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启示录

【现代中国革命启示】

民国早期的十年，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为中国带来和平安宁，没有给中国带来独立和强大，反而带来了封建军阀混战，列强为了培植自己的利益代理更加重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各个层次的控制，人民所受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加深重。资本主义没有能够挽救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必然会选择其他道路，这就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历史条件，走共产主义道路拯救中国也就成为有着民族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民国初期十年，虽然在政治上是乱政，但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却获得快速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力量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了1919年前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超过了200万人，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是五四运动后，工人阶级开始独立的登上政治舞台，为中国政治未来发展增加了一股生猛的力量，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重要的阶级基础。自此，中国革命的大道上跑出了一驾新马车：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苏俄的十月革命胜利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对中国国民党的新生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孙中山也带来巨大的震动，更是给了他莫大的希望，于是在1922年接受了苏俄的援助和建议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名党，在共产党帮助下于1924年召开国民党一大，由此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自己的黄埔军校，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国民党这个时候才真正的具有了资产阶级革命党应有的纪律严明的革命组织体系，第一次独立地领导着当时革命的进步力量展开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苏俄由于是一个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十分孤立，也需要国际力量的认可，因此极力支持中国革命力量，在物质和经费上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提供了重要帮助，尤其是给予国民党的军事援助最大，对国民革命军击败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是近代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落后的农业国家人民革命的必然规律。封建皇权及其残余势力既是资产阶级的敌人也是无产阶级的敌人，但主要应该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农业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薄弱，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封建旧势力反革命力量庞大，这就迫使原本两个对立的阶级出现了历史上奇特的联合斗争现象。苏俄反抗沙皇的人民革命中，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历史现象。在1917年俄国2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了工人武装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资产阶级改良派孟什维克派和旧的封建势力很快达成妥协并联合起来，推翻了沙皇，组建了资产阶级政府。两个政府并立，形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大联合的一个政治形势。因此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共双方初期政治理念不同并没有影响到双方的合作，主要有一个反帝反封建这个双方都认同的政治纲领基础；其次是封建势力的强大，和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分裂干涉导致中国的反革命力量是巨大的，对于当时弱小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国民党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共产党都是单方难以应付的敌人，因此自身的弱小和敌人的强大迫使代表当时革命进步力量的双方都需要联合；其三当时国共双方都受到苏俄革命的影响和支持，在苏俄的联络下双方合作也就具有了可实践的操作性。其四帝国主义国家看不起当时力量微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国民党，不屑于与之合作，孙中山曾经数次写信给英美政府首脑邀请支持中国革命，但都石沉大海，被列强拒绝。而国内大地主大资本家又深受列强影响，也同样不会选择孙中山弱小的国民党一边。这就迫使孙中山站到了帝国主义的对立面，具有了被迫反帝的革命进步性，国民党与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共同唱出了北伐军歌“打倒列强，除军阀”！

代表两个不同阶级利益的国共双方既有合作的必然性也有分裂的必然性。两个不同阶级基础的政党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和革命形势的迅猛扩张，双方力量都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双方在不同阶级基础的力量上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在战场上英勇战斗，共产党在城市中发动工人武装起义，在农村组织农会打击土豪劣绅发动农民运动支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为国民革命快速的打开革命局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两个对立阶级的革命联合力量弱小的时候，内部的矛盾和外部的矛盾相比较是次要矛盾，因此可以妥协和调和，当革命的联合力量强大起来之后，内部的阶级矛盾就会逐渐取代外部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越来越尖锐和不可调和。俄国的1917年2月革命爆发后的形势走势就是一个典型。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想尽一切办法排挤和剥夺无产阶级在这个政府中的任何权力，继续参加帝国主义的战争，将工人武装送上前线做炮灰，想尽一切办法绞杀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在布尔什维克被全面镇压的危急时刻，是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发动了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历史规律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同样起作用。当国民革命在国共努力合作，消灭了广东地方军阀，形成了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向北洋军阀发动统一战争的大好形势下，力量的扩张导致了国民党内开始了派系分裂，同时也导致了国共双方阶级力量对抗冲突。国民党内有不少的中下层军官是地主阶级家庭出身，共产党搞农民运动的地区，尤其是对地主家庭没有一个革命家庭与非革命家庭的区别对待，农民运动政策上的失误导致了国民革命军中部分地主家庭出身的将士前方打仗，后方家庭被革命的现象出现，在当时的国共合作期间这个问题成了一个导火索，加速了阶级联合的分裂。

