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员大将的检讨

第二节  几员大将的检讨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0年九月九日，下庐山后，毛主席的专列先到长沙，毛主席与华国锋在车上谈了话。

专列停在支线休息，于15日到武昌。

在去武昌的路上，毛主席问汪东兴：“你在想什么？”

汪东兴说：“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

毛主席说：“这好嘛！”

汪东兴说：“在山上开会，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时间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

毛主席说：“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的心是好心。”

一九七0年九月九日，周恩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

吴法宪说了八月十四日以来的情况，并说；我在庐山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继续检讨。我在庐山说的话有错误，错了就检讨，但是我们没有什么非组织活动。

康生说：你们事先就有活动，庐山下有活动，庐山上有活动，下了庐山还有活动。

周恩来说：你在八月十四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

吴法宪说：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当时我在陈伯达家里，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还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发展马列主义的话，而且你也表示赞成设国家主席，赞成国务院的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康生说：吴法宪，你说毛主席伟大谦虚，这句话不对。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毛主席有的地方要求很严格。

李作鹏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我在青岛接到黄总长打来的电话，说宪法修改小组发生了争论，要我回来支持吴法宪，我回来以后就没有争论了。

邱会作说：听吴法宪说有争论，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黄永胜说：这件事我是十四日晚上听吴法宪打电话说的，当然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之后，我又打电话通知了李作鹏，我没有搞什么活动。

谈话进行了四个小时，黄吴李邱四人的口径一致。

一九七0年九月十二日晚，周恩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

周恩来说：上次我和康老找你们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待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

四人都不吭声。

周恩来说：永胜同志，请你先谈。

黄永胜说：经过回忆，我知道的情况很少。庐山会议前我没有参加宪法的修改，我只是听到吴法宪说会议上有争论。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我同法宪同志的意见是一样的。上庐山前，我准备的发言材料只是军事工作报告，别的工作我没有参与。庐山会议的情况，我上山以后听叶群告诉了我一些，吴、李、邱在庐山上的情况我不清楚。不过他们在庐山上的事情我要负责任。

康生说：你负什么责任？

黄永胜说：我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从组织上说我有责任。

康生说：我就不相信你没有参加！

黄永胜说：那就请你们追查嘛！

吴法宪说：上次谈话，我已经把庐山会议上的情况实事求是、原原本本地都说了，我当时就向你总理、黄总长、叶主任都汇报了，这个你清楚，这都是公开的，不是什么秘密活动。

周恩来说：你们不要激动，我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你们都是政治局委员，毛主席的话我不能不向你们传达，你们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实事求是嘛！

李作鹏说：在庐山会议上，我在中南组我没怎么发言，叶群也没有说什么，我们在中南组没有放什么毐，也没有起哄。

邱会作说：我同你康老在一个组里，你知道我讲了什么，我赞成设国家主席，拥护天才论，还念了语录，你当时还说；邱会作同志善于学习，并且号召西北组的同志向我学习，怎么过了几天你就反了过来，说我邱会作怎么不对，你怎么这样两个态度！

康生说：你念的语录很好，你说的错话我没有同意吧！

周恩来说：你们现在都是政治局委员，现在没有向你们提出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讲。毛主席的意思还是保护你们的，你们要接受教训，今后要注意团结合作，搞好办事组的工作。

一九七0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武昌。与刘丰谈话。

一九七0年九月十五日，汪东兴把第二次书面检查呈送给毛主席。

主要内容如下：

主席：

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除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的两次检查和一次书面检讨外，最近经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教育很深，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我应牢记这次教训，努力改正错误。

我完全拥护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英明指示。在这指示以前，我没有识破陈伯达。他的手段特别阴险、恶毒，利用九届二中全会搞突然袭击，造谣和诡辩，欺骗不少同志。他打着论天才的旗号，其实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夺毛主席的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次把陈伯达揪出来，使党更加团结，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

(一)在华北组他突然的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心情非常激动，又不加分析，更不顾自己的身份，就起来发言，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

(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事先是否看过修改过这期简报，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

(三)陈伯达利用听林副主席录音报告时，把论天才的语录交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现在看来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存在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思想，有主观片面性，遇事易激动，缺乏冷静的考虑分析问题，再加上文化理论水平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团结不够，平常学用毛泽东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陈伯达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

