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启示录

三面红旗，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三项基本方针，指的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1955年到1957年期间就已经开始酝酿实施，58年开始大面积推广执行。三面红旗路线方针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促进：一个是苏联提出了用15年时间赶超美国，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对国内经济发展的速度不满意，希望能加速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二是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尤其是苏联变修公开否定斯大林与西藏叛乱局势不稳，使得毛泽东对国内经济发展有了紧迫感；三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1956-1958年，总体国内经济表现尚可，还有发展潜力可以挖掘。随着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合作社生产稳定，人均粮食产量稳定在每年300公斤上下；工业总产值在1958年比1956年几乎翻了一番，超出了1千亿元，城镇职工人数在1956年基础上增长了60%，达到5千万人。但是在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进程中出现极不正常的“官僚主义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五股歪风，开始扭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发展方向。1959年到1962年国民经济发展出现重大困难，尤其是农业减产严重，61年的人均粮食产量跌到了1949年的水平200公斤左右，农村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大量工业人口迅速返回农村恢复农业生产，导致了工业生产总值迅速回落，60年工业总产值高达1637亿元而62年工业总产值只有920亿元。

从53年到58年的经济大增涨，再到58年到62年的经济大滑坡，三面红旗的失败对后面的国家政治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失败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是大跃进中工农业的高指标，严重的消耗了人力和物力资源，浪费巨大，挤占了农业劳动；其次是59年与61年的连续三年大旱，粮食歉收；再有就是“浮夸风”等五风乱刮，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和生产规律；最后就是今天主流所定性的毛泽东所提出的三面红旗路线方针是犯了左倾冒进的错误，极左政策导致的结果。这些原因表面上看都是正确的，但却都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我们只能够从不同的当事人的经历中来正确的发现：

“…有一次，母亲在红花草田里挖了一点野菜，被村长看见了，结果，母亲手里的菜篮子和篮子里的野菜都被气势汹汹的村长夺去了。还有一次，母亲挑着粪桶来到西边的山坡上，给她种的几棵南瓜施肥，结果又被村长看到。村长毫不留情地把母亲的粪桶跺碎了！…”“…到达旌德（安徽），找到汤村公社，并顺利找到任公社书记的同乡。那位同乡书记给我父母写了一张条子，我父母拿着条子找到汤村大队。汤村大队的队长也是同乡，他是带队移民过去的。同乡队长当即在村食堂秤了三斤米给我的父母。我的父母领了米后，拿了介绍信，去往落脚安身的村子。在路上，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在野外用砂吊子煮起了饭来。…”（无为农民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6a372d0100nnfy.html）

这里面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干部作风，为什么有的干部对待百姓如豺狼般凶狠，而有的却能马上帮助解决群众的饥荒问题，这不是缺粮食，是缺良心。笔者也曾经多次询问过自己的母亲，灾荒年是真的就没有粮食吃吗，母亲说有粮食，那个时候队里的国家战备粮仓都是满满的，但是没有人敢动。为什么有的基层干部对百姓丧失了基本的道德良心，完全不顾百姓死活呢，我们可以从四川梁平县委书记明朗参加62年7千人大会中给中共中央的匿名信看出问题：

“……一、毛主席的六条党内通讯，四川省委不准传达，不准贯彻，叫下边从积极方面理解。二、毛主席反“左”的八句话，四川省委改成三把刀子变成反右。三、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五条紧急指示，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行。……六、四川省委前几年规定，农民的的口粮标准是八两，不久以前规定四两、五两、六两，（十六两的秤）有的地方执行下来，农民一天一人只能吃二两、三两、四两，现在还在饿死人。七、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没有发到县，不许县里试点，现在中央作了决定，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八、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规定万分之几逮捕法办，千分之几斗争打击，百分之几批判，硬说干部中有百分之几十的人搞投机倒把，还规定县委书记要到成都交账，哪个交不出不准到北京开会。李井泉这样搞分散主义，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大量死人、死猪、减产……”

这封信已经揭露了灾荒年饿死人的根源，刘少奇说是人祸，的确没有错。但是谁造成的人祸呢，不是毛泽东，而是像李井泉这样的完全脱离群众的高级干部。他们扣压篡改党中央的文件和政策，拒不改正错误，导致了大量人口死亡，这样的官僚已经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了。为什么李井泉有这么大的胆子可以完全不理睬党中央主席毛泽东下发的纠偏信件呢，我们也可以从以下的事例中看到根源：

（毛泽东在1958年8月4日到徐水县视察之后）“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千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把着宣传口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主席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着宣传口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着宣传口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1958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

刘少奇、邓小平在58年之后支持的这种事例还有很多，五风的根子就是从他们这里开始越刮越烈的，最后使得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经济发展成绩基本成为谎言，无法让人相信，完全扭曲了三面红旗的路线方针，客观上造成了否定三面红旗的结果。对于提出三面红旗路线方针的毛泽东又是如何对待这一时期的五风的呢：

“人民公社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生产规模大，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好，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高凯主编《毛泽东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16页）

“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批评刘少奇的”吃穷饭“搞”穷过渡“的做法，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 （吴冷西：《忆毛主席》 ）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叮嘱，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吴冷西：《忆毛主席》 ）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  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  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 就一般说，不可能的。”（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给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

从基层到中央的这些案例资料中我们可以有一个基本认识和判断，毛泽东领导党中央确定了三面红旗的路线方针，具体的执行者是59年当选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刘少奇在延安时代后期就已经成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多次代替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在57年就明确表示不再继续担任国家主席，退出第一线具体工作，主要是进行理论研究和关注国际斗争。这就使得以李井泉、吴芝圃为代表的部分省级干部为了迎合刘少奇的急于搞出成绩的心理，不顾实际情况乱报指标，浮夸成绩，完全不理会毛泽东的警告和提醒。有的地方官员为了迎合上级政绩就完全不顾百姓死活，强征百姓口粮，也拒不救助饥饿百姓，导致大量群众死亡。这已经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

三面红旗发展的挫折本质上就是共产党传统政治路线自下而上的群众路线原则完全被抛弃了，取而代之是旧官僚自上而下的统治者思维原则，一切以自己的利益需求为根本出发点，统治者思维本质上就是剥削阶级统治思维。统治者思维与群众路线对于革命事业的发展效果是完全不同：群众路线在执行中是可以有自动纠偏作用的，即使当时有些生产指标偏高，但如果是真正的走群众路线，要么是群众想办法能够达到，要么就是在实践中逐渐调整指标，而不会走向极端伤害群众利益；统治者思维是主观主义的命令式的，一刀切的方式，群众只有执行没有参与权力，是一种奖惩式的，走向极端损害群众利益也就不奇怪了。中共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惨痛教训，最惨痛的就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博古、李德的葬送了30万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张国焘拒不北上，分裂南下试图在成都建立根据地最终失败，都是统治者思维的恶果。毛泽东对于干部是否走群众路线有着高度的敏感，他有一句话：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从以上的资料中可以明显发现，三面红旗的方针政策没有根本性错误，只是高指标确实不切合实际，毛泽东也很快发现并纠正了，比如制定59年钢产量的指标就从最开始的1800万吨降到了1300万吨。如果干部在实践中能够执行群众路线，可以纠正许多问题，这个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有证据的，因为还有更多的地方并没有出现饿死人的严重情况，饿死人最严重在刮五风最严重的河南、四川和安徽三个省中，其余地区饿死人极少，主要是粮食减产，工业减产的情况。既然三面红旗的路线方针没有根本性问题，就必然是干部执行中出了问题，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但毛泽东也知道高指标是这一切错误的引发点，只能先自己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