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纵横谈

3、临时政府不是民主法制政府-

上面说过，第一届临时政府是由代表资产阶级地主利益的政党组成的，而这些政党由于反对革命，在革命产生的权力机构苏维埃中没有席位。而苏维埃是代表革命工人士兵农民的

利益的，不同的阶级利益必然造成这两个权力机构之间的磨擦。这些磨擦集中在和平和土地问题上。资产阶级地主政府决心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坚决不把土地分给农民。

由资产阶级和地主组成的第一届临时政府并非是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也许是由于俄国君主专制历史的影响，资产阶级和地主渴望强有力的专制政府，苏维埃表达的民众的要求和它对政府的压力更加剧了他们的这种渴望。早在二月革命前，他们就讨论过建立军事专政的设想。立宪民主党领袖尼·维·涅克拉索夫认为，只有把政权交给一个有威望的将领，才能控制局势。在四月事件中，资产阶级和地主就曾试图建立军人专政。当时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的拉·格·科尔尼洛夫把忠于他的军队调往塔夫利达宫，企图用武力镇压工人士兵的行动。但被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劝阻【注15】。

此事被称为“四月事件”，就是它导致了第一届临时政府垮台，组成了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人员结构虽然有了变化，但它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利益的性质没有变，在和平与土地问题上的斗争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摆脱苏维埃对政府的监督和限制，是后来历届临时政府的共同愿望和努力的目标。

新内阁口头上满足人民的和平要求，实际上却在加紧准备6月在前线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欺骗和进攻的惨败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对政府的不信任。为了转移视线，政府诬陷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为德国间谍，把进攻失败的责任推给他们。它依赖暴力，对人民的不满进行镇压。政府经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同意调动忠于它的军队镇压自发示威的工人士兵（即七月事件），而且捣毁了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查禁了它的报刊，从而结束了二月革命后开始的民主时期，政府成了赤裸裸的专制政府。

七月事件后政府进行了改组，策列铁里要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授予新政府无限权力，他坦言人民没有从革命中得到任何好处，从而导致局势的激化，只有采取非常措施才能避免这种结局的出现【注16】。由此可见，新政府的非常措施是针对人民的。

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在改组后的内阁任总理，还保留了陆海军部长一职。此后的临时政府专制制度中，又增添了克伦斯基独裁的因素。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更加依赖军队。他提拔任命科尔尼洛夫将军为总司令。

科尔尼洛夫叛乱及其失败，不仅沉重地打击了临时政府，也打击了支持政府的苏维埃中的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在这次暴乱中，群众彻底抛弃了他们，他们从而失去了基础，再也无力进行争夺权力的斗争。在争夺政权的斗争的舞台上，只剩下临时政府和成了苏维埃主宰的布尔什维克。

随着政府独裁专制的加强，克伦斯基越来越沉醉于建立不受监督的个人专权的梦想中。他摆脱了把他推上权力宝座的社会革命党的羁绊，并着手一个一个地清除横在通向他个人独裁道路上的障碍。他在米留可夫等人的协助下，消除了苏维埃对政府监督的残余，还取得了组建和改组内阁的权力。在此应该补充一句，克伦斯基的独裁愿望得与资产阶级地主希望建立强有力的个人独裁政府的要求相吻合，并且得到了后者的支持。7月23日，他组建了新内阁，从此时到十月革命前的短短的3个月中，他频频改组内阁，切尔诺夫认为，他的改组原则是把所有有声望和有个性的人物（策列铁里、切尔诺夫等）一个接一个地逐出政府，用平庸、没有主见和个性的人代替他们【注17】。他的所作所为的唯一目的，就是保证他的无限的权力并且不受监督。

9月18日，克伦斯基为了显示他的力量，出人预料地颁布了解散波罗地海舰队的中央委员会的命令。水兵回答说：“解散波罗地海中央委员会的命令是非法的，不能执行，要求立即撤销。”克伦斯基无计可施，在苏维埃的协调下，他于三日后收回成命【注18】。驻芬兰军队、舰队、俄国工人委员会以地方政权的名义扣留了政府的运输货物。克伦斯基威胁逮捕苏维埃委员。该委员会答复说：“州委员会平静地接受临时政府的挑战。”【注19】

在面对布尔什维克起义威胁时，他企图征调私人车主的车辆，但一辆车也没有征上来。政权无非是对国家的物质力量和军事力量的支配权。从这个角度说，克伦斯基政权早在布尔什维克起义之前就垮台了。

