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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和其政党关系的探析

2016-10-15 22:3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4146| 评论: 2|原作者: 阳和平

摘要: 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自己的政党来实现的。以往马列主义的党建理论是为了考虑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而建立的理论。掌权后,党的地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改变造成了至少两个问题。
三、走资派产生的经济机制和其成长壮大的政治环境


资产阶级通过长期的探索找到了一条三权鼎立多党议会制的机制去制约为自己服务的政权和监督受雇于自己的官僚。无产阶级也要精心的观察和总结自己专政的历史经验,找到一条有效地监督自己委托的各级管理人员。
既然多党制议会制与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政权体制是不一致的,形式民主不解决哪个阶级掌权的问题,法治并不阻止统治阶级对群众的压迫,那么无产阶级应该靠什么来防备自己集中统一的政党在掌权后走向自己的反面?我认为只有把巴黎公社的两个原则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历史经验相结合才有出路。


近代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经验突出地证明走资派的成长壮大是无产阶级专政走向反面的主要危险。因此我们要研究的是滋生走资派的经济机制和促成其成长壮大的政治环境。我认为这里就是我们要对马列主义的建党理论在社会主义的时期进行补充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要尽量的避免作将来社会的设计师,也不要犯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高傲。我们要像毛主席学习。毛主席主要的不是一个发明家,大字报和红卫兵都不是他发明的。他所擅长的是总结群众运动的经验。我们要的也是像毛主席那样总结过去,尤其是文革的经验,提炼出成功的措施和总结出失败的决策,一方面研究如何把官僚特权和资产阶级法权严格地区分开来,造就一个政治与经济地位脱钩的分配体制,以此铲除走资派产生的经济根源,防备官僚利益集团的形成,一方面研究如何有效的对执政党进行监督的形式,以便用群众的力量来监督和挖掘走资派。

首先要铲除的是滋生走资派的经济机制。

我认为官僚特权是政治投机和走资派产生的经济机制或根源。要铲除滋生走资派的经济机制就必须把官僚特权和资产阶级法权严格地区分开来,造就一个政治与经济地位脱钩的分配体制,防止基于官僚特权所形成的一个官僚利益集团。

资产阶级对官僚的限制也是出于这一目的,防止政府官僚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和资产阶级就对资本的控制权讨价还价。无产阶级就更要防止自己委托的各级管理机构的代理人成为一个独特的利益集团。

毛主席后来不提“官僚主义者阶级”是有原因的。官僚主义者不一定是一个阶级关系。在阶级和国家消亡前,任何阶级掌握政权都要有个官僚机构。官僚是个职能,不一定是个单独的阶级或阶层。犯官僚主义错误的人也不一定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毛主席说过他自己有时也会犯官僚主义的错误。

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是否有官僚体系,问题的根本是这一体系是否形成一个利益集团[12]。因此,那些称呼“干部阶级”[13]或“官僚阶级”本身是不准确的。官僚主义者和走资派是全然不同的概念。走资派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是个利益集团。毛主席后来把党内的资产阶级定义为“走资派”是个更为科学的定义,因为我们要看的是他们是否是一个利益集团。


虽然官僚特权也可以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部分,因为它也是等级制。但是区分官僚特权和其他资产阶级法权,如按劳分配,还是意义深远的,重要的。


在原先经济还不发达的国度里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官僚特权表现在党政干部在衣食住行、医疗卫生和子女教育等方面所享受的官僚特权上。这些官僚特权与其它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可避免的如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和按技术等级、论资排辈和按劳分配等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不一样的,有着本质的区别。


那些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仅仅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和把技术、资历和生活待遇挂钩了的法权思想。它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面对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中还占有着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面对着数量可观的小生产的存在,为了团结大多数所作出的一种让步(就像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对“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个让步一样),因此它是马克思所说的不可避免的[14]


官僚特权却不同。它把党政干部的领导地位和个人的生活待遇挂了钩。它混淆了工作需要和生活需要的差别,也就是它混淆了在物质缺乏的情况下,按工作的需要而配置给各级领导的诸如住房、交通、通讯、警卫、医护等等的差别和个人家庭生活需要的物质条件上按领导地位和等级给予的诸如工资和待遇上的差别[15]。后者的差别,既按照领导地位的高低而获取的生活待遇的优劣反映的不是一种让步。它反映了执政党内一部分人的世界观实质上还带有着很大的资产阶级性。

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按职分配是官僚特权。资产阶级法权是建立在平等交换基础上的:干的越多挣得越多。相比之下,官僚特权是建立在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上:“责任越大”挣得越多。它是一种把官僚机构本有的上下级关系变为法权的等级制,把人民委托一些专职人员去组织和管理生产和社会的职责转变为个人获取物资分配上法权的资本。


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不允许官僚如此享受特权。在那里资本是主人,为资本服务的政府官僚只不过是个雇员罢了,一般不会享有什么特权的,更不会允许这些官员变自己的职位为资本,与资本的真正的主人讨价还价。巴黎公社时期所反对的和毛泽东时代所存在的官僚特权还带有很多的封建色彩。


