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已经起变化

事情已经起变化

 

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已把中国拉回到1949年以前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统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毛泽东的天才预见“最坏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统治就是法西斯统治”、“法西斯党”……道破了中国问题即现今中国社会的实质。

 

也正是基于对这社会现实的深刻认知，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此之前的两三年内对乌有之乡以张宏良同志为代表的保党救国论进行了完全、彻底的批判。这场由《毛泽东旗帜网》、《红色中国》、《马评》、《红石头》等革命网站发起并组织的革命大批判运动对于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增强、阶级队伍的形成、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场大批判批出了革命，批出了团结，批出了进步。保党救国，保的就是修正主义的变质党，救的就是修正主义集团的中美国，对于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是清楚明白的，有韩德强同志的文章《我支持梁稳根进中央》为证。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一般的利用各种机会所进行的社会改良，反对的仅仅的取消革命的改良主义。如果《乌有之乡》只是单纯的提出保党救国口号，且按他们的解释，尚不算大错，异军突起，在上层做工作以求改良也未尝不可。他们的错误就在于把革命人民、革命同志打成左右合流的“带路党”，把和他们观点不一致的革命网站打为“带路党网站”，并呼吁当局镇压。这就暴露了保皇派要用人民革命的鲜血染红自己帽子的宋江嘴脸。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我们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在纷纭繁复的斗争形势下，应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无可置疑的是，“乌有”及其它们不遗余力上下串联八方呼应到处讲座大喊大叫的重庆模式，就是代表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而又面临着破产和灭亡威胁的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特色模式。重庆模式才是一个资产阶级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模式。只是在现在的中国和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资本主义深刻的经济政治危机冲击下的中国，要想建立这样的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无疑是痴人说梦。重庆模式的终结，薄、王的悲剧，正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张宏良的一系列讲座即种种表演，只不过是深刻地反映了在这个社会大变革的前夜，中小资产阶级不甘心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一方面想夺取政权至少是分得一杯羹，又害怕无产阶级和人民大革命起来玉石俱焚摧毁他们的恐惧、绝望而又怀有某种希冀的两面心态。

 

又想革命又不敢革命，总想把革命划定在他们可以接受、可以允许的圈子内，这就是乌有的领袖风云人物所代表的这个阶级的全部丑态。年初张宏良的政治报告及其所抛出的十六字纲领，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反动纲领。而重庆模式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模式，它的垮台则是历史的必然。这并不是最高当局缺乏远见卓识，实际上作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全部可以合格，他们堪称为本阶级的优秀代表，阶级利益使然，世界大势使然。

 

薄熙来也是他所代表的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优秀人物，正如张宏良也是一位优秀的写手一样。历史总是把每个人都安排于恰当合适的位置，以展示它的公正。

 

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重庆模式已烟消云散，国内外的反动势力一片欢腾，善良的人们哀婉叹息。

 

“家里好吗？”奥巴马问。“很好”。“你的夫人和孩子也好吗？”“好”……真是“两情若在久远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才是全部3.15重庆事变的实质。官僚和买办联手，“中外合资”共同剿杀了“重模”。你好，我好，你家里好，我家也好。但人民不好，人民在泣血、在流泪。各自阶级的代表人物都出台表演了，竞相检阅着自己的力量，精彩纷呈，光怪陆离。

 

李成瑞老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的基本原理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愿望，对张宏良的政治报告、对乌有之乡十六字方针的批判，无疑是对乌有之乡的保党救国路线这个大批判斗争的概括和总结。随着李老文章的发表、重模的垮台，乌有之乡的改良主义路线已彻底破产。我们郑重的声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乌有之乡保党救国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已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简单，真正的威武雄壮戏剧才刚刚开始。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遵循的。

 

同志们想想：当其时也，重庆在丝毫不改变所有制的情况下，唱唱红歌，打打“黑恶”，妄图缓和阶级矛盾以维持其可持续统治。中央六大政治局常委竞相赴渝，高调支持。乌有之乡张宏良写手们更是把之吹嘘为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新的世界革命的曙光……这一切是不是对人民革命的欺骗？是不是处于维稳的需要？是不是对阶级矛盾的掩盖对人民斗志的涣散？而且还把反对他们这种做派的人视为“左派带路党”必置于死地而后快。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重模”是不是应该揭露和批判？是不是应该揭露批判乌有之乡改良主义的真面目而唤起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我们不那样做，就是失去了我们的责任，就是对人民的不忠，就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明显的发生了变化。反动的统治阶级在他们管辖的范围内，是不允许任何革命和对人民有利的改良出现的。正像商鞅的被车裂、王安石的变法失败、六君子赴义等事件一样，他们对于任何敢于挑战他们权威利益的任何革命和改良都是绝不会心慈手软的，都是要坚决地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在这次的重庆事变中，他们开动了国内外一切的宣传工具，千方百计的掩盖了事实真相，散布了一系列谣言，把薄熙来、王立军描绘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为了个人利益不惜一切、不择任何手段的十恶不赦的赌徒、杀人凶手、白痴和恶魔，他们疯狂的发泄对人民、对革命的仇恨。因为在他们看来，改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革命，至少是会很容易转发转发为革命的，他们疯狂的发泄对这种“异类”的仇恨。