中国1924年后的国民革命形势十分相似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后的形势。领袖型人物列宁的作用就体现在这里，他竭力主张布尔什维克党独立领导革命，从理论到实践上都为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做充分的准备，一面不断刊发文章评论时局为革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作理论探索，一面要求苏维埃政府中的工人武装必须掌握在布尔什维克党手中，最终推动了无产阶级独立领导的革命运动诞生，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国共合作时期，当国共摩擦处于“整理党务案”时期，共产党手中也同样握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武装，革命力量并不弱，尤其是工农运动的发动更是一股强大的社会支持力量，因此共产党当时虽然力量偏弱，但还是基本具备独立领导革命的力量，这个时候领导集团的正确决策就决定了将来组织的生死存亡，遗憾的是中共缺乏真正的领袖型人物，而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领导集团放弃了独立领导革命的道路，继续依附国民党，放弃军队中和政府高层领导权，为‘四.一二’政变造成的巨大损失埋下了祸根。

国共合作初期，双方的依靠力量都主要是苏俄。而苏俄的主要支持方向是国民党，对中共的重视程度不够。当国民党右派出现异动，抛弃苏俄支持投靠英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时候，苏俄并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支持政策，而是依然寄希望于国民党，支持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排挤和压制。由于中共对苏俄的依附性太强，导致中共无法摆脱苏俄支持下的共产国际的控制，在当时条件下既无法形成独立意见也无法独立实施自己的政治纲领。苏俄对国民党的政策失误，这个历史责任就只有中共来承担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如何既能获得国际共运组织的最大支持又能保持独立自主的良好领导能力，是国际共运中长期出现的难题。1927年的中共第一次遇到了这个世纪难题，并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在国民党力量壮大起来之后，抛弃原有北洋政府中的利益代理人，转身到国民党里面寻求代理人，进一步加速了国民党内外阶级力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首先导致了国民党分裂成苏俄支持下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和英美支持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买办的国民党右派，但最终阶级属性决定了国民党的反共本质，以英美帝国主义势力支持的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获取了国民党最高权力，国民党内部左派面临大清洗，国共分裂不可避免。

第一次国共合作主导下的国民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划时代的大事。这是一场真正的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通过革命战争，农民运动，工人起义多种形式将人民群众都组织起来和动员起来，使得革命成为了当时人民广泛参与的行动，从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越了仅仅推翻皇权的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培养和锻炼出了大批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革命者、领导者，这批在革命洪流中成长起来的领导者分别成为国共两党后来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的中坚力量，为中国迅速摆脱封建社会融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奠定了重要的人文基础。国民革命为国共两党分别探索出了不同的依靠力量和革命道路，国民党右派终于找到了对外依靠英美垄断资产阶级对内依靠大官僚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作为依靠力量，建立资产阶级买办政府的道路；共产党找到了依靠工人农民，发动工人起义和农民运动的方式建立工农革命政权的道路。这场大革命最重要的历史成果就是分别为国共两党蕴育了自己的革命领袖，国民党的蒋介石和共产党的毛泽东！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为了一己之私最终投降了封建地主与帝国主义，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国民党左派以及共产党人，导致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革命失败，也使得改造社会的国民革命完全蜕变成中国统治权力的争夺，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重新获取了踹息的机会，消灭封建地主与打倒帝国主义的历史任务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肩上。1927年爆发的八一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开端，也是中国土地革命的起点。土地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在内外交困，极度艰难的时候发动的生存之战，独立之战。外部有国民党蒋介石的疯狂镇压，内部有共产国际势力的盲目插手干扰。毛泽东就是在这一时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领导作用，也是在这一时期发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方向问题，毛泽东第一次挽救了中国革命。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共来说由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太大，加上共产国际的直接干扰，一直都是把革命的重点集中在工人阶级与城市中，试图把俄国革命的道路直接在中国重新实践一遍，但是随着城市工人阶级武装起义的不断失败，这一残酷的现实证明了这条道路不适用中国。毛泽东在孙中山领导的国共合作时期就一直关注着农民运动，写出了一系列的考察文章，其中《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尤为著名。正是由于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长期关注决定了他对革命道路的探索方向必然会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使得他成为同时代革命者中的翘楚。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主体力量一直是农民，因为农民是人口中的大多数，只有将农民的革命力量调动起来，才能真正形成颠覆社会制度的基础性力量，这是中国的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的。正是毛泽东的主观自觉实践与中国的历史客观规律统一了起来才使得中国革命在土地革命时期取得重大的历史突破，诞生了一系列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形成独立的红色割据政权。中共逐渐的从城市撤离，走向了广大的农村地区，与农民革命彻底的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

