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资本主义兴起视野中的“一带一路”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来自新兴经济的“国有企业在国有部门总体收缩的前提下，变得更富有、更强大，而政府在私营部门增长的同时对于经济制高点的控制却在加强。”[11]在这些经济体当中还涌现出一批“国家龙头企业”（national champions），其主要股份往往为非国家行为人（包括国外的行为人）所控制，但是从本国政府那里获得大量支持。[12]史无前例的是来自新兴经济的各类国家企业大量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在诸如美国《财富》杂志的年度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上，来自新兴经济的大企业中带有国家企业色彩、但同时又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交易的占据多数。在这类企业的内部管理上，和以前常见的将国有企业交给官僚或者恩宠关系中的下属来管理不同，现在国家企业越来越多由职业经理人来管理。[13]

　　借助于外部市场的发展和新资本工具的发展，国家可以在对于经济直接介入下降的前提下实现更有效的控制。来自新兴经济的诸如国家发展银行和国家财富基金等主权经济主体在国内外都有越来越活跃的表现，“国家发展”或者“国民经济发展”的概念，在这些经济体内部又被重新提出。和曾经在后发展国家中广泛采用的进口替代模式不同，新兴经济没有诉诸于全面的产业保护和贸易壁垒，而是通过优惠贷款、外资引导等做法在国际市场上打造和维持本国的竞争产业。

　　总体而言，目前新兴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既不是对“华盛顿共识”政策主张的全盘接受，也不是对这一套意识形态和政策组合的革命性背离，而是对其实行高度选择性的运用，混合了新自由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政策目标和工具。过去二十多年“新兴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兴起，是这些经济体中的国家在特定的资本主义体系变迁条件下，逐渐发展出与国内外资本新型的互动关系，而逐渐达到比现有核心发达国家更高速资本积累的结果。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变化，以及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内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共同催生出了新的主权经济主体和行为模式，并且开始重塑国际层面的规则与秩序。

　　国家资本主义对外延伸的“平行体系”

　　新兴经济体在冷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崛起具有两重性：它们一方面依赖、嵌入现存的全球治理机制；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国家--市场--社会”复合体的性质又注定会逐渐侵蚀现有国际体系最本质的自由资本主义性质，这使得这一轮的新兴经济体不同于此前的“挑战者国家”（contender states），而呈现出“融入型的国家资本主义”（integrated state capitalism）的两重性。[14]也正是由于这种两重性，虽然新兴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确实已经开始挑战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现状，但是把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和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视为“零和游戏”也并不准确，而是应该将崛起中的新体系，视为组织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体系的替代方式，而这个过程可能会逐渐引发全球体系的可控制的变迁。

正因为上述的两重性特征，新兴经济崛起给未来国际治理带来的是一组以新兴经济为主导的国际治理机制，这些机制平行于、但不直接挑战现有的自由资本主义治理机制。中国学者中对这种平行机制在规范意义上的合理性已有所论证，比如“平行推进全球治理，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表述已经被提出。[15]而现实中，新兴经济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融入式挑战，也确实已经体现出构建“平行体系”的努力，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中体量最大的国家在这方面又是表现最突出、最活跃的成员。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已经在一系列国际制度领域开始倡议、主导建立这样的平行体系。比如，中国银联对万事达和维萨信用卡支付体系、中国倡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对美国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金砖国家峰会对七国集团峰会等等。[16]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合作，也体现出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的不同特征。比如，在1990年代以来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这些国家部分将自己内部“国家-资本”关系紧密联系、互助互惠的交换型关系“输出”到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总体上体现出对双边贸易协定更强的偏好，而对全面参与全球性多边贸易协定有所保留。[17]类似的，中国目前推进人民币自由化过程中也集中采用双边货币互换协定。[18]

　　虽然这样的平行体系还在形成中，其基本属性也还在逐渐稳定中，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这并不意味着新兴经济将全面退出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也不代表全面摧毁现有的多边和国际机制，或者追求彻底回归之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对立竞争时的态势。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前景与期许