 

重庆的唱红打黑除恶、五个重庆、干部深入基层三进三同，追求共同富裕等一系列的举措，虽说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模式，但确是一个在当前黑暗专制的条件下深得重庆人民拥护的模式、也是深得全国人民拥护和向往的模式。

 

重庆的廉租房建设、全员的医疗卫生覆盖制度、打黑除恶共同富裕、对出租车事件的处理等等都深得人心。老百姓亲切的称呼“我们的薄书记、王局长”……是老百姓不觉悟吗？难道老百姓不知道这些都是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修修补补？知道，他们完全知道，老百姓什么都知道。他们更知道现在的大形势是怎么样的，大气候是怎么样的。老百姓对为他们做了任何一点好事的人总是忘不了的。哪个“黑豆”多，哪个“红豆”多是分得清的，但老百姓能够容忍的事、高兴和拥护的事官僚体制代表的那个“阶级”是绝对不能容忍，不能接受的。

 

同志们再想想：重庆的打黑除恶把矛头指向了谁？谁是当今最大的黑社会？这个黑社会是怎么形成的？没有保护网能有任何黑社会吗？是谁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他们是怎样先富起来的？这些先富起来的人现在是哪个国家的公民？他们在干什么？是谁的社会基础？他们能够答应让共同富裕吗？再者，是谁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重庆提出公正分配是硬道理，这个矛头是对准谁的？侵犯了谁的利益？还有廉租房建设制度，现在全国各地各级政府的财政就是卖地、卖房子财政。房子廉租了，老百姓不买他的高价房了，对于各级官员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踢去了他们的饭碗，他们能让薄熙来在重庆那样做吗？更不可容忍的是“唱红”。全国一片红歌声，这真是有点像文化革命重演的味道了。文化大革命中全民唱语录歌，至今使得反动统治阶级心惊肉跳，他们能够容忍重庆再唱红吗？薄王的唱红把谁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重模，这就是那个改良主义的、“半吊子左派”的重模。这是向当前的专制制度的挑战，是向一小撮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挑战，是向执政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挑战，是向邓小理论的挑战，也是向那些先富起来的“华尔街老闆们”的挑战。

 

所有这一切力量的集合能够容忍得了这个重庆模式吗？他们能够容忍那个坚持重庆模式并逼大老闆去重庆表态的薄熙来吗？纵然是他们能够容忍，但洋人老闆也不会容忍。这就是“家里好吗”、“你家里也好吗”这种真情实意问侯的实质。

 

为了铲除重模，不打倒薄熙来行吗？为了打倒薄熙来，不从王局长身上开刀，从哪里开刀？不从他们两个关系上找突破口从哪里找？不从经济上人格上搞臭他们行吗？这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华汪叶李邓们用来对付四人帮时用过的办法。

 

多么美妙的民主国家呀，多好的民主共和国制度呀。老百姓更不用说了，硬是把体制内的一个高级干部、一个持异议的公安局长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竟也利用起人权旗号跑到敌对国家使馆要求政治避难，要求保护。我们怒问苍茫大地，这是什么专制？

 

当前谣言漫天，是谁在有意制造？既然磊落光明，为什么不公布事实真相？既然事件还没有调查清楚，为什么急急忙忙免去薄熙来的职务？这一切能自圆其说吗？

 

美国是敌对国家吗？既然是，那么为什么称为“同志加兄弟”的亲密的“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美国好中国才能好”大量给钱让其摆脱财政金融危机并把大量黄金白银储备美国两行贷款让航母在我国领海横行而不拦截炸使馆撞战机摔死王伟还笑脸相迎送红包亲自把子女送往美国主动作为人质并称这是战略伙伴关系？

 

既然有这么多的关关系系，那么王立军去一下使馆和他们谈谈心、道道苦衷有什么不好？何必大惊小怪大做文章？既然可以把自己的孩子远隔重洋送往美利坚，那么王立军纵然作为一个自然人去一下还是在中国的使馆，又有什么了不起？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他在使馆干了些什么？出卖了民族利益，出卖了国家机密了吗？作为一个亲密无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对其开放的战略伙伴关系国家还有什么秘密可言？一个地方的公安局长，他又能够掌握什么秘密？掌握和出卖国家机密的人是有，但不是王立军。况且我国的法律也从来没有规定一个自然人（含公安局长）不可以进使馆和洋人约谈。我虽然不学无术缺德少才，但我也愿意以一个自然人身份免费为王局长做无罪辩护（假若王局长委托的话）。不是号称为法制国家吗？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任何人不能认定我的当事人有罪。因此，对薄熙来涉王案的处理是无据的，是对重庆民意的强奸。

