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启示录

人民公社是人民群众首创，毛泽东发现后推广开来的一个政治经济综合体。农村合作化之后面临一个更高形式的发展，苏联的集体农庄在毛泽东看来有很大的缺陷，就是只有农业没有工业，农庄就没有工业化的可能。毛泽东考虑的不仅仅是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同时也在考虑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人民公社是一个工农商学兵的综合体，是未来农村工业化的基本单位，是社会主义农村地区逐步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基层组织，也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组织。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比较宏大的愿景，就是人民公社也是未来的城镇化原型，避免了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的流动变迁，农村人口就地城市化。人民公社化进程中，损害农民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基本核算单位一直不合理，穷队白占富队粮食，出现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毛泽东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最后才确定了按照生产队独立核算。62年9月八届十次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正式明确到以生产队最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与分配权都统一在生产队，生产队之间形成商品交换，生产队成为中国农村最小的集体经济细胞。人民公社基本稳定，人均粮食产量开始逐年上升，74年重新达到300公斤以上；企业职工人数在76年达到了历史新高8千6百多万人，是56年职工人数的3倍；工业总产值在76年达到3千多万元，是56年总产值的5倍。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增长，此后直到文革结束也没有什么大的波动。

苏联是用剥夺农民的政策建立集体农庄，直接服务于工业，农民实质上变成了农业工人，由于曾经有过失败的公社建设经历，因此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持否定态度。由于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提倡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理论，以此换取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毛泽东将之称为修正主义。苏联人也在不断拉拢中共高层人物寻找扳倒毛泽东的政治棋子，以便在中国获取霸权利益。58年10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接受英国记者采访发表的关于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59年的庐山会议，国防部长彭德怀因为反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写下万言书受到撤职处理，一个原因是触碰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利益，另一个原因是与苏联有意拉拢他有牵连。60年中共中央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长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公开了与苏联人的理论分歧，紧接着苏联撤走技术专家，中苏同盟破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依靠自己独立更生。结合国际国内各种矛盾现象，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和前途开始重新考虑。尤其是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之后，部分党内官僚跟着开始执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就是最积极的一个，因为大跃进极左执行，安徽是重灾区，死了不少人，因此跟风转向极快，但毛泽东却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崩塌的前景，剥削阶级重现的未来，很快毛泽东就明确制止了。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1963年到1966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被称为四清运动，重点就是教育干部。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从57年开始每年都有。1957年7月毛泽东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中提出：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随着人民公社化进程到了60年的时候社会主义教育进一步发展成为农村整风整社，同时发现了较多基层干部贪污多占和经济手续不清的问题，逐渐的形成了“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的具体工作方向。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导致了毛泽东对根源的追溯，结合整风整社发现的问题，认定干部队伍出了问题，有一批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干部，而且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都有。

63开始的四清运动大致上分为三个阶段。63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之前是第一阶段，主要是按照之前整风整社时期的四清方法进行试点；之后到65年初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为第二阶段，主要是全面扩大四清运动范围，向全国各单位推广；二十三条之后到66年文革爆发是第三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沿袭整风整社时期的四清方法进行农村试点，逐渐的揭露和纠正农村干部贪占受贿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刘少奇开始大规模组建工作组进入试点县，全县农村范围内全面展开，整顿扩大化；第三阶段是转折阶段，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全面爆发，刘少奇和邓小平试图劝阻毛泽东不要参加65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随后毛泽东明确的提出整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第二次与下属官员正面爆发政治路线冲突。

四清运动本质是毛泽东用政治手段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策略。5 8年大跃进的失败，让毛泽东看到了干部队伍严重的脱离群众，不顾农民死活的政治立场，也让他意识到不可以只用经济手段来推动经济发展，否则对农民将只会是一场又一场的灾难，工业化更加困难重重,因此决定通过政治运动教育干部的方式从侧面来推动经济稳定发展。从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的内容来看，虽然提到了资产阶级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但重点是以教育干部和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主，加强集体经济的发展稳定，比较温和。尤其是强调允许干部犯错和改错，毛泽东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教育给干部敲警钟，使得经济快速发展，并没有准备大面积打倒基层干部；然而到了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 的时候就已经不是教育的问题，而是审查、清理、整顿基层干部，力度大大加强，导致了农村地区大派工作组，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基层干部大面积被打倒，走群众路线成摆设和利用工具，严重扭曲社教运动的方向，与解决两条路线斗争相去甚远。这就迫使毛泽东重新在65年初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文件来纠正刘少奇的极左行为，文件中明确限定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放了大批普通干部和群众。同时还明确提出了社教运动成功的6个标准条件：1、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2、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3、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4、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5、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6、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特别是最后一条直接与经济增长挂钩，充分的表达了毛泽东发起社教运动的根本用意。而刘少奇执行的四清运动把农村基层干部基本打到，很明显不利于农业生产组织，会影响到农业集体经济发展，这正是毛泽东所担心的。从64年与65年的人均粮食产量数据比较来看65年几乎没有增长，很显然与四清扩大化相关。民间群众回忆也能够佐证：“四清运动之前大多数生产队的劳动日值一般都能达到1元左右，每年除全额上缴公、购粮之外还能完成不少超购粮任务。可是经过四清运动和文革的极左思潮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许多干部在运动中被整伤透了心，再不像以前那样认真负责，使生产每况愈下劳动日值逐年滑坡，最低跌到干一天活只值两角多钱，家家过了春节就没了粮吃，只得依靠国家少量的返销粮度日。”（马岭村人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7d8c95640101ai4d.html ）四清运动最终成为刘少奇政治生涯的滑铁卢，这个是刘少奇没有想到的。刘少奇紧跟毛泽东的政策思路做事这个是不用质疑的，但是在理解和执行毛泽东的政策时候却总是完全走向了反面，始终抓不住关键问题，又是让人惋惜的，根本原因还是对马列主义理论认识不正确，对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作用认识不够，做事完全依靠官僚而不是主要依靠群众，决定了他个人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