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历史重大事件回眸之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分期

五

关于中共九大提出的“认真搞好斗、批、改”。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所说：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中共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的第三部分有这样的论述：

“这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这个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

显而易见，中共九大提出的“认真搞好斗、批、改”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取得全面胜利（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主要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和解决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为具体目标的“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了。

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斗批改”这个政治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和外延的演变作一个简要的回顾：

“斗批改” 是1966年初中共中央筹备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时开始提出并逐步完善、调整、补充新内容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的目的、任务、方针的目标设计和对需要解决问题的方法、步骤的整体概括。

“斗批改”是“斗争、批判、改革”三个政治概念的集合，也是对“斗争、批判、改革”的简称。

“斗批改”这个政治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1966年3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在全国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和同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提出工、农、兵、学、商以及党政机关都要随时“批判资产阶级”的号召。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基本内容就是“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斗争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当时主持中共中央一线工作并负责文化大革命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对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如何开展的讲话和指示中也都含有“斗批改”的内容。

1966年6月4日,邓小平接见驻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曾说：

“打人没有?打人是没有本事的,是没理的。斗争要讲道理,批判要做好准备,事实要核对清楚,要充分讲道理。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

同年6月初,刘少奇等人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的情况时提出：

“学校如何搞法?有的是夺权,有的是批判学术权威,然后就搞教学制度的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连串问题。”

1966年7月11日下午,刘少奇在听取驻北师大第一附中工作组汇报时谈到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部署时说：

“这次运动先斗争黑帮,学习毛主席著作,清理这些坏人,清出来留到学校。然后批判“权威”。还要搞清经济。最后搞一段教学改革,学制改革。”

“解放以来，我们国家发展了生产力……做了许多大事嘛……能不能把阶级斗争停下来？不行，你不斗，他要斗。坏分子只占百分之几，可是造反的能量大得很。七个人就要把你勾德元赶走嘛。你们几乎站不住脚，所以阶级斗争不能停，要一直斗下去，斗个几十年，几百年，一直到共产主义消灭阶级为止。你停他不停，你不注意他注意，他天天在那里斗。所以我们不能不斗，我们不注意阶级斗争，就是让资产阶级斗。无产阶级不斗，势必就会搞成资本主义复辟。斗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就可以争取过来，团结过来，那百分之五的，让他留在社会上问题不大。”

“这次运动，高中搞到年底，怎么搞法？先斗争黑帮，学习毛主席著作，清理这些坏人，清出来留到学校。然后是批判‘权威’”。

“最后搞一段教学改革，学制改革。这恐怕搞不完，开始了就好。教学改革怎么搞？没考虑过？中学六年就是净读书，没别的事。小学读六年，中学也读六年，结果什么事也不懂。不会做工，不会务农，不会做生意，也不会当服务员……这个制度还是老制度，解放以后也改了改。说是改，实际上没有改。”

（详见1967年7月教育部延安公社编印的《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黑话录》第169－171页）

可以看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意见虽然是对大中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斗批改”的概念已有一个雏形。这也说明文化大革命“斗批改”思想在当时中共党内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础的。

1966年7月1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从杭州返京后在数次接见中央有关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听取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汇报时，毛泽东提出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一斗二改”并逐步提出了完整的“斗批改”概念。

1966年7月19日在同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的谈话时，毛泽东说：

“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斗批改”概念。

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说：

“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是你们清楚一些，还是学生清楚一些？还有斗争学术权威，对翦伯赞这些人谁了解些？”

7月25日上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开会讨论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在谈到工作组的问题时，毛泽东说：

“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

“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的。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

“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凡阻碍一斗二改者，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

毛泽东认为，“斗”和“批”是同义的，“斗”的过程就是“批”的过程。而“改”的内容则主要是“教学改革”。如何进行“一斗、二改”，毛泽东认为只有群众最清楚：

“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权威,陆平有多大斗头?李达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写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

“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反映了他对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设想。

1966年7月29日, 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万人参加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雪锋主持大会并在大会开始后宣读了中共北京市委7月28日作出的《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后，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先后发言，代表中央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他们在讲话中都表达了毛泽东关于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的思想。

邓小平在讲话中率先完整阐述了“一斗二批三改”具体内容。即“斗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育方针、方法。”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

“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撤销大中学校的工作组很必要，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作出这个决定。这个决定的根据是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人民群众是世界的创造者，只有依靠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才能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试验三大革命运动搞好，才能保证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才能保证在我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工作组撤销后，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能恢复运动开始时的轰轰烈烈的局面。”

