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中国发展方向的路线斗争 “事关中国发展方向的路线斗争”这个命题，出自《亚洲周刊》呙中校专访著名律师陈有西的访谈录《以权力斗争解读重庆事件过于浅薄》。本文仍是调查，记多评少。 “重庆从来就谈不上什么模式，无论唱红保持正统思想、还是打黑惩治恶性犯罪，还是惠民发展经济，各省一直在做。重庆之所以自我造势成一种“模式”，只是把大陆中国近年的一些极左思潮，利用地方极权，违背多数干部的意志，搞一言堂，特别是滥用党权行政权干预司法权，极端化地付诸实施、通过“唱红”表达出来而已。” 陈有西不直接否定重庆探索，而是说重庆做的一切，全体省市都在做；他认为重庆走的是一条极左路线。他认为“很多人，包括海外一些分析家，总是把重庆事件看作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产物，说是太子党或团派斗争，这是过于标签化和简单化了。其实根本就不能这样分野。……并没有明显的分野。因此解读为这两种力量的斗争，是很浅薄表象的。重庆发展道路的兴衰，其实是一种未来中国走什么路的较量。”我认为陈有西这末一句抓住了重庆探索的实质。 陈有西和许多人一样肯定薄熙来的魄力和能作为，他说：“说实话，我原先对那位主政者抱有非常大的期待。他有作为的愿望，敢干的魄力，出众的口才，中国政治近年来过于无所作为和沉闷、守旧，需要有作为的政治家。而他好象是。”“但是”，他紧接着转折说“通过实际司法案例观察，逐渐认清了其所作所为的权治作风和对法治的肆意破坏，甚至故意摧毁法治体系以实现其既定的个人目的”， 陈有西认定薄熙来搞的是“极左”，表现为用“政权”反对“法权”，以实现个人目的，不过，他没有说明薄熙来的“个人目的”是什么。 陈有西认为：“中共党史里一直有很多的路线斗争记录，特别是新中国时期，其实都是一种权力斗争，因为毛主席时代不管谁施政，基本路线都没有大的变化，说不上路线的改变。而重庆事件，却真的不能用权力斗争来解读，本质上是一种路线斗争。”陈有西一话抹掉了阶级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内表现的路线斗争历史，把中国共产党内从建党开始到重庆事件前的斗争，都定为主要是权力斗争，也就是个人争权夺位的斗争；认为薄熙来搞的才真正是路线斗争，“是一种未来中国走什么路的较量。”陈有西无疑不清楚自己犯了逻辑错误，作为一个律师不应当犯的错误，他忘记了他刚才讲了薄熙来的问题是“故意摧毁法治体系以实现其既定的个人目的”。不过，陈有西立刻就否定了“个人目的”的说法，还是认为中国改革积累的问题已经使、自然包括薄熙来的“各界”感到焦虑，他说“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摸石头过河’，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社会矛盾激化，各界思想焦虑，大家在思考下一步怎么办。”紧接着，陈有西指出了重庆事件反映了“下一步怎么办”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往回走，还是往前走；是回到三十年前的文革路线，还是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政治开明的路线，是通过强权维稳压服，还是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解决问题。重庆这几年的基本方法，是往回走，寻找原教旨，执政者利用手用的强权，强推一种复辟的意识形态，否定已经写入中国《宪法》的多元市场经济模式和‘依法治国’模式，摧毁法制，迷信权力，用高负债和摧毁剥夺民营经济的方法均贫富，用短期好处讨好底层民众，用虚假的宣传数据欺骗人民，煽动民粹主义情绪，为自己博取政治资本，否定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梯级发展模式。不是向上的引领民众共同富裕，而是向下的摧毁富人、均分资产、回到共同贫穷。”不过陈有西的表述不正确，他刻意贬低他所反对的一条路线。 陈有西说：“这次重庆事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我想对未来中国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这是对近十年中极左回潮的真正有力的阻击。邓小平说未来中国既要防止右更要防止左。这次阻击表明了高层现在的基本执政方针。”指出了“阻击”薄熙来重庆探索，是邓小平的“防止左”，不过，他说“高层是清醒的，是坚持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不动摇的。”就是强词夺理，我们看不到薄熙来与邓小平现在有什么不同。他忘记了，大家曾经公开宣扬邓小平改革是“补资本主义的课”，他忘记了，首先是改革推行“负债经济”；他心里明白：直到今天，都是通过强权维稳压服；…… 陈有西说“温家宝总理的判断是有依据的”：“重庆的做法很清楚地显示了，他们想回到单一公有制主体的社会，以打黑的司法手段进行第二次均贫富摧毁民营经济；经济运营回到计划经济政府操控的模式；在思想意识上回到对人的专制控制；在法制秩序上回到不需要法律而依靠强权人治的社会。如果重庆的做法推向全国，意识形态、民营经济、法治秩序都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作为调查，我不多作评论，我只是问，政治局其他几个肯定重庆探索的几个常委，还有许多赞扬重庆改革的专家学者和广大的普通民众，他们的判断没有根据？我根据现在的调查，认为陈有西所说的“有依据”的温家宝判断其实只一种意识表现，而且表述并不准确，不少谣诼。 陈有西不能否定唱红打黑惠民，说这都是邓小平做公的事情，他唯一否定重庆探索的是咬定这是薄熙来迷惑人的表象。说：“外部表现就是：唱红，打黑，民生实惠，这三个口号都很能够迷惑一些人，其严重的后遗症，没有两三年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中央调整重庆班子后，一些底层群众一时想不通，还以为原执政者是一个为民办实事的，根本看不透其真正的目的。” 所以陈有西还是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不自信。他说：“重庆下一步，会不会带来一种政治新局面，有待观察。最大的可能是不折腾，保持表面上的表态一致，平稳过渡到十八大，对人也软着陆；这种方法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也无法消除唱红的意识形态基础，甚至会有人怀念那种“唱红打黑”，为下台人物叫屈；重新掀起唱红打黑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都会保留下来。” 陈有西答记者问还谈及他在与重庆权力斗争中的作用，对乌有之乡的政策主张，指出“中国改革目前面临着多种情绪”，提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我就不一一引述了。我只表示支持他对“写作不堪入目的煽动仇杀、侮辱、诽谤、残酷斗争的文章，毫无政治性、学术性可言，根本没有办法让人作为一种学术问题去进行对话和探讨”的批判，昨天我已经发文《查处传播谣言者》，也就是明确支持他对“已经触犯刑法和民法中的名誉权条款，可以进行民事和刑事责任的追究”的主张。我举报了茅于轼造谣诽谤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知道陈有西律师能否支持我，或者在法律上指点我？ 【链接】 陈有西：《以权力斗争解读重庆事件过于浅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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