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雾月十八》如何帮我们理解当代美国政治

如何超越选举政治

马克思对于选举政治的态度是辩证的。

一方面，无论是在早期著作 《法哲学批判》 还是晚期著作 《法兰西内战》 中，马克思都肯定了选举作为民主制度一部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根据对 《雾月十八》 的以上解读，选举制度的框架本身，很难实现政客对选民的有效代表，它提供的是一种抽象的、而非具体的 “民主”。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去弥补选举政治的内在缺陷呢？

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制度设计，使选民有渠道对他们选出来的政治代表进行更直接的问责。在 《法兰西内战》 中，马克思以巴黎公社为模版，提出了一种他认为相对理想的民主制度。该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选民有权随时通过投票来解雇他们选出的政治代表，而不需要等到几年一度的选举时另选他人。

另一种解决方案则是运动式的。在 《雾月十八》 中，曾经有两个阶级面临其阶级利益与代表本阶级的政客个人利益明显脱节的状况，但结果却完全不同。

一边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性危机。起初，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立宪议会中的 “共和派”，但大资本很快发现“共和派”不能有效代表本阶级的现实利益诉求 （维护政治稳定），因此他们转而支持秩序党，作为更加直接的政治代表。再到后来，大资本发现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与秩序党成员的个人政治利益出现分化，于是转而支持波拿巴。

另一边，工人阶级也在遭遇代表性危机。在 “六月起义” 之后，工人阶级自身已经没有可能拥有独立政治代表了，只能将社会民主党作为政治代表，但当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向秩序党妥协的时候，工人阶级只能听之任之。

在 “六月起义” 的沉重打击之后，工人阶级的政治动员能力羸弱，使得他们没有能力要求 “名义上” 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向自己负责。与之相反，大资本的政治动员能力强，因此在出现代表性危机时，能够果断更换新的政治代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动员能力不同，因此对政客施加影响和问责的能力也不同。动员能力强大的群体，有能力切实影响到政客的个人利益与政治前途、迫使任何政客回应他们的利益诉求,不管这些政客名义上代表着谁。

换句话说，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事实上都不再是利益代表的政治时，特定群体要想让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政治中真正发挥作用，就不能坐等着 “被代表”，而必须在选举政治之外、在社会当中，培育草根动员力量，自下而上地壮大自身的政治行动力，正如马克思在 《雾月十八》 中写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在街头”。

这也呼应了左翼思想家墨菲 （Chantal Mouffe） 的观点：左翼政治力量要想实现自身的政治议程，就必须既以政党的形式参与选举政治，又培育独立而活跃的草根运动基础，两者缺一不可。在选举政治中夺取政治权力是重要的，但只有草根运动强大，才能尽可能保证左翼政党在夺权之后不 “变质”、真正实现对左翼诉求的代表。

神合貌离的资产阶级与国家权力

《雾月十八》 的故事中，还有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为什么最终在 “由自己的政治代表统治” 和 “由波拿巴统治” 之间选择了后者？诚然，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强大的国家机器，更能维护个体资本家的经济利益。但是，在资产阶级的经济考量之下，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

对资产阶级而言,“由自己的政治代表掌握国家权力进行统治”，会让国家政权带有极为可见的阶级统治色彩，这种可见性，很容易为被压迫阶级所察觉，使得被压迫阶级在脑海中将国家权力与资产阶级统治画上等号。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任何执政失误，都将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整体的责任；任何反抗国家权力的斗争，都有可能蔓延出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将不得安宁：国家权力运作中生产的任何不满，都可以迅速转化成反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而波拿巴的好处在于，他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资产阶级，而且坐拥小农、流氓无产者等多个群体的支持。

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可以利用自己的政治动员能力向波拿巴暗中施压、迫使其回应资本的利益，但因为波拿巴政权不会被人们看作是资产阶级政权，所以波拿巴执政的问题，就不会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问题，反抗波拿巴专制的斗争，也很难演化出反抗资产阶级的诉求。这样一来，不管国家政权面对怎样的挑战、不论政权怎样更迭，资产阶级的结构性特权并不会受到威胁。事实上，波拿巴政权的最终垮台，也没有改变法国的阶级格局。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国家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政治学家米利班德 （RalphMilliband） 认为，资产阶级精英把国家机器攥在手里，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他的论敌 NicosPoulantzas  指出，国家机器相对独立于资产阶级中的个体资本家和派系，这种独立性使得国家能够调和不同资产阶级派系的冲突、维护资产阶级整体的利益。但从 《雾月十八》 的分析来看，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安排其实是：让资产阶级和国家之间维持形式上的距离，以使得国家既不会被视作个别资产阶级精英进行统治的工具，也不会被视作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代言人。

这样一来，虽然资产阶级还是能在相当程度上干预国家行为，但人们难以在意识层面将国家权力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这种迷惑性的距离，最有助于维护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长期稳定。当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者强调自身的个人利益、或是将资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纳入其执政的民意基础时，实际上是维护了国家权力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形式上的距离。

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之后的所作所为。特朗普胜选以后，史无前例地将多位资本家和大公司领导人任命到内阁的关键职位上，被称为“史上最富内阁”。在国务卿、教育部长、劳工部长、陆军部长这种一般由职业政客担任的内阁职务上，特朗普分别任命了埃克森美孚公司 CEO、温奎斯特投资集团创始人、CKE 餐饮公司 CEO、高频交易巨头 Virtu Financial 创始人。很多人指出，这种明目张胆地将资本力量引入政治舞台的做法，和特朗普竞选时摆出的民粹主义反精英姿态相比，是十足的虚伪。但我们更要看到，后者恰恰是前者的必要条件之一。

