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革命之后的文学想象力问题 —— 评方方的土改题材小说《软埋》 ...

三、最低限度的统治阶级觉悟是什么——土改的经济内涵

历来公认孔夫子不是革命家，他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宋代朱熹为四书作注的时候，说“四海之人困穷，则君禄亦永绝矣。戒之也。”这个说法可以看做是“统治阶级觉悟”的最低要求，任何一个明智的统治阶级成员都应该看到：被统治阶级的生存境况是统治地位稳固与否的函数。       

国民党政权不承认阶级斗争，说中国社会只有小贫大贫和赤贫的区别，但是，小贫家庭对赤贫家庭那些微不足道的聚敛数量，其社会经济后果就是扼杀一切发展潜力。老田老家那个大队的最大地主，也只有300担“锞”——每担锞年收租谷200斤，按今天的稻谷价格年地租收入不到6万元。方方的父母家族号称有几百亩田，年收入也只在10万元上下，考虑到这还是一个家庭的收入，以今天的标准算不上多么豪富。但是，地主阶级聚敛到手的不仅仅是贫困农民家庭的小数量农业剩余，而是整个社会的绝大部分经济剩余，就这样，为了支持了小贫家庭的贵族地位就耗竭了全社会的投资能力，葬送了为所有人谋出路的全部可能性。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到1949年的近百年时间，累积的工业固定资产数量仅仅120亿元，而共产党掌权之后的一五计划期间，新形成的工业固定资产数量是492亿元（一五时期总投资766亿元），相当于旧中国百年积累数量的四倍多。          

地主阶级从农民手里转移走的经济剩余数量，是农民最低生存需要之外的全部，这不仅导致工业化进程难于启动，还因为这一部分经济剩余的榨取导致农民过度穷困，并由此引发农业生产力水平的长时间退化。潘光旦教授曾经在苏南考察过土改，他真切地把握到地主对农民的剥夺，其后果严重到何等程度：       

“苏南农村曾普遍流行一首歌谣:‘农民背上两把刀：租米重、利钱高。农民面前路三条：投河、上吊、坐监牢。’”“在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有权、有势又有钱。他们的钱是决不再投进生产中去的。他们的钱只有三条出路：购买土地、埋在地窖里与享受奢侈的生活。三条出路其实是一条出路，因为购买土地与埋藏钱财在地窖里的最后目的，还是为了奢侈生活的享受。”“在这种恶性循环的影响下，生产力的提高与发展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有钱的地主不从事生产，不愿从事生产，也可以不从事生产。地主的钱是用来修筑花园了，大吃大喝了，购买土地了，埋在地下了。而从事生产的劳动农民却没有钱，因为劳动农民辛勤所得的钱，通过‘租米重’与‘利钱高’两条路子，已经变成了地主的钱。农民既然没有了钱，便不能买耕牛，不能买水车，甚至不能买一两把铁锄。”[ 潘光旦等：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载《潘光旦文集·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20-21页]          

由于地租和高利贷的榨取力度过大，农民的穷困程度过高，业已到了严重损害农业生产潜力的地步。战国时期已经有了牛耕，唐代就发明了江东曲辕犁，但是到了民国年间，农业已经退化到要用人力铁钉耙挖田了，耕牛和犁具都成稀罕之物了。费孝通调查的江村就主要是利用人力铁钉耙挖田的，与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相比，养牛已经成为不合算的事情了，据曹幸穗研究：“30年代，已有许多村庄完全不养耕牛，农田耕作全凭人力，从传统的‘牛耕’返回了‘锄耕’的落后阶段。只有那些种地10亩以上的农户才养得起耕牛，从而能保持传统的生产力水平。不过，这类规模较大的农户仅占全体农户的15%左右。在新式机器动力出现之前，畜力已被挤出农耕之外。人口超量增长不但排斥机器动力的使用，而且排斥传统畜力的使用。”[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的工具数量下滑，导致劳均产出水平下降；还由于农民过度穷困，缺乏必要的投入，土地的单产从清代晚期开始也出现下降的长期趋势。[ 参阅：赵冈等《清代粮食亩产量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       

农民的穷困，使得高利贷盘剥有了更为理想的对象，地主富农阶级有了更多的机会榨取更高份额的经济剩余。结果是双重的，一个方面是榨取力度远远超过了底层民众的最高负担能力，由此带来农业的逐步衰退，同时，每年每月都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找不到养活自己的农业资源，被强制地“析出”农业生产过程成为流民。          

