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和探索--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弄清楚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1956年，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的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对此作出了正确判断。决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页。)，由此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八大会议期间的9月22日，毛泽东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到斯大林问题时还说，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仍找对象，大批抓人杀人。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毛泽东当时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认识相当清楚。

　　当然，阶级矛盾不是主要矛盾，并不代表阶级矛盾已经消失了。1956年11月8日，毛泽东在同准备出席或列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时说:“现在天下基本上太平了，阶级斗争基本上过去了，还有一部分没有过去，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存在，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在他看来，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一句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个思想，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是一贯的。只不过在对这个矛盾的位置怎么摆、是什么性质的矛盾这个问题上，他的思考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历程。

　　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记录来看，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明确认为，阶级矛盾虽然还存在，但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除了少数反革命坏分子外，阶级矛盾也主要表现为思想斗争，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而思想上的问题不能靠压服，只能靠说服，靠思想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即通过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和手段来解决。根据这一逻辑，毛泽东当时讲得最多的就是两个话题:一是要转变思想，采取正确的方式手段来正确处理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二是在大规模阶级斗争结束后，主要精力要转到搞建设上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后，毛泽东于1957年三四月间外出到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杭州等地视察。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记录看，他一路上发表了大量讲话，主要话题也就是上述这两个。他多次提出，现在是一个“转变的时期”，即从以阶级斗争为主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3月17日，他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指出:“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政治面貌改变之后，必须要使经济面貌加以改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3月18日，他在山东省省级机关处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就是要转入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六亿人口，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页。)3月20日，他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在几天之内集中论述这个问题，可见他对将中心工作转到搞建设上来，何等重视。也可以看出，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正确的、清醒的。

　　(四)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957年6月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重大转折。面对“党天下”、“轮流坐桩”这样一些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和性质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并最终改变了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

　　这个认识变化，在毛泽东1957年5月25日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草稿第三稿时，便有所透露。他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意识形态上的阶级矛盾还是长期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表现为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所谓“你死我活”，当然就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了。7月，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明确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84页。)这样就把阶级矛盾中的一部分，即资产阶级右派同人民的矛盾，从人民内部矛盾范围内划出去，定为敌我矛盾了。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进行，毛泽东逐步改变了对中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1957年9月19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他认为，八大讲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但只是在经济方面，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则不然。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期间，他又多次提出主要矛盾问题。10月9日，他在八届三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06页。)

　　对这个认识上的重大变化，有两点尚需作分析说明。

　　第一，毛泽东这时认为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但这并不是说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他在把阶级矛盾定为主要矛盾的同时，又将阶级矛盾分为敌我矛盾、思想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两个方面。也就是说，阶级矛盾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两个方面，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并不一定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相应地，人民内部矛盾也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阶级矛盾，一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一点，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三中全会上作过多次阐述。

　　1957年12月16日，他在杭州主持召开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时，又强调:“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敌我矛盾性质。但是右派是少数，三大敌人已基本解决，敌我矛盾不能成为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4页。)

　　第二，毛泽东这时改变了对主要矛盾的判断，但他主张“不要登报”、“不要广播”，不要“公开宣传”。为什么不要公开宣传?他担心不利于整风，影响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毛泽东是处理矛盾的高手，他总是防止以一种偏向掩盖另一种偏向。在他看来，当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因此主要精力还是应该放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上。人民内部矛盾除了阶级矛盾外，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是大量的，特别是党内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不断改进工作的任务还很重。直到1958年5月，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才正式确认了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中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新判断。但那时也没有大量宣传，因为毛泽东的注意力和工作中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的“大跃进”上去了。

　　尽管如此，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上的这个重大变化，还是埋下了重大隐患，后来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认为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无疑是在理论上撕开了一条口子，为此后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依据。1959年庐山会议阶级斗争延伸到党内，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明确以阶级斗争为纲，其认识根源，皆可以追溯到对国内主要矛盾判断的改变。尽管毛泽东也将阶级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划分的界限并不是十分清晰，会随着对形势的严重估计而往极端化方面发展。

　　从历史的高度看，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阶级斗争特别意识形态上的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是有战略远见的，直到今天这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大课题。但关键还是这种矛盾位置如何摆的问题。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如果分析不当，将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视为中心工作，难免出现失误。这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

　　总的来说，毛泽东建构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包括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肯定，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正确分析，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正确论述，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系统阐述，这四方面的内容是相互联系的，在他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形成的正确理论成果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从实际情况来看，毛泽东取得的其他正确理论成果，都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正确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他在探索中发生的失误和错误，原因虽然复杂，但都与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析不当有关，与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阶段分析不当有关。无论正确还是错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同时也为我们今天正确分析形势和矛盾，制定正确的任务和纲领，提供了重要的哲学营养。

四、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