恰恰是因为特朗普的反精英姿态、因为他坐拥大量中下层选民的支持、因为他和共和党建制派的紧张关系，使得他在大量选民的心目中和资产阶级拉开了足够的距离。他对于建制派政治精英的攻击，一直围绕着 “建制精英和资本的密切关系” 这一主题，也就暗示了自己是不会陷入这种关系当中的。特朗普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说服选民无视 “他自身是资本家” 这一事实、而认为他不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甚至是利用 “他自身是资本家” 这一事实完成这种说服 （“我已经足够有钱了，所以不会被任何人收买”）。正是因为特朗普在观感上和资产阶级拉开了距离，才使得他能在不招致严重反弹的情况下，为资产阶级提供更直接、强力的渠道介入国家政治。

执政者与资产阶级在观感上的距离越大，资产阶级事实上的政治活动空间也就越大。试想，任何一个建制出身的总统候选人，难免被人怀疑与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暗中联系 （比如希拉里），一旦在内阁中任命大量资本家，很容易被广泛指责是 “资产阶级的走狗”。但特朗普在竞选中的坚定反资本、反精英姿态，具有相当的迷惑性，所以就算他事实上做出一系列亲资本举动，也有大量选民坚信他不会沦为资本利益的代言人。类似，如果特朗普政权今后在执政中出现任何问题，这种迷惑性的距离，会让很多人不把这些问题看作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而看作是特朗普个人作为野心家的问题、或者是右翼民粹主义路线的问题。

在波拿巴和特朗普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某个阶级将执政者和国家机器玩弄于股掌之中，也不是国家高高在上地统治、调和各个阶级。相反，资产阶级和国家权力维持了足够的形式上的距离，实际上却是相互依附的关系；恰恰是形式上的距离，使得二者的相互依附更加紧密、更加安全。

国家机器，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悖论

从国家权力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出发，我们最终需要反思国家机器本身。

波拿巴一步步完成复辟的过程，也是他作为总统所掌控的官僚国家机器一步步扩大自身权力、摆脱议会约束的过程。马克思在 《雾月十八》 中指出：一个相对自主的官僚国家机器，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扩大国家机器的权力，就是这个利益集团的最高利益 （虽然国家机器成员内部也会出现利益分化）。

这个相对自主的国家机器，很大一部分是运转在民主制度之外的。而在马克思看来，不民主的国家机器，很容易变成巨大的反动力量。如果不直接将国家机器本身民主化，这种反动的可能性就无法消除。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的三权分立暴露了它的局限：三权分立的原则，是将议会这个理论上直接向选民负责的代议制民主机构，与掌握行政权力的官僚制国家机器区隔开来，从而不让民主的力量进入国家权力日常运行的内部。随着掌握实质性权力的国家机器越来越庞大，理论上代表民主意志的议会如果无法有效制约国家机器，必将沦为无关紧要的 “辩论俱乐部”。

在特朗普正式就任的时刻，我们面对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没人知道这个疯子会做什么” 的担忧蔓延开来。作为庞大的官僚国家机器的最高掌控者，他在相当程度上拥有 “为所欲为” 的能力。而从根本上说，这种不确定性是近数十年来美国行政权力不断加强、立法机构的制约作用不断弱化、官僚国家机器的规模和自主性不断扩大的制度后果。

在理想的状态下，特朗普即便是作为总统，也理应没有能力去改变美国民主的权力制衡，然而事实上他却有，这是建立在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日益失效、议会越来越沦为 “辩论俱乐部” 的基础上的。

坐拥庞大国家机器的波拿巴，成功击垮了代议制民主、实现君权复辟；而同样坐拥庞大国家机器的特朗普，也不断表现出进一步绕过、甚至突破民主机制限制的迹象。

马克思会认为，这其实暴露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深刻悖论：资产阶级希望通过民主方式维持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权力，但民主机制不可避免地留出了被压迫阶级向资产阶级发起挑战的空间。通过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被压迫阶级能够在特定条件下为资产阶级制造麻烦，甚至孕育出更激进的抗争可能性。因此，在必要的时候，资产阶级为了维持自身权力，会撤回到反民主的路线上。

在 1848 年革命之后，资产阶级的反民主路线体现为明目张胆地剥夺普选权等民主权利，以及最终支持波拿巴的君权复辟。而到了今天，资产阶级已经发展出了更加复杂而间接的反民主策略，它不需要简单粗暴地破坏民主，而是通过代表性政治的消解、国家机器自主性的强化等方式，将民主制度虚化、掏空。

马克思在 《雾月十八》 中描述的，从民主共和国到君权复辟的过程，本质上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层面的一次自我调适，虽然调适的结果，也许超出资产阶级最初的预料。而特朗普的上台，也完全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政治调适、或者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转换而已。《雾月十八》 提醒我们，这种政治调适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例外，而恰恰是植根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一系列内在趋势当中。而当这种调适发生时，那些用来支持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不能抵御调适带来的政治后果。

（感谢尤玲对本文的宝贵贡献）

参考文献

Marx, K., & De Leon, D. (1963).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4), 441-447.

De Leon, Cedric, Manali Desai, and Cihan Tugal,eds. Building Blocs: How Parties Organize Society.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2015. 

Eidlin, B. (2016). Why is there no labor pa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articulation and the canadian comparison, 1932 to 1948.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