八一南昌起义的队伍在攻占南昌和南下攻占广州等城市的过程中，基本被消耗殆尽，只余下朱德与陈毅带领的几百人在农村地区存活了下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在攻打长沙的过程中也溃散了，最后剩下几百人只有撤退到井冈山农村地区。毛泽东与朱德两支队伍在井冈山的会师，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城市革命向农村革命的转折，同时革命依靠的主体力量也从工人阶级向农民阶级转变，制定正确的政治策略“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运用灵活的16字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打击国民党军队，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壮大了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在农村基本上稳定下来。但随着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团从城市撤离到农村根据地，这个中央领导集团秉承共产国际的意志开始直接领导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具体工作，毛泽东朱德被剥夺了领导权，导致了政治策略与军事策略出现巨大改变：以 “消灭富农”极左政策代替“中立富农”；以阵地战极左军事冒险代替游击战、运动战，最终在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围剿下，30万红军土崩瓦解，农村革命根据地彻底丧失，剩余8万红军被迫逃离根据地。湘江一战，突破国民党军数道封锁线后，红军锐减到了3万人，中国革命陷入到生死存亡关头。

土地革命时期实施的土地政策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民按照人口数额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使农民全部变成为自耕农，消灭了地主，激发了广大贫雇农的革命热情，是土地革命得以发展壮大的原因；但对中农、富农和地主极左政治策略的错误是导致土地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政治策略的错误又导致了军事策略的错误，军事策略错误是土地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再加上党内肃反政策被极左执行，杀害了不少对革命忠诚同时又有军事政治水平的中高级干部，削弱了革命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挫折历史，充分的揭露了一个真理：正确发现革命道路只是决定了革命成功的战略方向，同时还必须要有正确的革命策略方法去保证实现胜利。不同社会境况下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都只能是结合正确的理论从大量的社会实践中去总结提炼产生，而不可能是只从书本理论或者先贤经验中得到。战略方向错误，任何策略都失去意义，革命必败；战略正确，策略错误，同样会导致革命失败。因此毛泽东同志曾经说，政策与策略是我党的生命，这句话就是对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总结。毛泽东正是因为始终坚持理论结合实际，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总能及时提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解决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取得了中共党内的一致认可，最终在遵义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之一，开始掌握中国革命的方向。

红军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大逃亡，也是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事件。红军长征要解决两个问题：摆脱国民党重重围困与正确的逃亡目的地。这两大任务对于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已经是十分艰难的任务，由于军事上的巨大失败，导致了博古、李德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层政治信誉的破产，革命必胜的信念动摇，军心不稳，士气低迷，红军已经濒临绝境。领袖的作用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就充分的显示出来：毛泽东首先在通道会议与黎平会议上坚决阻止了中央红军到湘西与贺龙的2、6军团会合的意图，使得国民党包围伏击的目的落空；其次是推动了遵义会议召开，以解决红军军事路线问题，使得中共中央领导权易手，毛泽东重新获取全党同志信任掌握军事指挥权；其三是初步确立了红军北上到四川西部建立革命根据地目标；此后，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摆脱了国民党围困，在北上过程中逐步的确定了与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目标。从后来张国焘闹分裂南下到川西建立根据地的失败以及徐向前领导的西路军西进甘肃建立根据地失败的事实来看，当时的红军利用了陕北远离南方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域，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较弱的现实，在陕北落脚靠近华北抗日第一线是唯一正确的方向。既契合了革命运动应当在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最尖锐最复杂地区爆发的小格局需要，也契合了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大格局需要，更是契合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世界战争格局需要。中央红军从江西仓皇撤离，到撤换中央领导人，稳定军心摆脱绝境，真正的走向北上抗日的道路，找到红军的一线生机，与毛泽东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长征期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共产国际干扰下独立的解决了党内团结和对国民党军事上的胜利，使得中国共产党才真正的成长为独立的成熟革命政党，毛泽东第二次挽救了中国革命。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能够从国际和国家大局演变中调整自身的政策和策略，顺应历史潮流的需要，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为中国革命带来了加速度效果。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大面积的丧失国土管辖权，共产党却正好相反，在国民党败退的同时不断向日占区进行有效渗透，加上正确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政治上实行统一战线，停止消灭地主分田地，而是减租减息，政府实行三三制民主，吸引开明绅士参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军事上部队化整为零，进入日占区的乡村组织人民建立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打击日本侵略者，使得日占区的大部分地区同时也成为共产党的活动区域。根据日本人所记载的《华北治安战》中叙述“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有139个县（占总数的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295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尤其是华北广大的农村地区已经基本成为共产党的有效治理区域，在日本占领区开辟了敌后战场，使得日军面临正面战场和后方战场两线作战，极大的迟滞了日军的正面进攻力量，也成为日本吞并中国的军事计划破产因素之一。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日占区人民坚决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行动，义无反顾的站到抗日斗争的第一线，有力的取得日占区人民的衷心拥护，迅猛的扩大了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成为日占区核心的抗日领导力量。