这次我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的错误，对我触动很大，教育很深，

我应很好的接受这次教训。今后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锻炼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切实改造世界观。上述认识是否妥当，请指示。

       敬礼！

                           汪东兴

                                年9月15日

毛主席看过汪东兴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在汪东兴写给他的信上面用铅笔作了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

在第一页信纸的左右空白处又写道：“陈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

一九七0年九月十六日，上午 10点半，毛泽东让吴旭君通知汪东兴去谈话。

这次谈话一直谈到了11点50分。

毛主席说：“你写的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我看有些同志还不通，上了当，还不通？现在不通，慢慢总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自己都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 250多人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30多本太多，可在 30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多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

在谈到军委办事组时，毛主席说：“我们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在谈到陈伯达的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帝、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帝、修、反。我写了一份七百字的意见，给陈看时，他马上说他与苏修无关系。我又不是问他这事，他急着声明这个问题。”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六号简报时，毛主席说：“六号简报要抓紧核实，你怀疑陈伯达看过、改过，应找会议主持同志，还有王良恩同志和记录印发的人。为什么不经你看过，发出最早最快？由总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实为好。要他们不要再上陈伯达的当了，有错误就改正。”

毛泽东问：“你说他们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你清不清楚？”

汪东兴说：“我不清楚。”

毛主席接着说：“你跟我出来了，他们在北京是否在陈伯达处商量过？”

汪东兴说：“不清楚。”

毛主席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陈伯达案另办。与你们好人犯错误不同。” “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24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

毛主席要汪东兴找曾思玉单独谈一下，征求一下他有什么看法。

毛主席还说：“你先回去，让总理和康生召集会议，把你给我的信给他们看，传达我对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谈话的内容，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或找我来谈。”

一九七0年九月十六日下午，汪东兴去找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聊了两个小时。

谈起庐山会议，曾思玉说：“当时我是一盆浆糊，弄不清楚。”

汪东兴问：“现在你还是一盆浆糊？”

曾说：“开始我脑子是一盆浆糊，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通过学习，慢慢地了解了。”

汪说：“庐山会议上我也犯了错误。”

曾说：“中南组也是紧张的，说有人要推翻毛主席，打倒毛主席，有人要夺毛主席的权。叶群发言就是这样讲的，她还说毛主席是天才没有错。”

汪说：“毛主席的天才是从实际中学的，是靠看书学习，天才不完全是先天的，天才主要是后天的。我们过去认识不清，现在才有所认识。”

曾思玉说：“那几个副词，我也是同意的。毛主席在‘九大’报告中把它去掉了，我未听进去，总觉得这是毛主席的谦虚。”

一九七0年九月十几日，毛泽东路过石家庄，与李雪峰谈话。

一九七0年九月二十九日，林彪找吴法宪谈话

林彪说：我对毛主席说，我选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是因为吴法宪是刘亚楼的徒弟，吴法宪的作风是向刘亚楼学的，和刘亚楼一样，拚命干，所以我选他当空军司令。毛主席向我问起曹里怀，我说曹里怀这个人我了解，从延安到东北我都了解他，工作稀稀拉拉，没有干劲。办事不认真。我认为空军的工作刘亚楼、吴法宪、王璋，他们是搞得不错的，所以我把空军立作标兵。

林彪说：过去庐山会议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是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我是不会怪你的。

一九七0年九月二十九日，吴法宪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

在这份检讨中，吴法宪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并带着“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检讨认错”。“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

一九七0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叶群谈话。

一九七0年十月六日或七日下午，林彪找吴法宪去谈话。

据吴法宪交待，主要内容如下：①要我去向毛主席承认错误作所谓检讨，（这是第一次叫我作检讨），要说明庐山犯错误是出于突然的，在山下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和联系，就是我八月十三日反映的情况没有核实，林彪听了之后有气，所以在庐山就讲了话。我当时领会他这段话的意思无论如何不要牵涉到林彪、叶群、黄永胜，要说明山下山上无联系，会前无准备，来欺骗毛主席。②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③这次庐山犯错误第一是陈伯达，其次是你，如果因为你这次犯错误把你撤下来，暂时靠边站，也不能乱说乱道，以后会有机会替你说话，不要因为你一个人犯错误就倒一大片。

