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和探索--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

四、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不管是革命还是建设，制定一个好的切合实际的目标，都非常关键，它能使广大人民有所趋附，团结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共同奋斗。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和步骤的思想，是他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另一个根本性方面。

　　革命战争结束和国民经济恢复后，我们的总任务是什么呢?从1954年起，毛泽东多次说过，我们的总任务，就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但这只是总任务，所指还很虚，还要落在具体实在、可触可感的目标上。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逐步提出并形成了以“四个现代化”为重要内容的战略目标的思想。《毛泽东年谱(1949—1976)》所记录的材料，为我们考察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含，提供了许多新的依据。

　　(一)“四个现代化”目标是如何逐步提出来的

　　“四个现代化”，包括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国防。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

　　“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中，首要的是工业化。工业化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是改变中国经济落后面貌的关键。1944年，毛泽东就曾深刻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他还明确宣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和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毛泽东都强调，革命胜利后，我们的伟大任务是将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53年以“一五计划”为中心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就是以实现工业化为重点的。

　　把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不光要实现工业化，还必然要求农业本身走向现代化。为此，毛泽东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既提出为工业化而奋斗，又同时并举地提出要为“农业近代化”而奋斗，这里说的“近代化”，与“现代化”是同义语，立意在改造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分散和落后。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之所以要大力推动农业合作化，既是农业现代化本身的要求，也是为适应大规模工业化的客观需要，旨在克服个体农业的分散特点，使之成为集体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以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为国家工业化提供更多商品粮、农产品和原材料。我国农业现代化走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路子，这在当时是符合实际的必然选择。在没有大规模机器的情况下怎么办，不能坐等机械化，只有先搞合作化，并且合作化的进行也为大机器的运用提供了可能、需要和市场。

　　关于现代科学文化，可从毛泽东1954年9月15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上，提出“现代文化”这个概念说起。他在会上发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号召。在这以后，毛泽东继续强调和发挥这个提法。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掀起，不可避免地要同时掀起一个文化建设高潮和向科学进军的高潮。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搞建设，“单是我们这些老粗那就不行”，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叫文化革命。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这样，“现代科学文化”的概念呼之欲出。与此相适应，4月下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提出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

　　1956年底至1957年初，毛泽东多次提到“三个现代化”的概念。1956年11月6日，他在会见意大利社会党农业考察团时说:中国在“解放后，把帝国主义赶走，把封建势力推翻，人民获得解放，这才有可能逐步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文化和科学，不过现在刚开始”(《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这就明确提出了与工业、农业现代化在同一个层次上的“科学文化现代化”的命题。1957年3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明确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页。)至此，除国防现代化外，其他三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法及其内涵，在毛泽东的思考中大体成形。

　　到了1959年底，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最终完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目标。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这就是“四个现代化”目标的由来。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一直重视军队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记录看，早在1951年12月，经毛泽东审改后下发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部队整编工作的政治指示》中就指出:“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86页。)同时毛泽东本人还多次使用“国防现代化”、“现代化的国防”等概念。但这些只是就军队建设本身的任务来讲的。在1959年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将国防现代化列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之一，这就把现代化的国防放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体战略布局中来强调其重要地位，同时这也揭示了国防建设与经济、科学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揭示了富国与强军目标之间的有机统一。

　　从文献研究的角度看，周恩来1954年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曾有“四个现代化”的表述。他说:“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这是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出现“四个现代化”提法较早的一次。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思想由此正式提出。因为周恩来这里提的是“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与后来通行的“科学技术现代化”，内涵有很大不同，当时提出来后也还未上升为国家战略。“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思想的成熟形成，还是应该以毛泽东1959年底的谈话为标志。

　　20世纪60年代前期，“四个现代化”从毛泽东的个人思想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正式公布。1963年12月初发表的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的新闻公报，即号召全国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到1964年底，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页。)故此，人们通常以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作为“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正式公布的标志。

　　值得一提的是，正式宣布的“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个战略目标，同毛泽东此前的思考和表述略微有些变化。他所说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既包括了“科学技术现代化”，还包括“文化现代化”。所谓“文化现代化”是什么内涵?是不是就是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打倒旧文化，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这已是另一篇文章要讨论的话题了。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中，毛泽东尤其重视科技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录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1957年3月20日，他在江苏、安徽两省和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341页。)他认为，如果不改变经济技术落后的状况，我们在国际上挨打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科技发展不能走西方的老路，要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来赶超先进国家。对于国防现代化，1960年1月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调:“国防尖端这个东西要切实抓一下，现在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好像就不是一个国家，人家就不理你。这个东西，我看是备而不用，要在八年内搞起来，搞个吓人的东西。”(《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4页。)所谓“吓人的东西”，就是国防尖端，就是“两弹一星”。我们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勒紧裤腰带，研制出“两弹一星”，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科技水平，提高了我们的国际地位，这不能不说与毛泽东的现代化战略远见有直接关系。