克伦斯基无力调动军队保卫他的政府。本来承担保护政府责任的卫戍部队公然站到苏维埃一边，拒绝政府和军区司令部将它的几个团调往前线的命令。在奉命前往彼得格勒保卫政府的部队中，步兵第17师在途中得知派他们前往的目的地和目的后，拒绝前往。在温登，有两个团反对派他们去镇压彼得格勒【注20】。克伦斯基所能调动的军事力量只有两个士官学校的学生、零星部队，再加上一个主动前来的妇女突击营，总数只有3千多人。

如果说政权就是支配物质和军事力量的权力的话，那么克伦斯基的政权在十月革命前就垮了。十月革命仅凭以工人赤卫队为主的3万多人就推翻了临时政府，而且在此前后，全国各地方政权也都转到了苏维埃手中；这一政权更替过程不仅未曾爆发全面内战，而且连局部武装冲突都少见。季诺维也夫等布尔什维克上层领袖对无法夺取全国政权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两个时间表

列宁照片

打开列宁著作第32卷，可以看到，在十月革命前，从9月14日（俄历）开始，列宁就开始催促党立即发动武装起义，从此这个题目成了直到起义前的列宁所写的全部文章的核心。他在9月14日写的《布尔什维克应该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两文中指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建议把武装起义提上日程。在第一篇文章中，列宁指出必须现在夺取政权的理由是：“因为彼得格勒眼看就要被放弃，而这会使的机会减少百分之九十九。军队既然是由克伦斯基之流领导，我们就无法阻止放弃彼得格勒。”【注21】写于9月29日的《危机成熟了》一文中，他说：“布尔什维克没有权利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他们应该立即夺取政权，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耍幼稚的形式主义的把戏，耍可耻的形式主义的把戏，就是背叛革命。”【注22】他在这篇文章中严厉地指责说“要是布尔什维克落入立宪幻想的圈套，落入‘相信’苏维埃代表大会，……‘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的圈套，……毫无疑问，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无产阶级的叛徒。如果这样，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叛徒，……在这种情况下，‘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等等，就是背叛国际主义，背叛国际社会主义事业。……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出卖农民的叛徒。……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出卖民主自由的叛徒。”【注23】 “在党的上层分子中存在着一种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的意见。……因为错过这样的时机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十足的白痴或彻底的背叛。”【注24】在这一页上的注是这样说的：“主张10月20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决定‘夺取政权’的问题，这同愚蠢地‘规定’起义日期究竟有什么区别呢？？现在夺取政权是可能的，而到10月20-29日，就不容许你夺取了。”在10月8日写的《局外人的意见》中，他指出：“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败，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注25】在同一天的《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中，他继续抨击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做法，并强调：“我们的革命正处于万分紧要的关头。……我们党负责的领导同志肩负着一项巨大的任务，不完成这项任务，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运动就有完全破产的危险。目前的局势是：拖延确实等于自取灭亡。拖延等于自取灭亡。”【注26】

从所引这几句话来看，列宁是主张立即夺取政权，越早越好。还有另一种意见，就是等待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列宁对后一种意见非常不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耍幼稚的形式主义把戏，……就是背叛革命。”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批评的是托洛茨基，这在当时知情人的眼中，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实际夺取政权的活动，既不是在10月8日后的两三天内完成的，也不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进行的，而是在代表大会的前夕，10月2 4日晚。托洛茨基的“拖延”并没有像列宁所宣称的那样，导致革命的失败，而是突显了它的苏维埃民主革命的性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称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暴力革命，并因而对暴力革命称颂不已。后来，在告别革命时代，十月革命又因其暴力而备遭诟病。这种情况一是表明革命在革命后时期的尴尬，二是因为十月革命的本质——苏维埃民主革命——长期被人忽略。

列宁曾打算绕开他和他所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在莫斯科或其他地方发动起义，他还直接给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区域苏维埃委员会主席伊·捷·斯米尔加写信，让他率领芬兰陆海军进攻彼得格勒。【注27】但所有这些计划都落空了，因此他对托洛茨基的指责越来越严厉。

从列宁的批评中可以看到，托洛茨基的夺权时间表是与苏维埃代表大会联系在一起的。托洛茨基为什么“相信”、“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为什么一定要把夺取与苏维埃代表大会结合在一起？在他这一时期的文章和讲话中都没有提到，他只是在为1924年出版的《十月的历史酝酿》一书所写的前言《十月的教训》中简单地说了一句：“不仅如此，我们在宣传中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形式上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发展和加深了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从而明确了苏维埃的合法地位，以便在整个俄国举行布尔什维克起义。”

