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西路军研究之研究（二）

2016-11-8 03:12|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1868| 评论: 1|原作者: 流波

摘要: 毛泽东及时对西路军的失败做出了论断，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明确西路军的失败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中央果断做出决议，如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

红军西路军研究之研究（二）

——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暨西路军76周年祭

把流波给《碧血黄沙白骨青山》一文按语做为引读：郭建波同志关于“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一文十分详尽剖析了这一历史问题，鲜明的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站偏了立场、带上了有色眼镜反扑历史上已经做出了相对正确结论的关于红西路军问题上的歪理邪说、是目前这方面较详细、全面的文字说明。红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红军大规模长征结束后张国焘西退路线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以（黄）河东建立起全民抗日为起点承担起民族解放义务的大格局思维分歧产生的悲剧；也就是说，三大红军主力到达西北后，红军是坚持河东抗日前线还是完全向西北退却面临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选择；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河东开辟中华民族新命运，而红西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组成）主要领导表面上向中央毛主席请示，实际上却始终执行国焘西退路线，加上思想上依赖远方产生惰性（苏联援助，实际竹篮打水），军事上不执行毛主席“不打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打歼灭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甘、青二马）、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在逐步损耗、失败的过程中始终不愿反醒，三次丧失折返河东的机会，最后导致全军覆灭的悲惨结局。

一、西路军研究的历史回顾

（一）20 世纪80 年代以前西路军问题基本结论的形成

事由缘起。1936 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实现了胜利会师，一、二、四方面军按照中央、毛泽东决策共同进行宁夏战役。但张国焘始终消极执行中央命令甚至于在战役中多次破坏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统一作战部署，私下命令四方面军撤离作战阵地，最终导致宁夏战役流产；但另一个结果却出现了，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及总指挥部、军直属队西渡黄河，从此走上了悲壮的道路，并最终兵败河西走廊。

毛泽东关于西路军的论述。1936 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演时却指出“为敌人所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P182）】1937年底，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六位西路军高级领导干部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部队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程世才。悲壮的历程[M].北京。春风文艺出版社，1959.（P68 -69）】同时，毛泽东对西路军的失败的具体原因作了分析，指出：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那一带是少数民族，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地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程世才：《悲壮的历程》，载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悲壮的征程》（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1951年，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文中涉及西路军时的注释为：“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两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中共中央的相关决议表态。凯丰在1937年2月写的《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文章中就指出“国焘开始提出川康的计划，后来虽同意中央北上的方针，但他的北上是与中央的北上基本不同，他的北上是向青海、西宁发展，在这次到达甘肃后，仍把部队向西开进，可得到证明。因为国焘根据他自己的政治观点出发，他认为现在是退却的时候，他认为向西退却才能保存力量，如川西北、西康、西宁等等”【《张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P4 6页】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193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在《党的工作》副刊上发表《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指出：“在甘南，国焘同志主张西进（至青海甘西），在全国红军会合后国焘同志私自调动部队渡过黄河，向甘西退却，同样说明了国焘同志直至到达中央前还没有解除他自己的武器。”“张国焘路线的向西退却，使红军受到损失，特别是西路军的失败，减弱了抗日的主力，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还分析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宣告最后的破产。由于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的领导者中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虽然向中央路线转变有些进步，然而并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没有执行中央路线与各种指示去转变部队中的工作。”“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国革命的损失，而同时也证明与宣告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81 页。]；1937年11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研究总结西路军失败的教训，张闻天在会上作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教训与反国焘路线的斗争》的总结，赞扬了陈昌浩等认真进行自我批评的态度，批评了张国焘的两面派行为，认为“比较七个月前开展反国焘路线斗争时，不但没有进步，而且退步了”，“这种两面派的行为，是为了要等待将来有利的时机向党反攻”。[吉楠编著：《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9页。]

共产国际不置可否。1937年共产国际在3月22日复电中共中央指出：“我们没有十分明确的情报能够使我们对张国焘问题作出明确表态。我们不相信，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像你们所做的那样来审查西路军的地位问题。我们认为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作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展开讨论。”“西路军失败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 288、289页。）。

张国焘当时表面认错。1937年6月，张国焘在《关于我的错误》中说：“中央政治局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对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应当根据这个决议来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我自己宣布我的错误路线已完全被产。”（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 611页）；

陈昌浩的认识。1937年10月，陈昌浩在第二次报告书中说自己在第一次报告书中“我认识到我在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但是没有认识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始终执行了国焘路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P992）】。也就是说，陈昌浩的第一次报告是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而第二次报告加深了这方面的认识，是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始终执行了国焘路线”，“并且说四方面军在执行宁夏战役任务时的渡河、西安事变后没有东进等一系列问题都是由于执行张国焘路线造成的”【李发红：《改革开放以来西路军问题研究回顾》，河西学院学报，2008 年第 3 期】。

基本结论的形成。毛泽东及时对西路军的失败做出了论断，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明确西路军的失败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中央果断做出决议，如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如张闻天做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教训与反国焘路线的斗争》的总结、在《党的工作》副刊上发表《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等；若干相关当事人失败后回延安写报告、检查错误，如陈昌浩的两次写给中央的报告，张国焘的《关于我的错误》，等；1951年，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文中涉及西路军时做出了完整的事物“形成”、“发展”、“结果（失败）” 的注释。至此，关于西路军问题的传统观点、结论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