　　新兴经济体赶超的双重性和由此对外生发出的平行体系内部的胶着状态，其特征注定是介于现有概念和模式中的。从原有两分体系的视角，既可以寻找到自己期望获得的，也可以轻易找到批判和悲观期望的对象。然而，单纯的规范性期许，未必能够回答实证上的可能性。汪晖等学者对“一带一路”的意义阐释，基本是一种对未来的期许，希望中国经济扩张不要重复“持剑经商”的老路 ，否则中国的崛起将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霸权体系替换了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体系。而与此同时，对于 “一带一路”“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判断，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很难得到支持。

　　以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为例。 一方面，中国在赞比亚等国1990年代初获得的矿产资源，实际直接得益于 “华盛顿共识” 迫使赞比亚进行国有铜矿私有化。以这种方式，中国资本参与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以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既得利益者的身份部分缓解了资本在中国国内继续积累和扩张面临的制约。另一方面，中国资本同时在某些局部也挑战了西方资本在非洲的垄断地位，为部分非洲国家的部分产业和地区提供了制度选择的空间。而后者的效应，恰恰也是因为中国国内资本主义体系有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常规的特征，尤其是中国国家意志的体现，让部分中国企业在一定条件下没有单纯追求短期的资本回报。 [19]

　　由此，对于包括“一带一路”、亚投行在内的中国经济外交新动议，既要肯定它的进步潜力：中国提出的新经济动议肯定将促发关于当下全球资本、劳动与国家间关系的讨论和创新实践，因此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性”同样有强大的为资本积累、增值和扩张服务的色彩，尽管这种色彩与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又有所不同。

　　目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制度建设还处于紧锣密鼓的商讨阶段。其创新之处之一，在于中国可能会借鉴在国内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积累的经验，比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地方政府合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此外，中国可能会突破完全按照出资额或者资本比例来分配机构控制权的惯例，即不严格按照股权和资金投入取得相应比例的投票权和控制权。这会使机构中各出资方的主要权利相对平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际机构和开发性金融国际合作领域的一种制度创新和突破。同时，以新兴经济自身经验为基础的新发展观建设也在进展当中。

　　而上述“平行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则取决于新兴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性质变化。在第二轮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不同的国家经历了不同的阶级联合，领导工业化和独立发展的国家。或是依靠包括军队、官僚和公务员等在内的中间阶层；或者和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达成妥协，成为保守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由代表国家的官僚阶层演变成为实质上的资产阶层，与职业人士和土地所有阶层结成联盟、对抗工农。[20]这些不同的国内政治联盟，塑造了第二轮国家资本主义最终独立发展的结果。类似的，现在的新兴经济对外政治主张的结果，也将高度依赖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内部性质，而现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两重性，意味着其实质还不明朗。两重性在这个领域的一个具体表现是，现在的新兴经济体在不断融入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时，伴生的是某些支持进一步融入和介入全球经济的国内政治组织的出现。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新兴经济体内部这一类资产阶级还远远没有被国际资产阶层精英网络所接受。[21]

　　新兴经济崛起对于世界秩序的悖论或许在于：曾经由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实现的目标，现在有可能要由更深根植于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资本主义政体来完成，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否可能？回答这些问题，仅仅关注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特征是不够的，必须回到新兴经济体内部的阶级构成、国家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国家的政治属性，这些将是决定新兴经济未来对于国际治理影响的决定因素，也是今后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的领域。 “一带一路”本身并不天然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只有以中国国内“社会”抵抗“市场”的运动取得胜利为前提，“一带一路”才会是对以往历史路径的超越，才会探索出一条具有21世纪社会主义特征的共同道路。“一带一路”能否成为“具有21世纪社会主义特征的共同道路”，取决于中国社会内部能否超越“经济过程对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摧毁”，能否有足够的力量来逆转市场和资本对社会的渗透与对劳工的压榨。[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