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启示录

四清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清理运动，通过刘少奇的一番大搞让毛泽东反而看到了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方式的局限，中高层官僚总是能够想尽办法把斗争矛头引向基层干部和群众。而资产阶级政治路线的总根源是在中共中央上层，是在哪些维护官僚利益，维护个人利益，远离群众，忘记群众路线，草菅人命，不顾工人农民死活的中央级别的官僚里面。65年初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爆发时，刘少奇忍不住质问毛泽东，“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据《戚本禹回忆录》记载，张霖之57年就任煤炭部长后，连续多年矿难不止，死亡率居高不下（60年矿难死亡人数达6036人，百万吨煤炭死亡率高达15.2人，建国后迄今六十年最高的几年死亡率都是在他任上。）毛泽东多次要求他解决安全问题，宁可停产也不要死人，完全没有任何效果。死难者家属向领导提意见，却被批斗打成反革命，毛泽东愤怒的称张为“死官僚”。毛泽东很珍惜中国革命中共产党与工农群众结下的生死情谊，更清楚这个人民政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实现工业化，就一定只能维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依靠工农群众，群众路线就是共产党的生命线。57年反击右派，群众发明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并且一直延续使用。四清运动导致的冤假错案随着65年初新的二十三条发布，许多干部群众纷纷运用大民主的方式向制造冤案的工作组、官僚申诉反抗，群众中蕴藏着一股变革的力量。毛泽东原本就是变革思维的革命大师，毛泽东对于已经具备的变革力量是不会放过的，这股自下而上的力量对于全面揭露官僚问题是十分有利的条件，运用得当对于阻止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共中上层官僚中蔓延，把想搞分田单干的资本主义路线及其代理人从中央打掉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文化大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

文革是四清的继续，四清基本上解决了农村基层贪污多占，经济手续不清的干部问题，但是无法解决越来越突出的城市中高级干部的贪污问题，路线问题更无法解决。四清由于工作组搞扩大化，逼供信导致了大量基层干部和群众的不满，压迫出一批反抗中高层官僚的潜在力量。66年文革爆发的时候，中国全国职工总数已经再次达到了5198万人，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成长为一股巨大的力量。到1956年，全党党员增加到1250．4万人，从党员的社会成分看，工人党员110万，比1949年时的11．2万，增加近100万，在全党党员人数中的比例，从2．5％增加到8．8％。根据统计1978年全国党员人数超过了3千6百万，其中工人党员692万，占18.73%，因此估计66年工人党员应该超过200万，占10%左右或者更多，中国工人阶级力量随着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发展在党内外壮大起来。由于中国国情的限制，中国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建国后党内的部分干部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走社会主义道路更加有利，毛泽东是坚信这一点的。对于农民革命，毛泽东一直都有一个清醒的理论认识，对农民的落后性一直都保持警惕，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精辟的论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随着建国后的许多官僚从贪污多占走向右倾保守最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上而不自知，农民革命的局限性也就彻底暴露。革命建设的领导者必须进行替换，应该从农民干部转移成工人干部，让工人阶级真正负担起政权领导责任。因此毛泽东逐渐清晰的意识到中国需要一场新的革命，要新的革命力量来主导，让大量的工人干部替换掉摇摆不定的农民干部，彻底的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就是毛泽东寄予厚望的革命力量。

农民革命解决政权建立问题，工人革命解决政权发展问题，成为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但是建国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历史太短；绝大多数是从农民中转换而来，导致工人阶级整体文化程度依然偏低，文盲也不少，同时也把小农意识带进了工人阶级中；文化程度偏低也导致了工人阶级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不足；中国工人阶级是在建国后的温室中成长起来的，没有经历铁与血的历练，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整体素质和能力欠缺，有巨大的局限性，最致命的局限就是工人阶级在参加文化革命斗争过程中表现出的盲目性导致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本质上是从农民到工人身份转换过程中小农意识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反映。文化革命过程中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是毛泽东没有估计到的，也迫使他对文化革命进行了大调整，在时间和范围上进行了控制。

文革时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文革阶段、文革后阶段、后文革阶段。1969年九大之前三年属于第一阶段，其纲领性的口号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经济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停滞；中共中央通过赋予工农自发的政治社团行使民主政治权力的方式剥夺政府官僚权力，甚至接管政府，形成老干部、军人、造反派社团代表三结合的方式组建各级革命委员会，行使政府权力，工人党员也大幅度增加。毛泽东的既定政治目标基本完成，改变了中央领导结构，清洗了大量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党内走集体化的路线稳定下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代替了原有的人民政府功能；但是也全面激化了官僚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对外输出革命，引发了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69年九大之后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七年属于第二阶段，虽然出了林彪叛逃事件，但国内政治总体稳定。农业人均粮食产量到76年达到了305公斤，接近历史最高水平，职工总人数到达了8673万人口，比69年增加了3千万人口，工业总产值在76年比69年翻了一倍达到了3278亿元，尤其是农村工业开始在66年以后逐年增长，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国民经济比例的44%，中国工业化初步完成。文革影响力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推动了南亚、东南亚、非洲民族民主运动，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民主反战运动蓬勃开展，迫使美国与中国恢复了交往，尼克松访华成为中国输出革命大获全胜的标志性事件。1976年毛泽东逝世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属于第三阶段，华国锋为代表的官僚阶级发动了政变抓捕了江青等四人，文革中形成的老干部力量与新兴工农干部力量政治平衡被打破，为走资派重新当权提供了条件。

当代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在夺取政权后继续革命的历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决定了农民阶级必然是中国革命的主体性力量。消灭阶级敌人夺取政权后，农民的落后性必然会产生反作用，农民干部为主体的革命阵营内部必然会出现向反革命剥削阶级方向转化的力量，因此落后农业国家夺取政权后必然会有一个如何将政权转移到工人阶级干部手中的问题。中国会发生文革是因为有毛泽东这个伟大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袖在坚持，而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领袖坚持的情况下，政权的转移将不可能，政权变质是必然的。文革后官僚阶级卷土重来，重新夺权，也说明文革中工人阶级掌权是不彻底的，也是不稳定 的，也说明了文革并不是一场彻底的工人阶级革命。从已经有的历史经验来看，只有两种方式可以进一步尝试，第一种模式是文革中把上海夺权模式复制到全国各级政权中，把直接让工人政治社团民主执政模式坚持下去，进一步形成社团执政的轮替制度，让老干部结合进各个不同工人社团，把不与工人社团结合的旧官僚全部清算出政治权力中心，把旧官僚分化掉；第二种模式是学习苏联直接剥夺和消灭农民，迅速建立低生产力水平下的集体农业，把农民直接改造成为农业工人，但是这种模式必须要解决官僚化问题，否则官僚特权阶级依然会重新演变成剥削阶级。这两种模式在政治和经济本质上就一个，劳动人民通过直接掌管政治权力，在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过程中顺利的解决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问题，大力提高人均粮食产量，消灭农民，使农村城市化，无产阶级政权才能从经济上政治上稳定下来。从中苏两个大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来看，劳动人民直接管理国家政权的民主化制度都没有实现，因此未来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后，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社团执政民主轮替制度将会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彻底实现劳动人民直接掌管国家政权，把毛泽东的文革实践继续完善，让社会主义道路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