抗日战争初期阶段，中国共产党同样面临着共产国际的干扰。苏联人领导下的共产国际一直都是围绕着苏联利益在指导着中国革命。王明在1937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带回的指示就有武装保卫苏联，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等等，苏联人希望共产党听从国民党的领导实现对日作战，实现阻止日军对苏联的进攻，避免苏联两线作战，因此苏联人不惜牺牲共产党的利益，王明也成为共产国际指示忠实的执行者。毛泽东提出对日战争的战略是持久战，并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论持久战》；对日作战的策略是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由于王明在共产国际中的职务以及本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熟悉，因此在当时的中共中央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包括彭德怀在内的许多高级干部有些不知所措。王明带回的指示与毛泽东的策略明显不一致，王明强调的是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领导，包括共产党的军队，这样实际就是放弃了军队和政治的独立自主的领导权，国民党当然希望如此，正好把共产党军队派到前线消耗掉，这样对共产党的力量无疑是毁灭性的；毛泽东强调的是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就是对日军具体作战上不受国民党领导，还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策略，只是在战略上接受国民党作战任务。王明对毛泽东的持久战观点十分不满，认为违背了武装保卫苏联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消极避战，对日作战拖延，不积极。毛泽东为了解决王明问题，巧妙的派遣任弼时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最终带回了共产国际明确的答复，中国领袖是毛泽东。这一段共产国际的干扰风波才算是结束，毛泽东的政治地位才正式的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中国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地位才完全确立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动的从内战泥沼里走向抗日民族斗争的最前沿是一个精准的政治战略方向，占据了政治主动，使得共产党走向了一个广阔的战略发展空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壮大，说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一定要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各种势力矛盾尖锐的地区才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矛盾越是复杂，越是剧烈，越是有利于矛盾的不断转化，自身才能加速发展，对无产阶级革命条件越是有利。当然越是矛盾复杂剧烈的地区，斗争就会更加的复杂与残酷，就越是要求政治领导集团需要高超的斗争策略和准确的政治策略。共产党把对日斗争的重点放在了日占区敌后，这是一个大胆而有前瞻性的战略布局，直接就已经基本决定了日本战败后的中国政治格局。同样是组织敌后抗日游击队，国民党的游击队很快就被日军歼灭，而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歼灭反而却日渐强大。在日本人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中有这样的记载：“国民党军败退到河北省南部，加之，盛传最近即将成立新中央政府，使彼等士气大为沮丧，国民党游击队的投降倾向显著，已至日趋没落之地步。与之相反，共产党八路军所取得的地盘，则占有保定道的全部、河北省80%的地区。如今，河北省成为中共独占的活跃舞台，这给扶植、建立新中央政权，带来致命的打击。……蒋介石采用共军的几点意见编成游击队。但是，这些新编的游击部队，由于多种原因，未能获得成功。其理由之一是，由于没有独立的军事的、经济的及政治的基础，所以多有瞬息之间即被歼灭。而且，游击队的政治领导者，也不具备依靠人民力量建立根据地的技术和经验。想在一个晚上，把不惯于与农民互相协力的旧式军官，变为能得到群众信赖和支援的民主主义者，是不可能的。”因此共产党军队能够勇敢的挺近敌后，都是建立在为劳苦大众谋取利益的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信念上，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念上才能够去落实的，毛泽东的雄才伟略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始锋芒毕露的显示了出来。