大量失去生存机会的农民“析出”农业和农村，成为一种极为特殊的产业后备军——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极端苛刻的就业条件，这导致各种腐朽堕落的雇佣制度例如“包身工”盛行起来，据夏衍的调查，包身工在三年的“养成期”内死亡率高达三分之一。就是这种极端低劣的就业机会也是很少的，本土工人数量只有两百万左右，为寻求工作和生存机会的“猪仔出洋”数字则要高出好几倍，因为运输和工作条件过于恶劣，其死亡率更是高得惊人。曾去古巴调查契约华工生存境况的容增祥写有“猪仔”诗八绝，揭露古巴华工苦况，其中一首是这样说的：“肉破皮穿日夜忙，并无餐饭到饥肠。剩将死后残骸骨，还要烧灰炼白糖。”[ 吴凤斌：《契约华工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64页]       

不管是选择当包身工的女孩，还是选择出洋卖苦力的壮丁，还都属于“良民选择”，在这个选择之外还有大量的“暴民选择”，邓子恢1929年根据(福建)闽西6县调查提出，“在高地租、高利贷的双重过量剥削下，以及在‘洋货之侵入与手工业之失败’的影响下，闽西地区‘游民阶级’占人口的25%，其中‘半失业者’虽然半匪半民，‘仍可以参加革命;完全失业的，在闽西或做匪，或当民团，或在(地方军阀)卢新铭部下当兵，或在城乡靠赌钱过活，以前大半是附属于反革命势力的’。这个分析表明，过量剥削必然导致农民破产失业，进而士绅‘劣化’，农民‘匪化’。这种过高的制度成本显然是传统社会所承受不起的。”[ 转引自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98页]因为大量人口长期处在生存线之下，或者在生存线附近徘徊，小有天灾便会导致大批人口濒于饿死边缘，老田听老一辈人讲述，解放前三两年就会有穷人组织起来“吃大户”的事情发生，方方老家彭泽县离老田的故乡蕲春不远，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因为小贫家庭有数量过多的穷邻居，他们构成对地主阶级持久的威胁，因此，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切实下农村去组织改良运动，就得到海内外统治阶级的贴心支持，造成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的改良主义黄金时代——没有多少成效的事业却得到全世界的过度美誉和热心支持。反观今日的中国，温铁军、贺雪峰两教授老是呼吁要搞农民的组织建设，呼吁不要轻率地分离土地和农民，寻求农民和农村内部的稳定性建设路径，反而被学界主流精英扣上“左派”帽子长期打压，使得这两人守护同等数量的职业利益要多付出好几倍的努力，结果学界的聪明青年谁都不愿意沿着这个“吃力不讨好”的道路走，被扣上左派帽子的学者就成了光荣孤立的“一小撮”。从前得到美誉的改良派观点，在今天却受到主流精英的扣帽子打压，这个变化背后的历史和政治意涵很值得深思。       

即便是不看外部世界的浩浩荡荡潮流，仅仅从农业生产本身来看，地主阶级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业已窒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部潜力，工业化固然难于展开，农业也在这个过度榨取的力度下逐步衰退了。孔夫子不是革命家，朱熹更不是，从他们确立的统治阶级最低觉悟看，有了地主阶级的富贵，中国的发展和多数人的生存都毫无出路，因此地主阶级的继续存在实在是没有任何“天理”。          

上文费孝通估计地主通过地租剥夺了农民全部产量的四分之一，官方估计数字略高：“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全国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七百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306页]比照1949年的粮食产量，地租额约占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左右。1960年非农粮食销售数量达到第一个高点632亿斤（第二个高点是1971年的“三个突破”），大约相当于地租额的百分之九十。共产党政权就是依靠从地主手里夺回来的劳动果实，搞了很大规模的工业化，虽则由于官场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工业化没有达到最优业绩，但依然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建立起初步齐全的工业体系，就这样，晚清以来的历史僵局得以打破。同时，还依靠夺回来的农业剩余，支持农民的有组织努力，在农闲时间进行了二十多年高强度的农田水利建设，大幅度提高了粮食产量并降低了旱涝灾害损失，到1980年前后初步解决了存在了近三百年的“粮食总产量不够全国人口吃饱”问题，以大约三十年的持续努力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因此，土改时期的分田分地和废租废债，目的不是简单地剥夺地主来构建经济上的低水平平等，而是要终结经济剩余在地主手上的集中和无效使用方式，这才是支撑工业化和农业进步的起点。从前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的经济剩余，现在用于支持快速工业化和农民的有组织农田水利建设，这才是经济解放的应有之义——有限的经济剩余必须优先用于发展经济而不是用于支持少数人的富裕生活。          