 

难道薄熙来是文革余孽吗？显然是欲加之词。文革已和蒋委员长眼中的“共党”一样，成为了一顶帽子，随时都可以向他的政敌的头上砸去而陷之于灭顶之灾。这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僚加资本专制的社会。难道胡君、温相真的会去搞“民主政治”“多党制”吗？他们会自动交出权力去搞那“一人一票的民主竞选”吗？如果真要如此，他们就绝不会去终结那个重庆模式了。多党制就意味着他们的必然下台。专制、专制、再专制，他们是要一条黑道走到底的，因为这符合中美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他们儿孙后代的根本利益。

 

一切左转的幻想都没有了，都被打碎了。

 

过去我们揭露乌有的改良主义的重庆模式是正确的。现在我们提出应自觉的维护重庆模式、义无反顾的支持重庆模式也同样是正确的，而且是紧迫的第一要务。这就是我们毛派共产党人真正的鲜明的永不忘共产党人远大目标的永远革命的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立场观点。

 

大力支持重庆模式，支持薄熙来同志，支持唱红打黑，为“重模”赋予革命新的内容，这就是当前我们毛派共产党人的阶级立场、观点。

 

众所周之，《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争取民主。然后利用争得的民主权利、游行、示威、罢工权利、结社权利，组织成为阶级，组建自己的政党，争得本阶级的统治，争得民族的地位。然后一步一步的达到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目的。而要实现这一切，首先打破专制制度的统治争取民主共和国是必要的。所以马克思说：没有民主共和国就没有社会主义。恩格斯说：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列宁说：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毛主席说：中国革命分上篇和下篇，没有上篇就没有下篇。结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专制统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转入消灭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而今需要结束新的四大家族统治的革命，同样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这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因为在专制制度的统治下无产阶级是不能够单独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的。因此，只要是反对这个专制制度的所有的阶级阶层和个人都是革命的动力。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当前的专制制度的统治压迫下出现的重庆模式，就是代表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共和国的模式。这和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结束专制制度的阶段性的目标是一致的暗合的。官僚的专制制度，对重庆模式的打压，也充分的证实和说明了这一点。

 

或者，我们也应该这样说，在重庆发生的事变和二十多年前的反专制反腐败反官捣的“六四”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历史在“六四”成就了赵紫阳，在重庆塑造了薄熙来这些反专制压迫的民族英雄，他们在客观上都多多少少代表了人民的利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我们不加利用，不知道珍惜是愚蠢的。“六四”，对于我们的教训就在这里。

 

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是社会上激烈尖锐的阶级矛盾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反映。这种争斗越激烈越好，越说明统治阶级不能照原样统治下去。这个口子撕得越大越好，这就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突破口。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大革命时期人民群众所受到的教育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

 

应该指出，乌有之乡是不乏才智之士的。由工弩同志转发的黎阳文章：《深化改革：轮到了红二代和政治局（2012.3.23）》，竟使我们非常的感动。黎阳的认识提高如此之快，观点如此的鲜明，我们非常的欣慰。在他的文章中，还有一丝一毫的保党救国气味吗？没有了，丝毫也没有了。在大方向上，我们已趋于完全一致。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完全打散分裂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老工人，已死亡殆尽。后来参加工作的随着国企的破产除了年老退休的以外，其余的已全部下岗分流或被赶回农村老家。现在国营垄断行业的工人的工资一般比较优，工人阶级已被分裂。而大量使用的农民工，包括一部分知识分子白领阶层，虽然他们也受压迫剥削，但他们的农村老家还有房子和土地，还有后路可退，与其把他们定性为工人阶级，不如暂时把他们定性为小资产阶级或准工人阶级更为合适。准者，预备，准备也，而不是正式。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在专制制度的压迫下，工人没有游行示威罢工自由，没有结社自由，甚至不能成立自己工会，更不要说先进阶级政党的领导，先进理论的灌输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工人阶级在没有接受先进的理论武装之前就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个劳动力，就是一个只会养家糊口砸毁机器甚至跳楼自杀的劳动力要素。当前我国的工人阶级还没有走出由自在到自为的阶段。没有阶级政党的组织领导，他们还没有形成为阶级，每年十几万起的突发事件还只限于自发的经济斗争阶段。在当前的情况下哪里能够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些同志对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分析估计有误，一口认定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顾中国三十多年复辟倒退的国情，人为的从教科书上杜撰，闭眼不看专制制度统治的事实，这如何能够指导中国革命斗争？

