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西路军研究之研究（四）

    ——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暨西路军76周年祭

    把流波给《碧血黄沙 白骨青山》一文按语做为引读：郭建波同志关于“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一文十分详尽剖析了这一历史问题，鲜明的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站偏了立场、 带 上了有色眼镜反扑历史上已经做出了相对正确结论的关于红西路军问题上的歪理邪说、是目前这方面较详细、全面的文字说明。红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红军大规模长征结束后张国焘西 退 路线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以（黄）河东建立起全民抗日为起点承担起民族解放义务的大格局思维分歧产生的悲剧；也就是说，三大红军主力到达西北后，红军是坚持河东抗日前线 还 是完全向西北退却面临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选择；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持河东开辟中华民族新命运，而红西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组成）主要领导表面上向中央毛主席请 示 ，实际上却始终执行国焘西退路线，加上思想上依赖远方产生惰性（苏联援助，实际竹篮打水），军事上不执行毛主席“不打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打歼灭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甘 、 青二马）、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在逐步损耗、失败的过程中始终不愿反醒，三次丧失折返河东的机会，最后导致全军覆灭的悲惨结局。

    二、研究要走出历史阴霾——回归实事求是

    西路军是特定历史下的产物，它有前因，有后果，只有把西路军问题放在其原有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分析，西路军问题才能回归其本来面目、找回其基本 正确的结论。

    （一）西路军形成的历史背景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人的事件，从不同人的立场、观点、利益看，可能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但事件的真相是只有一个的，相对正义、正确的来源于事实的结论是不因为不同人的立场、观点 、利益不同而变化的，我们找的就是这样的合乎逻辑的来源于历史真相的结论；任何历史事件，如果脱离其历史背景、割裂其历史因缘，从一时的利益出发，妄然或想当然的下结论，不管当 时或一个时期能迷惑、蒙混多少人、多久，最后必然经不住历史的考验而成历史笑柄甚至于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历史学者千万要牢记的。另外具体分析前先说明一点的是，长征 途中自张国焘南下分裂党、分裂红军到与朱德分开前，张国焘发出的以朱德、张国焘等的联名电报，朱德在长征结束后曾向中央反映过这一情况，申明凡牵涉到路线、军事关键问题，基本不 是他的本意，只是张个人的意愿和强加。其实，当时，张与中央、毛泽东、中革军委的电报早已是一种游戏，双方都不具备约束力，张只是要更加在电文上不失礼节又明目张胆达到目的罢了 。

    中央关于打通远方的思考和张国焘想法的迥异及较量。1935年6月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通过电报对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初步交换了意见，其中 就谈到了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的设想。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 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的战略方针。【《红军长征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共党史出 版社出版，二○○六年三月第二版，第171页】17日，张国焘、陈昌浩复电中央，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是“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红军长 征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三月第二版，第172页】中央和张国焘在新疆方向都有想法，但差别较大：中央是一种考虑，是“适当时期”， 规模是一部；而张国焘则是“首先”，规模行动上是“集中主力打”；前者缓，后者急；前者作为次要任务，后者是当务之急。26日，党中央政治局于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周恩来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首先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其中分析到说“关于战略方针。1、4方面军在会师以前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4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向西康；1方面军决定到岷江 东岸，并派支队到新疆”。【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341页】 鉴于此，党中央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而且必须迅速前进。 再看看张国焘的发言，“我说我们在西北的活动，可能有三个计划：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以名为‘川甘康计划’；二是移到陕 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北进计划；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然后张重点分析他的“ 川甘康计划”、“西进计划”，最后总结说“所以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 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北进或西进未迟。既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张国焘。《我 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第228页至230页】这里，我们要注意到，不久后，张带领四方面军南下正式分裂党中央和红军，就是去实施他的“川甘康计 划”；而后来四方面军在海打战役前后大部分过了黄河，是不是去实施他的“西进计划”呢？待我们一步步往后分析。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召开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方针的报告，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 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决定针对张国焘要红军主力西进的主 张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政治局认为目前采 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红军长征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第一研究部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三月第二版，第201页】可见，毛尔盖会议，毛泽东已经明确指出张国焘“西进计划”是“危险的退却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从此次 会议精神看，中央、毛泽东虽然有打通远方的思考，但与张国焘的主张完全是两回事；因为中央、毛泽东从当时中国革命、民族命运、国家命运考虑，红军的发展方向是抗日的主战场东面而 不是向西退却，所以毛泽东、中央不可能在接下来的10月就要如此着急组建“西路军”西渡黄河去甘西打通新疆，这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但换上张国焘的思路，这个“西路军”才于情合理 ，当然，此时的张国焘正在着急思考他分裂红军、中央的南下“川康计划”

