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启示录

【当代中国革命启示】

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利益与中国农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动员和组织农民军队，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军队，日本军队，美国人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为中国的和平建设铺平了道路。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坚力量，但是同时也是落后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一个庞大群体，新中国的建设就在既要依靠农民又要改造农民的过程中逐渐展开。毛泽东对农民革命的认识是十分敏锐的，1949年3月他在从西柏坡迁入北平的时候说道“今天是赶考的日子……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紧接着在6月份自己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前就给予了共产党官员适当的忠告与警告，形容夺取全国政权为‘万里长征只是走完了第一步’。25年以后毛泽东用一句话概括了他的这一预警本质：“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许多人自以为懂,其实不大懂。”

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与苏俄农民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此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虽然有学习苏联模式的一面，但主要的是依靠人民，走自己的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的国内形势没有苏俄革命胜利时那么严峻，因此制定的国家政策比较平和。具体表现为：一、中国革命是先有长期的革命战争才有了全国政权，因此建立政权后比较稳定。苏俄是先夺取政权之后才有了长达4年的革命卫国战争，建立的政权极度不稳定，白匪叛乱与帝国主义干涉最严重的时候丧失了全国3/4的土地，导致了中苏双方政权建立后的国家政策有比较大的差异；二、中国革命是从农村进入的城市，在农村土改实行土地私有化，给予农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允许买卖土地以争取农民拥护。城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节制资本而非消灭资本。苏俄革命是从城市进入农村，没有土改阶段，法令直接就宣布土地国有，免费交付农民使用经营，对城市大工业企业及商业直接国有化，消灭大资本；三、中国革命中依靠农民形成的群众路线原则，与农民高度紧密的结合，使得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工作一直比较重视与平和。苏俄革命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力量，卫国战争期间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又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甚至有农民武装暴动，导致苏俄政府与农民的矛盾一直比较尖锐。其次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理论认识，也就是要先完成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先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消灭封建制度。苏俄的十月革命直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以国有化为主要目标，直接牺牲农民利益为工业化和国有化服务。其三是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导致中国共产党在与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联合抵抗日本侵略者与抗美援朝的历程中，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比较慎重平和。苏俄是依靠工人苏维埃直接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夺取的全国政权，再加上紧接着残酷的叛乱和外国干涉战争，导致苏俄政府使用阶级斗争手段剧烈，使得社会主义建立在剥夺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基础上，直接集体流放了四十余万户富农家庭。

从1950年到1953年间，抗美援朝战争进行的比较顺利，国内经济主要是以稳定恢复为主，也就是按照新民主主义理论治理。农村继续按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的政策进行土地改革，动员和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城市里恢复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整顿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并清理教育违法资本家。由于中共政策的合理，使得国内这三年的经济恢复很快，3亿农民无偿分得7亿亩土地及生产资料，极大的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人均粮食产量从1949年的200公斤左右跃升到1953年的283公斤，超过解放前历史最好时期；1952年工业总产值349亿元，比1949年增长149.3%，全国职工从1949年的800万人增长到1952年的1580万人，增97.5%，职工平均工资1952年比1949年增加70%左右，一般都达到或超过抗战前的水平。中共中央原认为国内经济恢复期比较长，刘少奇在一次大会发言直接说十年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全国土改顺利结束，有的地区农民已经进入不同等级的合作社发展阶段，而有的农村地区却重新出现了土地买卖和贫富分化；再加上苏联人明确表达了只支持社会主义不支持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意见；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也迫不及待的需要展开，于是中共中央于1953年公开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实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同时开始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接受苏联支持的156个项目的工业化体系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用和平赎买的方式，逐渐的将富农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赎买成为国家和集体财产，这一过程的渐进和平实施，使得社会生产和生活受到的影响比较小。农业生产再次取得一些发展，粮食人均产量在1956年超过了300公斤，再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增长到642亿元，在1952年基础上接近翻了一倍，职工人数增长至接近3000万，相比1952年也增长了近一倍。1956年底,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我国的经济基础。在国民经济中,国营经济占32.2%,合作社经济占54.4%,公私合营经济占7.3%,资本主义经济下降到0.1%,个体经济则下降到7.1%。这表明,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

