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一节 壹、本节概述 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经验，加强民主集中制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1月日，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书面报告并作用了讲话。 1月29日，林彪就军事工作讲了话，他说：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月3日，朱德在山东组会议上发言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这次会议，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下通气了，我很满意。 2月6日，邓小平就党的工作讲了话。 2月7日，周恩来说经济工作讲了话。 2月8日，陈云在陕西组让讲话：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这次会议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 二、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党内外刮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 应刘少奇的要求，陈云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就目前的财政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了讲话。 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的意见。他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里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一九六二年三月八日，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召开会议上讲话，他说：总的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包括方针、政策、干部经验等等，从这些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这是讲它的主要性质，而一般地仍可称它为“调整时期”。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同意转发三人讲话(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毛泽东同意西楼会议，只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而没有说对形势的估计问题。刘、周、邓向毛汇报时，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有保留的。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 说：“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同时提出：“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毛泽东看了陈云三月七日的讲话，重要之处还画了杠杠。但对刘少奇的信没有表态。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又谈了如下一些意见：(一)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二)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三)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 一九六二年五月初，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反映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 毛泽东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所作的分析，即从全国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他估计，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时期。 刘少奇讲话重申自西楼会议后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 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会议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 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包产到户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陈云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六至七月，毛泽东巡视各地听取负责人汇报情况 6月18日，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时，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十亿斤。 7月初，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 7月初，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四十二亿斤，比原来估计的二十九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 一九六二年六月底，田家英回到北京立即向刘少奇汇报。 汇报刚开了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 接着田家英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 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 刘少奇说，可以。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 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据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说：“我倾向这样。” 这次书记处会议还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 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清晨，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提出：“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把田家英问住了。 毛泽东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 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 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说：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 一九六二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 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 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七日，邓子恢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 他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 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据后来毛泽东说：他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他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讲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 同一天(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杨尚昆谈话。 这次谈话的内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 这次谈话使杨尚昆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在会上把前一天同杨尚昆谈的那两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没有点名。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这个文件提出，要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和必须做好的工作。 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三、举行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在北戴河举行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这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商定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对此，）毛泽东说：我们犯了错误，脱离了群众。要对这些党打招呼，向他们说明我们仍然坚持斯德哥尔摩会议（指1961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曾经中途退席，以表示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上我们的主张，我们在那个会上的调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调子。 在谈到党内开始出现一些所谓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他问三北地区的负责人：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毛泽东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谈到有的大队核算单位没有下放，生产也搞得很好，毛泽东说：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办得好，又增加生产，就不一定下放到小队。 谈到生产队的规模和管理问题时，毛泽东说：生产队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太大了不好。田间管理责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这是进步的管理办法，不能说不好。 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毛泽东找来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 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他说：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接着，他又说：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在讲两类矛盾的时候，毛泽东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放到这样突出的地位，这同他自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一致的。 他还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 讲到分田到户，毛泽东说：有的人主张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说：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谈到形势问题，他说：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最后，他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 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 关于阶级问题，他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六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这主要是讲工业方面的建设，农业方面的水利。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末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那种看法。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接着，他讲到现实存在的一些矛盾。 首先是单干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指《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 其次是阶层问题。他说：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接着又谈到积累同消费的矛盾、集中同分散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敌我矛盾。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随时插话。 毛泽东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 他还说：集体化的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的。 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时，毛泽东说：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又说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从一九六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 毛泽东还提出，关于矛盾问题，要再加上一条，即正确与错误的矛盾。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九五三年算起，不过才十年。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中间犯过错误，如“共产风”、瞎指挥、“大办”、高征购等，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引黄灌溉是瞎指挥，没有经验，不知道还会盐碱化。这些都属于认识上的错误。所以我说要加上一条正确与错误的矛盾。 毛泽东还指出，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中心小组继续开会。毛泽东插话说： “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八亿斤，全国都增产。” “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 “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 “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 “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百分之四十搞集体，百分之六十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当时田家英的主张是：百分之四十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百分之六十为集体和半集体。），否则生产就要破坏。” 批评邓子恢“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又加了一个：照抄外国与自力更生的矛盾。 最新评论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