黑”说成是“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文革遗风”这样的话放到台面上，让人怎么不愤怒？这不明显地是在激怒民众的情绪，挑战民怨的底线吗？下面是《财经》杂志对江平的采访：

《财经》：在重庆近年来的重大事件中，法律界最关心的是李庄案。您曾是李庄案第二季的顾问团成员。现在李庄正在申诉，其助手马晓军也在起诉重庆市公安局。您怎么看这一申诉？
　　江平：我支持李庄平反。李庄来找过我，我同意做给他平反的顾问。我始终认为李庄案是冤案。李庄案有几个特点：第一，他是由委托人、涉黑犯罪嫌疑人龚刚模揭发的。在审理律师伪造证据案中，由被告检举其代理律师伪造证据，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龚刚模作为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控制之下，他为了能够检举立功，愿意拿出这种律师涉嫌伪证的举报，作为自己减刑的根据。
　　第二，律师伪证罪，所谓伪造证据应该是书证一类的，比如说伪造身份证明、学历证明；如果仅仅伪造口供，有很大的疑点。在当时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和律师见面都有警察在场。在监视下，说李庄用眼神来暗示龚刚模，这不是一种确凿的证据。
　　第三，若以口供作为证据，应当当庭质证，单方面口供未经质证，显然不能够作为证据。
　　第四，现在有了进一步的影像证据显示，龚刚模在委托李庄做律师之前，行走存在不正常情况，这说明刑讯逼供是可能存在的。
　　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李庄因伪证罪被判了一年六个月徒刑是没有道理的。更何况第二季——后来虽然重庆检方自己撤诉——那又是另从上海找了他的当事人来检举，这是很荒谬的。
　　《财经》：李庄案造成了什么影响？
　　江平：在当时的情况下，重庆客观上是用李庄的案子震慑司法界，震慑律师。放出信号，重庆说龚刚模有罪，谁敢为他作无罪辩护，就有可能是李庄的下场。这是个很危险的信号。在李庄案以后，代理重庆涉黑官司的律师都很少敢说话了。但问题在于，重庆方面没注意到，在律师界也好，在学术界也好，有很大的反弹的声音。在强调法治的今天，人们对于这种现象越来越反感，公然采取这样的办法践踏法律，是不对的。
　　《财经》：您怎么看重庆的“打黑”？“打黑”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江平：李庄案显然跟重庆“打黑”有直接关系。我们常常说“打黑”成了“黑打”，我觉得“黑打”倒不是一个很准确的用词，准确地说应该叫“运动式打黑”。“黑打”和“运动式打黑”还是要区分开的。
　　“打黑”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一个社会对于黑社会势力的存在绝对不能容忍，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把“打黑”作为一种运动形式来搞，作为一种社会管控的方式，这就是重庆应该反思的地方。
　　因为这样一来，“打黑”就可能成为当时的社会的中心政治运动。作为政治运动来“打黑”，最大的缺点就是它很容易泥沙俱下，搞得比较粗糙。为了实现目的，公安部门就可能不择手段，也不遵循程序正义，容易出现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逼供。
　　短短两年，重庆就打出了那么多个黑社会，几千个黑社会分子。现在看起来，显然出现了“运动式打黑”的情况。在这种运作方式之下，“打黑”成了管控社会的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公安部门变成了政法工作的中心，导致公检法之间的制约越来越放松，从制约变成了相互合作，这就是对法治的破坏。重庆实际上恢复了“三长”（即法院院长、检察长和公安局长）联合办案的形式。
　　《财经》：有人担心“文革”的历史悲剧可能重新发生，对此您怎么看？
　   江平：“文革”是一个很独特的时期，总的来说是无法无天，不需要法律，公检法都被砸烂了。“文革”让我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在我思想里面的主要变化，就是转向从民主、自由、人权的角度看问题。
　　“唱红打黑”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文革”的遗风。“打黑”必须是在严格遵守法律的情况下进行，在脱离法律或者违背法治理念的情况下来“打黑”，早晚要出问题，得出来的结论就不扎实，也就破坏了法治，造成法治倒退。