一九七0年十月十二日，叶群向毛主席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

承认“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说毛主席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她的谆谆教导，使她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并说她是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

一九七0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对吴法宪的检讨作了批示：

“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

吴法宪在检讨书中讲到他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在关系全局性的原则问题上，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

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又在旁边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吴的检讨书中讲他自己的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毛泽东在这段话的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着：“这些话似乎不真实。”

吴法宪谈到陈伯达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

毛泽东在这句话的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

吴法宪交代 8月 23日晚12点前后，陈伯达来找他和李作鹏、邱会作，谈到过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段话下边也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吴的检讨书写到“他(指陈伯达——作者注)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说话神态异常，说时支支吾吾”。

毛泽东在旁边批示：“无非是想再骗你们一次，企图挽救他自己。”

吴法宪的检讨书中揭发 8月 27日晚上12点以后，陈伯达来问他讲没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毛主席在“伟大谦虚”。     毛泽东在这四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吴法宪提到陈伯达 8月 27日晚上核对上面那句话时，看到陈的发言稿上有”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一句话，吴法宪认为这是“造谣”。

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这九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

吴的检讨书中写道“……他只参加过两次会，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怎么能这样做，并且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

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批道：“这样对。”

吴法宪把毛泽东对他的检讨的批示给军委办事组其他人看，黄永胜若无其事；李作鹏说；我说没有完吧，果然如此！

吴洗宪和黄永胜把这个批示给叶群看，由叶群亲自布置要军委办事组的秘书宋诚替她写了一个检讨送上去。

一九七0年十月十五日，毛主席看了叶群的检讨，并作了批示：

“此件已阅。”并在装检讨书的信封上批示：“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后退中办存。”

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

毛泽东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

毛泽东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叶群在检讨书中引用毛主席讲过的话“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并在旁边批道：“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

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主席，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时，引了毛主席过去讲过的话“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毛泽东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叶群在检讨书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上她接到军委办事组寄给她一份论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叶群说自己“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论天才的语录，这就间接地上了陈伯达的当。

毛泽东在“不加分析地”五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

叶群还说她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不够有力。

毛泽东在旁边写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叶群在检讨书中还对陈伯达提出了一些疑问。

毛泽东在旁边写道：“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

叶群表示要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

毛泽东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

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主席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一九七0年十月，毛主席对贵州省关于“三支两军”问题的报告作了批示，提出要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一九七0年十月下旬，毛泽东病情起来越来越重，由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成肺炎。

一九七0年十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向全党发出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号召。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一定要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呢？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政权的性质，取决于掌权的人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有的同志认为，自己虽然没有读过哲学，有些事是做得对的，实际上合乎辩证唯物论，没有特别学习哲学的必要。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有的同志认为，哲学是深奥难懂的，一般人学不了。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大量事实，已经证明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一九七0年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

毛主席、林副主席已批阅

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最近，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指示：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号召全党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当前，毛主席的指示，九届二中全会的号召，正在变为广大干部的实际行动。为了使高级干部的学习搞得好一些，特通知如下：

（一）要进一步提高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自觉性。这里讲的高级干部，主要是指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领导人员、地方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和军队军党委常委以上的同志。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全国革命和生产形势大好。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担负着比过去更加重大的责任，如何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问题。只有读一些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加深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认识，自觉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二）读什么书？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一九六四年中央曾经选定三十本书，作为高级干部的学习书目。最近，毛主席指示，“第一次宜少，大本书宜选读（如反杜林）。”建议各单位第一次读以下六本马、恩、列、斯著作和五本毛主席著作：

一、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二、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三、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选读）

四、恩格斯：反杜林论（选读）

五、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读）

六、列宁：国家与革命（选读）

毛主席五本著作：

一、实践论

二、矛盾论

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四、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三）在学习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自学为主，和集体讨论相结合。学习时间，首先靠自己挤，坚持天天读，可以规定共同的学习日，每周不少于两次。可以成立学习领导小组或者学习委员会，负责学习的规划、检查、总结和交流经验。各单位接到本通知后，应进行讨论，并将落实的情况报告中央。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0年十一月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

组长为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

贰、本节简论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毛主席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