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委托-代理矛盾
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现代科技和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越来越不可能直接的管理生产和管理为自己服务的国家机器，人口越来越少的资产阶级必须雇佣越来越多的专职人员为自己服务，委托这些人作为自己的代理。由此产生了资产阶级的委托-代理矛盾。在经济上，资产阶级是通过股权制约和对企业经理的激励机制，迫使受雇于资本的管理人员为雇主效劳，以便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在政治上，资产阶级是按照形为“一人一票”，实为“一元一票”的“财主”制，按照资本实力大小分配话语权的原则来约束管理国家机器的各级职员和政客。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虽然旧的资产阶级已经被推翻，但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必然出现的管理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类似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委托-代理问题依然存在。不同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占人口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委托自己的代理去统治人口的大多数，而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本来就有人口的大多数，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委托一些职员作为代理去管理经济和为自己服务的国家机器，即委托一些人去管理自己。
这个不光是表面上看起来很矛盾，实际上也确实很矛盾。这是因为，一方面，管理无产阶级国家的管理者是受阶级的委托，而不是受阶级中个别人的委托，为个别人的利益来实行管理职责的。但是，另一方面，能够代表整个阶级利益的除了自己集中统一的政党以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实体(这是毛派和托派的根本分歧之一)。
因此就产生了这个政党是否真正代表着整个阶级利益的问题，产生了管理者群体到底是为哪些人服务的问题，产生了无产阶级如何监督自己政党的问题。
即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时期，只要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物质还不够丰富，劳动就必然主要的还是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而不是自愿的爱好和人生的第一需要，劳动者的多数就必然更多的专心考虑如何糊口，而不多在乎生产的目的(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不得不实行按劳分配的根本原因)。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就有可能背离应有的委托-代理关系而演变为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管理者就有可能形成为一个利益集团，无产阶级和它的代理之间的主-仆关系就有可能被颠倒，全民所有制就有可能被架空。
这就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
(四)唯心主义的“处方”
在如何防备无产阶级的专政走向它的反面，如何防备革命者成为统治者的问题上，百年来马列主义者和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以及社会上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总得来讲，党内的修正主义者基本上否定这一问题的存在，党外的反马列主义思潮全然否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必要。前者反对群众监督，后者不要党的领导。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证明，两者都是错误的，都不可能捍卫无产阶级的专政，即捍卫社会财富实质上的全民所有。
A.走资派的谬论
在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的今天，我们不需要对走资派的谬论花费太多的笔墨。
在走资派上台以前，他们喜欢包办代替，单方面强调党的领导，提倡无条件服从，鼓吹驯服工具论，极力否定工人阶级的政权有走向其反面的危险。
在走资派上台以后，他们通过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来掩盖自己上台以后其政权在阶级本质上的转变。
邓小平的四个坚持
初级阶段论
B.托派的错误
一个世纪以来，最激进的、最“革命”的理论要数托派的理论。这个理论在激进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中间有着广泛的影响。所有否定无产阶级先锋队必要性的思想都和托派的理论有关。托派仅仅承认在夺取政权时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必不可少，但是否认无产阶级掌权以后仍然需要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实施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政党，顽固的捍卫党内组派的权力，试图以阶级内部的民主替代阶级的先锋队。
托派反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有至少以下几个错误。
首先，一盘散沙的无产阶级不光是不能夺取政权，也不能掌握政权。只有组织起来的阶级方可。但是，就像资产阶级为了防备他们内部利益冲突的失控，不得不按照资本量的大小决定话语权大小这一资本股权制原则来摆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无产阶级也只有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才能防备本阶级在派性的内战中同归于尽。否则，没有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集中统一的政党，代表国家暴力的军队和警察服从哪个派别的指挥就成问题。这方面，文革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其次，列宁的建党理论是在实践中一步步完善的。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实践中，面对着残酷的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现实，为了捍卫无产阶级的专政，列宁的党不得不取缔包括托派在内的党内公开的派系斗争，以便战胜资产阶级顽强的反抗。
再有，托派全然无视无产阶级在掌权后，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在工人阶级中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等因素，如果没有一批献身于维护本阶级长远和总体利益的群体，也就是自己的政党，无产阶级的政权很快就会被推翻。面对着个人、小集团利益和全体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冲突，无产阶级的政党是维护本阶级的全局利益的组织。只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大多数的工人群众中还占有统治地位，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有存在的必要，党的领导就必不可少。
实践证明，一个实施民主集中制的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它的充分条件。我们不能因为至今为止所有无产阶级的专政都走到他的反面就因噎废食地否定列宁的建党理论。
托派代表了一种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思潮。他们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区别，迷信之下而上的形式民主，不懂得相对于所有制民主是第二位的道理，留恋小生产自由涣散的生活，反对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民主集中制的约束，把修正主义的出现归结于所谓 “官僚化”的问题。
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管理是一门科学，尤其是复杂的产业链，牵扯到大量生产劳动者之间的协调和合作，不是托派从小生产的思维方式出发，崇拜群众的自治组织，通过反对所谓的“官僚化”倾向的愿望所能回避的。防备无产阶级的专政走向其反面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官僚的出现和“官僚化”的倾向，而在于官僚，即管理人员是否向无产阶级负责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否会形成一个独立于无产阶级的利益集团的问题。
如果把托派的“官僚化” 理论理解为利益集团的形成，那么当然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们轻易地把专职人员管理职能的提高等同于“官僚化”的出现，比如他们对于1920-1930年代苏联由于计划经济所必须建造的管理体系所进行的指责和批判，以及对西方工会“官僚”的批判都是如此。托派一再地否定官僚利益集团是一个统治阶级，一再地用商品经济下产生的资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唯一标本，因而看不清工人阶级掌权以后出现的那些走资派的阶级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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