　　在采访中，江教授说“唱红打黑”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文革”的遗风。随后，他又说，（文革）总的来说是无法无天，不需要法律，公检法都被砸烂了。这就让我们搞不明白了，重庆打黑是在无法无天，没有公检法参与脱离了党的领导而自发搞起来的群众运动？如果真是这样，套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文革”的遗风还说的过去，但事实是，重庆打黑，公检法俱全，审判程序合法，充分给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申诉权，唯一的缺憾是时间太快了，许多罪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活动。访谈中，江平承认“打黑”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一个社会对于黑社会势力的存在绝对不能容忍，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他又说：把“打黑”作为一种运动形式来搞，作为一种社会管控的方式，这就是重庆应该反思的地方。因为这样一来，“打黑”就可能成为当时的社会的中心政治运动。作为政治运动来“打黑”，最大的缺点就是它很容易泥沙俱下，搞得比较粗糙。为了实现目的，公安部门就可能不择手段，也不遵循程序正义，容易出现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逼供。对这样的说法，我有一点不敢苟同，其一是，当今中国社会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法律模式去执法，可能一个犯罪分子要审个几年半载的，那惩治已经到了百姓万分痛恨的众多黑社会团伙要多长时间？谁来提供社会资源？尤其是有那么高层的官方保护伞，如果不采取声势浩大的运动式打黑，能打得动吗？现今不断上升的官商勾结、官黑结盟的现象已经让群众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你还指望用道貌盎然的程序，走过场式的执法去解决那么多社会的丑恶，可行吗？其二，中国的武器管控很严，没有西方那么宽松，这也造成了两个极端，好的一面是，社会安全得到了极大保障，也给政府带来了轻松的管理环境。不足的一面是，如果法律产生倾斜或被执法者滥用，或官商黑为一家时，那遭殃的一定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不是吗？现实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牢骚：我要是有枪，会把这些贪官污吏杀绝。虽然是气话，但真如西方那样，腐败分子或欺压百姓的社会地痞不会有所收敛吗？这里要学西方，拼命向西方靠拢，说什么这违反了程序，那在搞文革，那我要问，重庆用短短两年的时间就打出了那么多个黑社会，抓了几千个黑社会分子，这种大快人心，令重庆人民满意的好事，用你江平的逻辑，得用多长时间才算合法？你高高在上，体会到了当一个小摊贩为了生存不得不向黑社会缴交50元“保护”费而急切盼望政府整治社风的心情吗？难怪群众会说，法律法律许多漏洞，严格执法只对群众。这种说法不是没原由的空穴来巢。在中国，对于最基层的广大民众来说，宁愿要运动式的打黑，而不要吟咏说教式的程序。

 江平还说，运动式“打黑”可能成为当时社会的中心政治运动，如果社会真到了那种地步，为广大人民群众安危着想，又有什么不可？要知道，法律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人平等、安全幸福，如果大多数人都对安全感到了危机，那你怎么办？

 江平喜欢从民主、自由、人权的角度看问题，这样最好，现在机会也到了，如果你不甘寂寞，想标榜史册的话。
         作为法学界的泰斗，你有能力相邀法界名人、专家、精英联署，为了让人民了解真相，充分实现法律的公证，保障王立军的申辩权（杀人恶魔都有这个权利，何况王立军乎），体现人权的真正价值，向西方的价值观更靠近一步，向总理进言：对王立军的案子能否公开审理（这也体现了温总的受得了人民和历史的检验的许诺精神）。我也相信，一个公安战线上的硬汉，既然敢进出美国大使馆，一定会接受全国人民的“审判”，那时，一个完完整整的王立军不就呈现在人们面前了吗？那些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及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如果真的实现了，不仅践行了你一生追求的民主、自由、人权理念，还可以让国人对你无限景仰，更可以化解当下民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如此多的好事叠加在一起，何乐而不为呢？而没有经过公开审理的判决，其罪名的可信度大大减分，“四人帮”都可以公开审判（那时法律很不完善），王立军为什么不能（如今法律相当完善）？如此公众人物，是私下定罪能说服民众的吗？何况，温总能在那种场合底气十足地说，一定给人民一个满意的答案并经得起历史检验，那他一定掌握了案子的全过程，否则这个口是开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