经济解放要改变经济剩余的用途，这个变革要求远超中国的地主阶级的最高觉悟，他们也就不可能实现欧洲同行们那样的主动转型，由此带来的问题被强加给被统治阶级——必须通过政治变革拿回来经济剩余才能够实现更有效的利用，最后是通过一场被统治阶级的彻底革命来解决地主阶级的地位和历史出路，然后才有了工业化和农田水利建设的基础。而统治阶级缺乏觉悟的情况至今少有改变，方方作为地主阶级的后代，非常理想地继承了这一阶级的顽固守旧心态，她不看世界性的历史潮流，也不反思孔夫子教导的统治阶级最低觉悟要求，更不考虑工农业发展对于稳固统治阶级地位的必要性，唯一关注的就是拥有不相同份额的贵族地位还在不在？这似乎就是方方唯一认可的历史评判标准：       

“汪、杨两大家族各自拥有几百亩良田，‘土改’时，立刻被定性为地主，成为农民批斗和打倒的对象。在惟成分论的岁月里，曾经显赫的家族出身成为每个家族成员避之不及的原罪。”“因为成分不好，大姨的儿孙两代人都没能好好读书。这个祖上多人留学海外的家族，直到重孙这代才有机会再接受高等教育。”“二姨在上世纪50年代再嫁，和同样是地主家庭出身的丈夫重组家庭，大姨把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二姨。孩子们成分不好，成家都是难事。两家换亲，二姨夫带来的女儿嫁给了大姨的儿子。”大姨“终身没有再嫁。大姨在上世纪80年代去世，”“这六个人就是一部小说，他们是整个中国现代史的缩影。”小说《软埋》结尾，主人公的儿子在心里喃喃，“你既已记录在案，我又怎能忘记得掉？”[ 《作家方方：我要回头寻找自己的家族》，财新网记者刘爽爽， 网址：          

http://culture.caixin.com/2016-08-30/100983392.html]

四、革命到底“坏”到了什么程度——土改的政治内涵

方方对于丧失“不相同的份额”感悟很深，但是对于政治方面的剥夺及其重新建设，则茫然无知。从小说情节设计来看，对于这样一场被毛泽东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革命，到底坏到了什么程度，方方是完全不了解的。

毛泽东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间指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原本就是用作旧民主主义的对称，新对旧的差别，就是要夺取旧统治阶级手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因此，土改的经济内涵“分田分地”反而是作为革命的结果出现的，革命的过程和着重点在于政治上“夺取领导权”并确立新的价值观，反对和平土改和恩赐土改的目的，也在于建设新的政治领导权。因此，土改的起点和过程要以扎根串联和发展积极分子开始，组织农民起来进行斗争、算剥削账和控诉地主的政治压迫，目的是为了实现旧意识形态的颠覆和价值观的重建，同时，在推倒旧权力的同时要建设新权力，在这个过程中间，土改的经济内容——平分地主富农的田地——只是一个发动群众的诱因和运动的结果。       

《软埋》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说土改这样一场革命发生了各种打人或杀人，给主角丁子桃以心灵重创并带来一生的影响，这样的哭诉无法帮助读者窥见革命到底“坏”到了什么程度、到底坏在什么地方。因此，在讲故事来颠覆革命价值的时候，就只能局限于效法老贫农控诉地主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模式，诉诸德道判断并在故事中间形成好人和坏人的对比，结果当然是遮蔽了革命的政治内涵。          

老田访问过湖北第一批土改试点——武汉市郊花山——的老土改干部，据他们说：要是把地主打得鼻青脸肿，老百姓很快就觉得出气了，甚至还会有人转过来同情地主，这个就坏了事了；所以，当时开斗争会的第一个安排，就是让民兵严防老百姓冲上台来打人，目的就是让受冤屈的农民胸中憋着的那一口气始终不泄，在这个过程中间持续不断地引导农民去算剥削账和诉压迫之苦，让目不识丁的农民学会甄别阶级利益并觉醒政治意识，借以提高农民的觉悟和政治能动性。土改过程中间，实际上是要把坏地主作为教育道具来进行最大化利用，准确地说，革命的设计之“坏”远远超过了方方的最高想象力。       

《软埋》选定解放后的新区土改作为背景，这个时期土改的政策和干部都相对成熟起来了，即便不算土地革命战争的十年，从1946年的“五四指示”和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算起，共产党干部已经搞过两波土改了。这第三波土改，都是由老解放区参加过土改的“南下干部”主持，经验较为丰富，而且早期土改中间引发过火暴力的“挖浮财”问题，此时也都有了明确的政策界限。新解放区土改有着非常确定的顶层设计，而且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有组织的运动，还是由有经验的土改干部主持进行的，这是确凿无疑的。方方的小说所说的由村子里的冤冤相报来决定地主的生死，是彻头彻尾的想当然。          