 

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恰如宇太同志曾正确分析的那样，正是权贵资本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换言之，就是一小撮官僚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人民大众，当然包括一切反对官僚统治的阶级、阶层。至此我们也就明白了：当前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并不成熟。因为解决当前主要矛盾的方法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只能在这个结束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才能够组织起来，发展壮大起来，完成从自在到自为的蜕变，我们的全部希望就在这里。这也就是我们所一再宣传的呼吁的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全部含义，这也就是我们一方面宣传呼吁建立民主共和国，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不间断的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含义。这也就是“重模”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辩证法就是这样一部对立统一的科学。

 

至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乌有的领袖、一流写手韩德强所泣血呼吁的“我支持梁稳根进中央”的真实含义了。梁稳根者，熙来也；熙来者，稳根也。一政治人，一经济人也。但这也正如重庆模式一样，也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一首理想主义的悲歌”（见《毛泽东旗帜网》拙作《一首理想主义的悲歌》）。其实韩德强是不必要做什么检讨的。

 

孔庆东、司马南们不是现在已经在大声疾呼“你为重庆模式干了些什么吗？”不是也在呼吁“上街了吗”？国安不是也和他们约谈了吗？这一扫我对孔庆东的《红旗之下有汉奸》文章的所引起的全部不愉快而对他们刮目相看。毕竟血浓于水。形势的发展变化，常常使那些直肠子的庸人们目瞪口呆。原来的保党救国的保皇派随着“重模”的垮台、专制的高压一下子成了体制内的造反派。那么，原来的那些被乌有张宏良们称为“左派带路党”的反对保党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即真正的毛派共产党人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请认清形势。难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去批判乌有之乡改良主义的重庆模式吗？那样做只能是自觉或不自觉的起到从另一个方面为统治阶级的维稳服务，这才是真正的“左右合流”。

 

世界历史发展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静观待变也是错误的，静观，观不来革命形势，待变，变不来社会主义。在我党的历史上曾经犯过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十九路军的失败，断送了福建人民政府，这样沉痛的历史教训是应当吸取的。

 

遗憾的是我们有一些同志对此问题内心非常纠结，他们唯恐当不上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生恐别人说他们是宪政民主派。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是不屑一顾的，在那里声声的呼唤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总是幻想等某一天早上醒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广大人民群众上街，到处是暴烈的行动，赤卫队、红缨枪、资产阶级的大小土围子顷刻瓦解，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实际上我也是这样的人，我呼唤等待，呼唤了三十多年，天天期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爆发。残酷的事实使我明白：那七六年的事变、文革的失败也不过是当时“阶级关系”归根结底是“经济关系”的产物。

 

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老百姓说：求求你们先给我们一碗饭吃吧。现在我们不奢望像陈永贵、吴桂贤、王洪文那样当总理、副主席，搞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我们不奢求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先把你们的小民主给我们点好不好？……我们看得起病，要吃得起药，上得起学，住得起房子，找得起工作。“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不要这腐败，不要这黑恶。

 

既然现在政府不革命了，不搞社会主义了，既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那么无论什么党执政，对于我们来说都无所谓了。谁能帮助我们实现上述的一切，谁就是好党，好主义。一个连续几十年高度腐败而又对此束手无策的党，一个面对手无寸铁的反腐败的学生开枪的党，一个公开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无限制地扩大两极分化的党，一个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国外、把子女也转送到国外在此裸体做官的党，一个不敢公布领导干部财产的党，这是国民党还是亲民党？是美国的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反正这没有一丝一毫的搞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产党的气味。

 

韩德强问：革命就是颠覆，现在你们做好颠覆准备了吗？现在还真的不具备革命高潮的到来条件，还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条件，那么就让我们先搞“唱红打黑除恶共同富裕”的“薄熙来主义”吧。对，就是薄熙来主义，薄熙来书记万岁。

 

当行文快要结束的时侯，我得赶紧再加上几句以免引起一些同志的不快，又说是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孝子贤孙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妙、最理想的制度，我们就是为了那一天的早日到来而努力工作，甚至是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让我们和乌有的网友们，携起手来团结起来吧，为了我们那神圣的历史的使命。

 

但也不可否认的是，“乌有”曾是一个盛产机会主义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啊，在我们力挺薄熙来支持“重模”力图把革命推向前进的时候，也许站长们却正在想法设法的和雏君暗递眉眼、互送秋波呢。毫无气节，不要原则，是一切机会主义头儿的共同特征。

 

2012-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