日军侵华引发的中日民族战争，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迎难而上，大胆进入敌后作战，使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新的战略发展空间和时间，巧妙的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共产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已经达到了120万人，已经形成与国民党的分庭抗礼之势。尤其是靠近苏联的东北三省，直接在苏联军队的控制之下，苏联人直接协助共产党占据了广大的东北三省农村地区，形成了在东北局部地区的共产党军队占一定优势，东北三省已经成为国共两党战略决战的首战之地。抗战八年，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布局终于显示了丰厚的回报，争取了上亿人口的民心，也建立了百万的军队，已经形成了问鼎政权的政治力量。阶级力量的天平也已经开始倾斜，共产党代表的无产阶级力量已经形成全国性力量，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末路已经无可避免。三年的解放战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犹如摧枯拉朽一般的就摧毁了国民党政权，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就这样诞生了！

抗美援朝战争实质上是解放战争的国际化，也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从近代国家迈入现代国家的标志性事件。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的意义十分重大，可以说是1840年以来中国对外战争中最重要的一场战争。中国是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被迫卷入，这场战争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是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首先，中国刚刚完成国内解放战争，工业体系基本被战争摧毁，完全没有工业生产能力，而对手却是世界头号的工业发达国家；其次是经过了三年解放战争，中国军队已经是疲乏不堪，人心思定，许多军队已经准备转业从事生产，而对手却是已经休养了5年的精锐之师；其三是中国军队是农民军队，绝大多数是文盲，完全不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武器资源完全依靠对国民党军队的缴获和苏联的支援，而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海陆空三军立体化作战的现代化军队；其四是中国是一国作战，除了朝鲜没有盟友，苏联人只是同意支援武器，而对手却是一支有16国参加的联合国军队；其五是中国国内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新疆与西藏都还尚未平定，几百万土匪还等待剿灭，而对手却是一个政治经济稳定的现代化强国，然而中国人却毫不含糊的将美国人从鸭绿江赶回了三八线，赢取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单从物质条件层次来看，这场战争的敌我双方差距与50年前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敌我双方差距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唯一的不同就是军队的精神意识形态层次，这支军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人民的军队，他们有着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保家卫国必胜的信念。毛泽东深刻的总结了胜利的原因：“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对于新中国，从今天来看依然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冒险，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共中央领导持反对入朝作战的观点，林彪直接说打不赢，只有彭德怀支持入朝，敢于领军。没有高远的地缘政治战略思考，没有对自己和对手的充分了解，没有坚强的政治和军事决心是不可能发动这场战争的，这场战争充分的将毛泽东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战略决断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这场战争，就更不可能有胜利。这场战争检验了中国人民倾情奉献的爱国激情，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人民军队顽强决绝的战斗能力，。抗美援朝战争是资本主义西方列强与中国新兴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直接较量，共产主义思想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产生了强大的生命力，通过抗美援朝战争完全颠覆掉西方国家对以往中国的理解，重新认识了新中国以及中国人，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抗美援朝战争直接决定了中国东北部的国内局势、东北亚的国际格局以及中国国际政治空间。首先是让苏联人看到了新中国力量的强大，加速了苏联势力退出中国东北的进程；其次是维护了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声誉，促进了苏联对中国的工业体系建设的帮助；其三是对朝鲜半岛的政治影响从苏联转移到了中国，恢复了中国作为传统地区核心大国在东北亚的参与权力；其四是提振了中国国际声誉，奠定了中国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仅次于苏联的领袖地位，有利于中国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往来交流，也有利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经验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正式进入现代国家国际大家庭的立国之战，宣布了中国已经从近代弱国变成了现代强国，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格局，也改变了美苏主导的雅尔塔会议国际体系，是中国走出李鸿章所说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起点，标志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开端。

中国的现代革命，是近代中国革命的继续，救亡图存，民族独立是中国人民的根本诉求。中国人民的革命激情被中国共产党彻底点燃，几千年来的农民第一次真正找到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政治组织共产党，共产党用自己无私的政治品质和勇于奉献的政治行动取得了广大工人农民的信服，甘愿牺牲一切与共产党一起面对所有强大的敌人，并战胜对方。毛泽东把这种使共产党与人民群众高度相互依存的政治实践称为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困难的生命线，使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从国民党转移到共产党手中，革命的依靠力量从资产阶级转变为工农无产阶级，完成了从废除帝制的旧民主革命走向人民共和的新民主革命目标的转变。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在现代终于找到正确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即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找到了自己的民族解放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创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共和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