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毛主席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1、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向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历史过渡形态。 2、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不要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中国革命的“序幕”中，要迎接“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 3、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和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但民族资产阶级绝不是依靠对象。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已经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 4、在城市经济中：国营工业的生产、私营工业的生产、手工业生产，都要在特定的政策环境中得到发展。但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要优先和着重的发展;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必须确定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在工业生产领域的发展顺序是，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 5、在这个时期内，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为何采取既利用又限制，更不能任其自由泛滥的方针呢?基本原因是出于如下的历史矛盾： （1）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和中间势力是其阶级队伍的大多数。其左翼，曾是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民主联合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同盟;其中间势力在民主革命中左右摇摆、不时中立，故解放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党团结、教育和争取合作的对象。 但是我国解放后，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已经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民族资产阶级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份子，将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份子，将成为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所以，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作为过渡时期的依靠对象。但我党要最大限度的团结、教育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份子，尽力的促使其真诚的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2）由于在解放前，我国不同性质经济的社会作用和历史特点，又由于新民主主义胜利后，国计民生对社会必要经济总量的需求，我党只能没收官僚资本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作为历史经济遗留不能立即取缔，必然要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存在一定时期。 然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作为过渡形态，要及时向社会主义转变。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又是根本对立和冲突的。如果放任自流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必然损害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堵塞社会主义道路，瓦解社会主义方向，动摇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只有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置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领导之下、置于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的指导之下、置于劳动群众的监督之下，置于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限制之下，进而加以利用。在限制的机制中加以利用，则可能为改善国计民生、为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顺利过渡，发挥相对的有利作用。并且也只能如此。 那么如何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呢? （1）“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 （2）取缔那些一切于国民经济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 （3）对于一切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同时加以利用。“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 6、“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但“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 7、指明了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 （1）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生产。 （2）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即首先组织，推广和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互助合作经济(合作社)。“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3）运用法律、行政、计划、经济、工会(工人)监督、思想教育等手段，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使其纳入国家计划指导的、奉公守法的、为国计民生服务的轨道。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刻，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仍然向往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国内外阶级敌人则诬蔑共产党实行“独裁”即将建立的人民共和国是“极权政府”。 为了驳斥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诬蔑，批评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论证新中国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然性，毛主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他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他在文中指出：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 “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就最后地消灭了。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 1、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本质，“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依靠人民民主专政才有可能使我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2、“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3、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党的方针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是节制资本主义。该时期，我党要尽力团结、教育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联盟合作，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依靠对象，更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 4、农业社会化的发展不能落后于国家工业的发展，必须与之相适应。没有农业社会化，社会主义便不会完善、便不会巩固。 1951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写的批语中明确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毛泽东文集》第六集， P.231，1999年6月版 我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根据我党领导革命根据地的长期实践经验，作出明确的规定：“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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