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1.强调反对教条主义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发挥产生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教条主义。因而反对教条主义就成为首要的任务。他们的口号是“重新发现、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西马主张用各种新兴的理论和运动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符合现时代理论和实践需要，但这种“补充”往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篡改”。

2.分割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虽然观点上有分歧，但都有十分明显的共同特征，这就是：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已经不适应现时代的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危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应当有多种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存在；提出“两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马克思分为“青年马克思”(1844年或1844年以前的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1844年以后的马克思)。大都赞颂“青年马克思”，贬低“成熟马克思”并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派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或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面，或是强调另外一面，都分割了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歪曲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革命性和科学性的内在统一分割开来。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只强调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一面，把革命的批判性作为其最根本的特征，法兰克福学派干脆以“批判理论”为名，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批判的理论。他们作了一个统计，马克思有八本书的标题或副标题都是“批判。只是后来受到所谓恩格斯的影响才把注意力转向科学的实证的方面。所以，他们认为现在的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批判的一面。

西马的主流路径是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特别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以后，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定该书是马克思主义的“真髓”。他们把早期马克思和《资本论》问世后的马克思对立起来；把马克思同恩格斯、列宁对立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理论和列宁主义。在哲学上，他们用“实践一元论”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物质一元论；用“总体性”辩证法取代唯物辩证法；用“创造论”否认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们把人的主观意识当作历史发展的首要因素，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否认客观辩证法与历史发展规律，把辩证法解释为主客体的交互作用并将其局限于人类实践领域。

按照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与前面的的流派刚好相反，他们强调科学的、实证的一面，反对革命的批判一面。比如说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就批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他的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批判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讲的对黑格尔体系的分解——拒绝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拯救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们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能分解，因为他的辩证法和唯心主义是分不开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马克思的著作凡是同黑格尔沾边的都是不科学的、前科学的，只有同黑格尔彻底划清界限的才叫科学。有人问阿尔都塞这个界限怎样划分，他说划到1858年；别人又问他，对《资本论》怎样看，他说这当然是马克思成熟的著作；有人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谈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阿尔都塞又改变说法。最后他认为马克思同黑格尔划清界限的著作即科学的著作只有两本书：《哥达纲领批判》、《评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种划分说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割裂已经走到了极端。

西方马克思主义肢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对立起来，肯定前者而否定或贬低后者。

例如，西马“人本主义”的主流派认为，矛盾只存在于人们心理以及体现人们心理的社会生活中，而不存在于自然界。因为自然界本身是没有矛盾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和“背弃”，是把辩证法“神秘主义化”。“科学主义”的各流派，如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认为，肯定矛盾是“荒谬的”，列宁关于“统一物分为两个部分”的学说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的：辩证法只是科学实验和科学研究过程中“具体—抽象—具体”的循环的方法而已。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则把辩证法说成仅仅是整体重要于部分，以及必须注意各部分之间的联系的一种方法。

在认识论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都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人本主义”的各流派认为，人通过实践既认识了现实，又创造了现实，因而主观与客观是同一的，不能有主观思想与客观现实之分;恩格斯和列宁肯定客观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就“否定”了人的“能动性”，“割裂”了主观与客观的“同一”，因而是“形而上学”。葛兰西曾说：“向人类的外部去寻找现实和实在，这也是宗教地、形而上学地理解实在。……没有人，宇宙还有什么意义?”“科学主义”的各流派则以实证主义的不可知论或康德的先验论反对马列主义的反映论。如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中具有先验的“结构”，因而“思想客体”并不反映“实在客体”;并认为真理的标准问题是一个“不真实”的“虚假”问题。

3.把马克思主义与其它流派相结合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利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来同马克思的理论相融合，强调用资产阶级思想中的某些观点、理论去“补充”、“革新”马克思主义，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结合在一起的混合物。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重新发现”和“重新刨造”马克思主义时，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两股倾向一致强调借用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就。例如，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就是在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韦伯、席美尔、狄尔泰等人的影响下写成的，书中的许多概念、范畴都是分别从他们那里借用过来的；葛兰西的《狱中笔记》借用了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的许多术语和概念。胡赛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资产阶级学者，新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结构主义等哲学流派，更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仅借用一些概念范畴，而且用某一种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思想去“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

西马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各取所需、各作其解，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分割开来，这就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性，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功能、作用的正确发挥。

4.远离政治，学院化特征明显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除其创始人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出任过组织工作以外，其他理论人物基本均为大学教授和学院派。二战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日益成为一种脱离革命实践的学院式的研究。这种倾向与他们的“新工人阶级”理论有直接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传统的工人阶级概念已不复存在，而“青年学生”被认为是新的力量，白领工人成为新的工人阶级。

“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他们建立了各种名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但大都并不想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他们虽然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从不企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或其他组织，大多数人也不参加现有的任何党派活动。有些人如列斐伏尔，虽然在组织上参加过共产党，伹在思想上却同党的路线和观点并不一致，甚至根本对立，他们也不去接近或参加任何群众运动。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等，虽然提出了许多激进的主张，但当激进的学生找上门来时，却躲得不见踪影。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极大多数不是实际的活动家，而只是一些学者、教授．卢卡奇，柯尔施、列斐伏尔、戈德曼、马尔库塞，阿多诺，都拥有大学的教授职位，萨特虽然没有教授的头衔，但也是在大学里发迹的，在大学里作为作家获得成功后才离开了大学。他们的学说也主要只是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发生影响。有人曾经说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在大学里作为一种学说和思潮而存在着，出版的都是一些纯理论和文化方面的著作。”这个说法，显然忽视和抹煞了欧洲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革命活动，是不符合实际的，但如果用来说明他们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学院性，那倒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