    张国焘在沙窝会议妄图夺取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图谋失败后，最终个人野心爆发，于9月9号密电右路军陈昌浩率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加害党中央。毛泽东为代表的 党中央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而张国焘率领大部红军南下，走上了分裂红军、党中央的邪恶之路。9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 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 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红军长征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 ○六年三月第二版，第209页】注意到这份电报，中央、毛泽东在张国焘带走了大部分主力红军的情况下，还在争取张能北上，其中委婉的说“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 、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其实是变相暂时妥协同意了张的“西进计划”——其实是西退，但目的还是要“再行向东发展”。

    党中央率1、3军团于1935年9月11日北进到达甘肃境内俄界， 12日召开中央政治局饿界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其中关 于打通远方获得国际援助方面，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现在由于情况变化，1、3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 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毛泽东指出，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 系到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关系到右路军中1方面军干部的安全，我们还要尽力争取4方面军北上；大家一致认为“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是给胡宗南吓怕了，完全丧失了建立根据 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我们同张国焘的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的分歧，而且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毛泽东作会议结论时再次强调，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 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红军长征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 版，二○○六年三月第二版，第210页至211页】应当说，俄界会议是长征路上党中央、毛泽东对张国焘军阀主义、右倾逃跑主义已经有了最深刻认识基础上所召开的斗争，正式作出《关于张 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但为教育并挽救张国焘本人，党仍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并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所以，这个《决定》当时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

    西方野战军的组建和西征。既然红军长征在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毛泽东确实有打通远方的不少思考与设想，那么，毛泽东、中央是否具体组建过“西路军”西征呢？答案是 肯定的，就是组建了以彭德怀为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的“红军西方野战军”，开展了西征甘宁的战役。但此“西路军”非彼“西路军”也。

    长征路上，红军因战况激烈、恶化，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络。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随着张浩（林育英）、阎红彦等从苏联回国，党中央又恢复了同共产国际的通讯联系，也获知了斯大林同意中 国红军从北方（外蒙）和西北（新疆）方向靠近苏联的态度。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红军一九三六年的战略方针是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 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为此，红一方面军发起了东征战役：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主力红 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分别兼任总政委、总指挥、总参谋长；从2月到5月，毛泽东领导的东征红军，击溃了晋军 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转战山西50余县，歼敌13000余人，俘敌4000余人，扩大红军8000余名，筹款50万元，组织地方游击队30多支，建立了县、乡、村苏维埃政权，发展了党的地方组织，在 山西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种，但打通苏联的目标难以实现。

    1936年春夏之交，蒋介石集团拒绝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治主张，继续调集重兵“围剿”陕甘地区的红军，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巩固和发展陕甘抗日根据地，并接应 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到陕甘地区，中共中央决定继东征后发起西征战役。为此，中央决定由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以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西方野战军，西征甘宁。1936年6月，西方野战 军发起西征战役，狠狠打击了国民党马鸿建、马鸿宾部队，开辟了甘宁地区200多公里的新苏区，并攻占靖会地区，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西方野战军与红二、四方面军 在甘肃会宁、靖远、静宁地区胜利会师。11月，彭德怀指挥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部队发起山城堡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胡宗南部两个旅。战后，各红军部队次第进人陕北，西方野战军结束使 命。也就是说，当红四方面军在执行宁夏战役中部分主力西渡黄河于1936年11月11日中央同意批准组成西路军及其领导机构时，此前由中央、毛泽东组建了“西方野战军”主力于11月15日— —22日与二方面军等配合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伟大胜利，扭转了红军的被动局面。“西方野战军”当时的任务之一就是打通苏联联络，并且毛泽东专门指定了是年打通远方任务的部队是红一 、十五军团担负。1936年6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上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红西路军史》，秦生著，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四月第一版，第17页】那么，是中央、毛泽东有计划在“西方野战军”后再组建“西路军”去从西北（新疆）方向打通苏联吗？在论证这个问题之前，必须 讲一讲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北上途中的恶劣行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