两个不同的夺权方案

如果托洛茨基的夺权方案同样是武装起义的话，那确实让人感到他太书生气了。既然是武装起义，就是靠武力、谋略乃至行动的突然性决定政权归属，干吗非要把它和代表大会结合在一起呢？列宁的主张似乎更加合乎起义的要求，显得更加务实。但托洛茨基原来的方案若是等苏维埃代表大会后再夺取政权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托洛茨基有没有等待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决议后再合法地取得政权的计划，读者在他的相关著作中是看不到的。在上引那句“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在形式上迁就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话中，是无法判断托洛茨基是否有另一种夺权方案的，因为在代表大会前夕——10月24日夜——发动起义，是迁就代表大会（与列宁主张在9月初、10月初、10月中旬、10月20日发动起义相比较），等全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后再夺取政权，也同样是迁就苏维埃代表大会。

但在列宁著作中的一段话证明托洛茨基确实有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后夺取政权的方案：“等待10月25日捉摸不定的表决，就是自取灭亡或拘泥于形式；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不用表决，而用强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注28】。列宁的这句话明确地表明曾有人提出在苏维埃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后，再逼临时政府下台的计划。引文中的“捉摸不定的表决”说的就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是否能通过这个决议是个未知数。这个计划的制定者是托洛茨基，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的。这样一来就十分清楚了：托洛茨基“迁就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本意绝不是把起义定在代表大会的前夕。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迁就代表大会的话，就太形式主义了。既然要发动武装起义，就要选择对起义最有利的时间，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有可能对起义有利，也可能对起义不利，二者不可能完全吻合、一致。那么判断托洛茨基方案是否合理，主要应该看的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是否能够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决议。事实表明，即使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不发动武装起义，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这个决议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出现在历史上的会是另一种形式的革命，套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不用强力，而用表决来解决政权归属问题，即彻底的苏维埃民主革命。

上面列宁说的“我们就无法阻止放弃彼得格勒”没有成为事实。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宣传鼓动攻势下，临时政府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革命首都放弃给德国。经托洛茨基的工作，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转向布尔什维克，这使临时政府感到极大的不安，于是在10月初通过司令部下令将卫戍部队调往前线，在苏维埃的反对下，这纸调令成了一纸空文，赤化的卫戍部队仍驻守在彼得格勒。托洛茨基认为这是一次无声的起义：“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掌握政权以后，只是继续并加深了两个政权并存的方式，我们主动检查了关于调走卫戍部队的命令。这样一来，我们就利用合法的两个政权并存的传统和方式掩护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实际起义。”在这段话中，托洛茨基明确指出在科尔尼洛夫暴乱后双重政权不仅恢复，而且不断深化。确实，在妥协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能与临时政府形成双重政权，在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成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真正主人后，双重政权必然会进一步深化，而且朝着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方向发展。10月1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特别章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实际上是成立了一个与政府司令部平行的苏维埃的司令部，形成了军事上的双重政权。10月16日，托洛茨基命令谢斯特罗列茨克兵工厂给赤卫队发5000支步枪，兵工厂的工人执行了这个命令。这引起了临时政府和它的支持者的极大的恐慌。在10月11-13日这几天，托洛茨基主持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报告：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活动的报告、关于时局的报告，致闭幕词，为它撰写决议和电文。这些讲话的主旨只有一个，即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在起义的前两天，还在彼得格勒举办了苏维埃日，本意是进行广泛宣传，为苏维埃报纸募捐。尽管敌对力量扬言这一天要让彼得格勒血流成河，但并未影响广大工农士兵群众踊跃参加集会，在这些集会上，没有一个前苏维埃的领导人胆敢发表反对意见。所有这些活动实际上都是对支持苏维埃力量的检阅，它们表明，彼得格勒苏维埃已经独享政权，战役已经实际赢得，所剩的只是给予幽灵一样的政府以最后的打击，实现政权的过渡。在现实中，这最后一击是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的，但它完全可能以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决议后再实现。

“使夺取政权这一行动在形式上迁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发展和加深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指的是利用了在全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这段时间，使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朝最大限度有利于苏维埃的方向转变。也就是说，这一斗争始终是在苏维埃民主框架内进行的，并以此“确立了苏维埃的合法地位”。他迟迟不响应列宁立即发动起义的号召，最后仍把起义日期定在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主要目的就是加强夺权与苏维埃民主的联系，把政权转变过程中的暴力因素降到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