　　(二)对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时长及其步骤是怎样思考和表述的

　　1953年公布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从1953年算起，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这里所谓的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不是指完全实现，而是指为工业化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一点，毛泽东在1954年多次作过说明。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上说:“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10月9日，他在会见由贝鲁特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又说:要把中国改变成工业国，我们准备在十五年之内打下基础，要真正的工业化，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在打下一个基础之后，继续努力实现工业化、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多长时间呢?毛泽东提出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远期设想。

　　在1954年6月14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说:“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1957年3月20日，他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上还说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120页。)看来，在毛泽东设想的分几步的战略步骤中，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算起，50年即到21世纪初是一个关键节点，100年即到21世纪中叶，又是一个关键节点。这时候，他的思考和设想，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

　　但是，从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提出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发动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急于改变落后面貌的良好愿望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盲目乐观情绪蔓延，由此提出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和速度，此前考虑和设想的50年、100年这样的现代化关键节点，自然不再被提及。

　　随之而来的三年国民经济困难，又促使毛泽东的认识趋于客观。《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录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1960年9月1日，他会见墨西哥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哈拉将军，谈到中国经济建设时说，我们有成绩，但是成绩还很小。我们还只有十年，如果再给我们四十年，到二十一世纪初，我国目前的情况会改变。1961年6月下旬，刘少奇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大会准备的讲话稿中说，“为了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为了实现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审阅时，将“相当长的时间”改为“一个很长的时间”;将“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改为“则需要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强调:“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由此看出，经过对国民经济困难的反思，毛泽东对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长的思考，又恢复到了“大跃进”之前，大致固定在50年和100年这两个关键点上。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则明确为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以今天的眼光回过头来看，毛泽东的这一设想，是符合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的。

　　但在当时，五十年到一百年仅仅是毛泽东的一种战略设想，并没有形成系统稳定的理论，没有在全党形成广泛共识，也没有被确立为应该长期坚持的国家发展战略。在实际工作中，20世纪60年代前期，确立了到20世纪末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步骤。在此过程中，毛泽东的思考历程，又有另一番风景。

　　面对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1961年初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党中央又部署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的全面调整。1962年底，形势出现明显好转，但对于形势好转到什么程度，是要继续调整还是可以开始新的“大跃进”，党内认识并不一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53年开始实施的，进入1963年，是否要实施“三五”计划的问题也摆在党中央的面前。在这种情况下，1963年7月3日，毛泽东在召集会议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明确提出:“不要马上搞第三个五年计划。从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再搞三年调整，把三年作为过渡年，基本上是调整，也有发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搞五年或十年计划。”(《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6页。)看来，毛泽东是主张退够了，退到可靠的地步，在稳固的基础上，再前进，这也符合他自“大跃进”以来一贯强调的“留有余地”的思想。对于“过渡阶段”结束后的发展规划，毛泽东也有自己的考虑。1963年8月下旬，他审改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草稿)(这个初草稿后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提出工业发展两步走的规划: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年，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最前列。毛泽东将文中的两个“十年”都改为“十五年”，将“走在世界最前列”，改为“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8月26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这个文件稿时，表示同意文件关于分两步走的提法，主要是时间问题。他说:“宁可把时间放长一点，第一段十五年，然后再搞十五年。还是不要提‘前列’，就是提四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总的估计要恰当，对我国现有的水平不要估计过高。估计低一点，留有余地，比较更好一些。”(《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页。)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1963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从1963年起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作为“二五”计划和“三五”计划之间的过渡阶段。会议还提出了在过渡阶段任务完成后国民经济分两步走的长远设想，即第一步，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到1980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1964年底，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同时，也宣布了这个“两步走”的战略步骤。1975年，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作了重申。

　　当然，由于当时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放在了阶级斗争甚至是“文化大革命”，而不是在经济建设上面，再加上确立现代化战略目标和步骤后，没有拿出具体可行的战略举措和工作抓手，这就使目标步骤难以在实践中得到扎实推进。尽管如此，毛泽东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和“两步走”战略步骤，为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和“三步走”战略步骤，提供了直接思想来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重提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并将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修正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小康”目标，在此基础上提出到21世纪中叶的“三步走”战略。这是对原来到20世纪末的“两步走”战略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与毛泽东1957年初和1960年代设想的100年的发展步骤，也正好吻合。说改革开放之前的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新探索“提供条件”，提供“理论准备”，除了上述说的哲学基础外，毛泽东领导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思想和目标，当然是另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要方面。正如邓小平在1980年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以上疏理的四个方面的内容，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奠基和探索之功。从中可以大体看出，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思考和实践，是怎样为改革开放后我们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制度基础、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的。由此也说明，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5页。)。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那些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两个三十年”)简单割裂、对立起来的做法，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做法。我们走向未来的态度，毫无疑问应该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5页。)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态度和科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