因此把官僚特权仅仅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部分,不加区分[16],不利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分析,甚至可以说是故意混淆两类不同的法权:一种在是社会主义时期是不得不保护的,一种是完全可以取缔的。混淆在一起其实是保护了后者,就像文革初期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样看似革命的口号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因而实质上是反动的。

无论宣传如何讲,一方面,1954-1956年中国工资改革后的体制是待遇随着职务变动的,造就了“升官发财”的即成事实。因此才有社会上绝大多数的各种投机性人物都会想方设法钻进执政党里来的现象。另一方面,从1957年反右开始到文革前所有被打倒、下放或降级的干部不光丢掉了个人的政治地位,他们一家大小的经济地位也一同丢失,造就了“罢官丢财”的即成事实。这两者的对比可以说是“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现象的经济根源,因为后者有被罢官的危险。解放前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坚持真理的,和这种现象大不相同。


官僚特权的存在,由此可见,严重的扭曲了党内路线斗争的性质。虽然路线斗争从来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解放前的党内斗争和解放后的党内斗争有着根本的区别。解放前的斗争没有,也不太可能和个人的经济利益挂钩。解放后,党的地位转变成执政党,有了经济决定权,斗争中胜败的各方有提拔和降级的变动,因此路线斗争的结果(在存在官僚特权的情况下就)影响到了个人的经济地位。路线斗争对经济地位的影响和关联改变了这一斗争的性质,滋生了斗争的投机性,助长了争权夺利的倾向。依此,我们可以确认官僚特权是政治投机和走资派产生的经济根源。


官僚特权产生的原因除了封建残余、理论上的缺陷和中国当初有照搬苏联体制的倾向以外,我想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一旦群众监督缺位,官僚特权就成了上级制约下级,尤其是中央控制全国各级庞大官僚体系的一个极其有效的手段。被罢官必须是个很痛苦的事,否则,不服从指挥的下级在没有其它威慑手段下很难掌控,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就得不到保证。这或许是斯大林时代苏联官僚特权迅速膨胀的一个根源。


官僚特权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首次被打破的。由于工资水平冻结,文革中有意或无意实行了的体制是政治与经济地位脱钩的体制。提拔为各级领导的大量的“以工代干”的工人[17]和新一代的工农代表如王洪文、吴桂贤、陈永贵等,以及各级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都还仍然领取提拔前的工资(工分),没有享受到官僚特定的特权。同时,绝大多数的被打倒和靠边站的当权派,工资照拿,住房照占,在生活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除非把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看成是对他们的惩罚(这一观点本身就是特权思想的反映)。


把官僚特权和资产阶级法权有效地区别开来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保留了由于资产阶级法权所造成的党龄高的、贡献大的老干部的优越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取消了这一地位与官位的联系,使得在资产阶级法权还无法完全取消前,最大程度上消除了优越经济地位的腐蚀性。

这里我们应该研究一下50年代末大跃进中“浮夸风、说假话”的起源。对于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祸”很多人没有把“头脑发热”和“说假话”区分开来。前者在事实面前会像毛主席那样很快的冷静下来,后者会像河南的吴之圃和安徽的曾希圣那样用新的假话去掩盖旧的假话。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浮夸风、说假话”是谁搞起来的,是应该谁来负责这一话题上。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比较充分地揭露了刘少奇等人在“浮夸风、说假话”上所起的推风助浪的作用。问题是为什么党内有那么多的人热衷于“浮夸风、说假话”?它的经济根源在那里?


这一分析就把我们带到官僚特权上来。如果建国初期的工资改革能像文革期间那样实行“升官不发财,罢官不丢财”的话,党内敢讲真话的人就不会比解放前大大的减少,“浮夸风、说假话”的动机就会大大减少,保护大官利益的干部就会大大减少。比如说当时干部工资的级别如果是按照一些客观的标准如工龄、党龄、经验、技术、教育或工时,而不是按个人的政治观点、权力机构的级别或领导岗位的高低来进行分配的话,就有可能实现政治与经济地位脱钩的体制。


这一脱钩的体制很重要。之所以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能够当家做主是因为他有“铁饭碗”。这是因为只有个人在经济上有了保证才会有真正的言论自由,敢讲真话的人才会多。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可以骂总统却不敢骂自己的老板。因为是老板而不是总统控制的自己的钱包。


因此我认为,没有把官僚特权和资产阶级法权剥离开来或是“浮夸风、放卫星”现象的根源。毛主席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干部讲假话,缺乏“五不怕”精神,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不顾人民的死活,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人祸”。这一严酷的事实迫使毛主席和党内其它的革命者不得不深思问题的根源,不得不探索根除党内走资派的手段,进而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由此可见,要铲除滋生走资派的经济根源,就必须尽量地把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和其经济地位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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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龙翔五洲 2016-10-16 07:34
御姐脚上袜: 这篇文章在红中网上至少发了三次了。
还是你的记性好。
引用 御姐脚上袜 2016-10-16 02:55
这篇文章在红中网上至少发了三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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