在经过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后，旧统治阶级的武力反抗不可能再组织起来，地主此时早已经翻不起什么浪来，除了欠下人命血债和民愤极大者之外，完全不需要对地主进行肉体消灭。但共产党高层本身一贯反对和平土改，要求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通过斗争实现分田，反对恩赐土改与和平分田，这个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身内含了最大化利用地主的目标，利用斗地主的斗争会，来教育和提升农民的政治主体性，讨论到底是谁养活谁，借以确立新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规矩——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容许的。因此，在土改时期随意打杀地主都有害于政治建设目标，算是犯了严重错误，因为这无法实现对地主的最大化利用，无助于新政权追求的利益或者目标的最大化实现。当时农民绝大多数都不识字，因此，教育工作只能是通过开会学习这种“口口相传”的方式来进行，主要内容是结合算地主富农的剥削账和诉苦的方式来展开的，还要以“划成分”和“分田”为诱因来提升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就这样，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一进村，就开始没完没了地召集群众开会，这个特点给全国各地农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嗣后到处都总结出这样一个说法：“共产党的会多，国民党的税多。”       

方方所设计的讲故事情节中间说，村子里工作队某人就能够决定地主一家的生死，斗争会上人还可以任意打人甚至打死人，基于这样的信息，就有地主作出决策要进行决绝的反抗——软埋自己和家人。据老田访问所知这绝对是不可能存在的，不仅新区土改有着明确的政治建设的目标，而且具体操作方面死刑批准之权都在地委级别。后来在朝鲜战争鼓励下全国地主起来暴动杀了四万干部、受此影响进行了权力下放，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与土改形成相互穿插，但依然是地委派人到县里复核案件，只是简化了批准程序，任何时候土改工作队手里都没有杀人权，更何况某一个工作队成员。方方自称看过土改资料说很多地主被随意处置，这个恐怕是看错了，建议再回去认真看看。          

长期组织乡建运动而遭遇到“农民不动”困扰的梁漱溟，在土改中间亲眼看到了农民的“动与不动”的条件是什么。1981年八十八岁高龄的梁漱溟重新阅读了1951年5-8月参加西南土改第一团工作时的日记，得出他自己对土改的理解：“当时领导工作者为尚化雨，系山东人。工作中虽不免有些小错误，进退失宜，然使我领会共产党着眼不在分田土，而在农民树起脊梁，昂起头来当家作主，意义甚深。”在另一篇土改发言草稿中他写道：“消除社会上一些不平等的关系，人对人的隶属关系或其近似者之消除。‘站起来’是一目的，不是手段。站起来恐怕要经过斗争。自卑心理必须去掉。过去我最恨的是不关心公共事、国家事，散漫消极，各自关门过日子，不问外事。老区人文化水平不高，政治意识组织能力是强。自己的问题总要自己解决，旁人代他解决是空的。附带说的，我看今天在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有系统的斗争是一种教育，是教学作之作。”“人与人关系的空前变更，每人自己精神上心理上空前的变更。抬起头，站起身来，并且会自己组织起来办事情”。所以，土改斗地主不是可有可无的程序，更不是为了满足有怨报怨、有仇报仇的情绪需要，而是为了激发群众的政治主体性和能动性所绝对必需的，这么操作之后农民才会真正地“动起来”，1981年梁漱溟给此草稿重新加了批注说：“对于土改运动的了解是我在解放后识见上一大进步”。[ 梁漱溟：《参加土改时一次发言草稿》，《梁漱溟全集》(第六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51、852页。]       

土改有着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重要内涵，从经济上剥夺地主阶级的七百亿斤粮食的地租，这是工农业建设启动的经济条件，美国反共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成名作《经济成长阶段论——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间，也说中国的经济起飞始于土改完成的1952年；而通过斗地主来实现人与人关系的空前变更，学会组织起来办事情，这是政治条件，两者缺一不可。在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政见分歧在于：共产党人认定来自统治阶级的社会障碍是决定性的，因此，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要以彻底清除与旧统治阶级地位相关的政治和经济障碍为起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观点是要斗倒地主求得翻身，清除了这个社会障碍才是农民和农业进步的起点。而改良派的观点则是：社会建设的难度在于底层的行为能力不足，早先曾经是改良派的梁漱溟，虽然一生没有加入共产党，但他对于土改的认识，已经无限接近于“暴民”的边缘了，他在思想认识方面肯定斗地主的政治建设内涵，这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