“在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斗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育方针、方法。这三大任务不但工作组担当不了，市委和中央工作的同志也担当不了，只有依靠大中学校的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来实现。因为你们了解情况，你们有能力，有本领来担当起这个任务。”

“我们相信，只有依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才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在运动中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但是我们相信，群众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依靠自己的创造力，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奋勇前进，夺取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周恩来在会上讲话时说：

“刚才小平同志已经代表我们中央工作同志讲了话。我现在根据他讲的话补充几句，特别是站在做政府工作的这方面，更重要的是，我这个礼拜下去，向群众们学到一些东西，所以想讲几句。”

“这两个月来，我们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在毛主席号召下，在我们报纸上社论的鼓舞下，群众干文化大革命的劲儿很高，特别是我们北京，在我们最接近的地方出现了高潮。但是刚才小平同志说了，就是运动起来两个月了，有些曲折，就是说，开始是轰轰烈烈，中间有点冷冷清清的现象，也有些地方转为各个学校或各个机关内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现象，那么，现在又在转，又转到新的高潮。”

“在高校依靠革命的师生员工，首先是革命的学生，他们做主人，由他们来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学校的当权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那种人，把他们斗倒，接着，我们就要批判学校里反动学术权威。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要斗那些人。再进一步，我们就要改革我们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针方法，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这是我们在学校中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我们的矛头要指向这些，要在破中来立。”

“那么这个任务依靠谁来完成呢？只能依靠各校的革命师生，首先是革命的学生。只有你们才知道，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从上面去的人只能帮助你们。其它没有能力。”

刘少奇在大会上的讲话里说：　

“我同意刚才邓小平、周恩来同志他们两位的讲话。在党中央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各校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党中央的总的方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不知道，主要的要靠你们，要靠各学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革命实际中间来学会革命。”　　

“刚才邓小平讲，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第一个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这只是一小撮，不是很多的，有一些人犯了错误是可以改正的。第二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第三个，进行教育革命，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学方法，教学方针。这三件事我们都不熟悉，我们都不能做，更主要的是靠我们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你们来做才能搞好，请你们做。”

 （详见《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在北京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在《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第一次完整表达了“斗批改”的内涵——即中共在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三项任务：“斗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育方针、方法。”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13年12月22日起在全国发行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说，“7月 29 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邓小平在讲话中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周恩来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对学校提出的三项任务：一斗、二批、三改。”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无论是邓小平、周恩来还是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对学校文化大革命提出的三项任务：一斗、二批、三改”，有一点是没有异议的，即“一斗、二批、三改”是“斗、批、改”在词语顺序上的排列。用邓小平的话是“在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一斗，二批，三改的三大任务”；用周恩来的话是“我们在学校中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 用刘少奇的话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三个主要目标”。

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扩大）讨论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第一条“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里，对“斗批改”的内容表述是：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个表述相对于1966年7月29日邓小平在《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对“斗批改”阐述，无论是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本质意义上巨大的变化。

在外延上，《十六条》的这种表述把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空间范围由教育界的“大中学校”扩大至中国共产党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党的各级组织，全中国、全社会的思想文化战线、宣传教育战线、医疗卫生战线、科学理论战线等，全国各省市、各地区、各部门、各类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全国各地、各城市的工矿企业、街道和全国农村以及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军以上领导机关和各级各类军事院校、工厂、医院等单位。

《十六条》的这种表述把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时间范围延伸至“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这种表述较之“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无论时间边界还是空间边界的差别都是巨大的。

在内涵上，《十六条》的这种表述从“在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一斗，二批，三改的三大任务”扩展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的六大目标任务：

1、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

3、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4、改革教育；

5、改革文艺；

6、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的总目标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在这里，“斗批改”已经从词语排列顺序意义上的“一斗、二批、三改”，变成了本质意义上的“一斗、二批、三改”，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的六大目标任务的高度概括。

这六大目标任务，每一项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需要全党、全国人民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完成的。

如果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即“一斗二批”这三项任务，通过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大体可以完成的话，“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三大改革”任务，特别是第三项“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则远非一场“史无前例的、自上而下的、有亿万人民参加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可以承担的。

可以说，“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历史任务。

顺理成章地，中共在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三项任务：“斗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育方针、方法”被“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的六大目标任务囊裹其中，成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