1949年到1956年间的国民经济三年恢复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从上面工农业的产值数据和从业人口数据来看，可以看到在前三年的经济恢复期，在不改变原有产业结构的情况下工农业发展很快。后三年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开始工业化建设，很明显的可以发现工业发展提速后，农业增长速度明显下滑，进步不大。这个数据的变化说明了，生产力不发达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只能是依靠人力劳动的积累来初步实现，但是劳动力在工业积累太多必然会影响农业生产。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决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只能够依靠内部人工劳动的积累，不能够进行外部积累，更不可能依靠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战争与掠夺。低生产力水平上的工业劳动的强度远远超过农业劳动强度，一名工人师傅曾经告诉我，1957年他是当年厂里最能干的工人之一，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能够一次轮24斤大锤24次，原因就是刚建厂时工厂太原始了，没有重型机械，基本完全依靠手工制造，就连后来他们工厂的重型母机都是他们自己纯手工打造的。尤其工厂占用的劳动力都是农村的精壮劳动力，这样的低生产力水平的工厂建造对人工劳动和粮食消耗都是很高的。这就决定了如果没有比较科学的农业与工业发展比例分配，农业生产就会出现问题，直接后果就是粮食产量会降低，人民会挨饿。但是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发展比例的分配又无法数据化或者是去精细的计算，只能是依靠领导者的高度的责任意识、全局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成新经验解决新的实践问题。因此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调配好劳动人口的分配比例，找到并培养出农业事业发展的依靠性力量，就能够保持工农业的稳定发展。工业生产需要精壮劳力，使得农业生产必须要合作化生产才能有效率，单干或许利于个体农业但是明显的不利于工业化发展。在中共中央领导层真正最早弄清楚这一系列的内在逻辑联系的人是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比较清晰的谈到了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发展比例要协调问题，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戒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是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

1953年到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传统小农走向集体化大农业的关键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和群众都是第一次参与如此重大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就难免印上各自生活经历、价值判断、利益取向的烙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发生了与下属官僚在政治路线上的正面冲突。1955年6月，毛泽东与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发生了一场关于合作化进退的争论。毛泽东与邓子恢在争论前都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都有数据案例说话，表面上看是毛泽东希望合作化快一点，邓子恢希望合作化慢一点的速度问题，但本质却不在此。邓子恢看到的关键理由：“你说他(上中农)愿意加入合作社,我就不大相信。因为他的生产水平高,你合作社办了三四年也不一定超过他,要他参加合作社,和他平分,他就不干。看大势当然是中农的一个特点,但他的另一个特点是他计较利害。他把利害的算盘一打,觉得不够,就不来；就是来了也是逼迫的,光看他的表面:高高兴兴,双手举起来了,甚至哭哭啼啼地要求入社,他就认为他觉悟高,这样看是会使我们犯错误的。”毛泽东看到的关键理由：“遵化县的合作社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还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生产资料（靠农闲的时候上山砍柴，换来一些简单的农具）,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社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家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毛泽东与邓子恢的思维方式明显是不同的。邓子恢的思路是求最大公约数，要把手中的各种要素聚合在一起形成合力，但是木桶的短板效应会产生作用，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那块木板的高度。当中上农对这个合作社起抵触效应的时候，就成为最短的那块木板，合作社就不稳定甚至会失败，因此要慢；毛泽东的思路是求变革，不需要全部要素具备，而是找到主要核心要素形成积极主动发展的依靠力量，另造新桶，短板不用。只要贫下中农积极要求建社，他们自己就会主动克服各种困难，这样的合作社就会很快发展起来，因此要快。邓子恢是短板思维，短板思维是保守的，是站在少数人立场上的；毛泽东是长板思维，长板思维是变革的，是站在多数人的立场上的。按照阶级本质来讲就是邓子恢依靠上中农（少数人）路线搞合作社，毛泽东依靠贫下中农（多数人）路线搞合作社。依靠什么人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思维方式导致的政治路线斗争，此后就不断的在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领导层中产生，贯穿了毛泽东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