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达纲领批判》

三

“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在工业和农业中，生产合作社必须广泛建立，以致能从它们里面产生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

在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之后，就是这个先知提出的救世良方！“道路”确实“开辟”得不错！现存的阶级斗争被换上了拙劣的报刊作家的空话——要“开辟道路”来“解决”的“社会问题”。“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的，并且这些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的。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

由于还知道一点羞耻，于是就把“国家帮助”置于——“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

第一，德国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而不是无产者。

第二，“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什么是“劳动人民的人民当权的监督”呢？何况所说的是这样的劳动人民，他们通过向国家提出的这些要求表明，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当权，也没有成熟到当权的程度！

在这里深入批评毕舍在路易－菲力浦时代为了对付法国社会主义者而开列的、被《工场》派的反动工人所采用的药方（注：指法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菲·约·本·毕舍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的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来消除社会弊病的主张。《工场》即《工场。工人自编的劳动阶级机关刊物》是一种法文月刊，受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手工业者和工人的刊物，1840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编辑部由工人代表组成，每三个月改选一次。），那是多余的。主要的过失不在于把这个特殊的万灵药方写入了纲领，而在于从阶级运动的立场完全退到宗派运动的立场。

如果说工人们想要在社会的范围内，首先是在本国的范围内创造合作生产的条件，这只是表明，他们力争变革现存的生产条件，而这同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毫无共同之处！至于现有的合作社，它们只有在工人自己独立创办，既不受政府保护，也不受资产者保护的情况下，才有价值。

四

现在我来谈民主的一节。

A.“国家的自由的基础。”

首先，照第二节的说法，德国工人党争取建立“自由国家”。

自由国家，这是什么东西？

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臣民见识（注：“狭隘的臣民见识”是广泛流传于德国的一种说法，源出1838年初普鲁士内务大臣冯·罗霍给埃尔宾城居民的信。当时有人以埃尔宾城居民名义写信支持哥丁根七教授反对汉诺威国王废除该邦宪法。罗霍在回信中写道：“臣民应当对自己的国王和邦君表示理所当然的服从……但是不应当以自己的狭隘见解为标准去度量国家元首的行为……”）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几乎同在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社会也是一样）当作现存国家的（对未来社会来说是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作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存在物。

而且纲领还荒谬地滥用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甚至更荒谬地误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但是，这个纲领既不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不谈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陈词滥调，如普选权、直接立法、人民权利、国民军等等，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注：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德国人民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宣传实行联邦制，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

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支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的统一问题之外，在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点，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成员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1869年8月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和平和自由同盟（注：和平和自由同盟，即国际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的日内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领导工作，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宣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这一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和平愿望，但在群众中散布了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马克思曾指出：这一组织是“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马克思1870年4月19日给保·拉法格的信））的回声。所有这些要求，只要不是靠幻想夸大了的，都已经实现了。不过实现了这些要求的国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而是在瑞士、美国等等。这类“未来国家”就是现代国家，虽然它是存在于德意志帝国的“范围”以外。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既然德国工人党明确地声明，它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内，就是说，是在自己的国家即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进行活动，——否则，它的大部分要求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人们只要求他们还没有的东西，——那么，它就不应当忘记主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一切美妙的玩意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自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

既然他们没有勇气（注：1891年发表时这里是“既然他们不可能”。——编者注）像法国工人纲领在路易－菲力浦和路易－拿破仑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谨慎——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既不“诚实”（注：爱森纳赫派也被称为“诚实的人”。）也不体面的（注：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既不‘诚实’也不体面的”这几个字。——编者注）手法：居然向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成、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向这个国家庄严地保证，他们认为能够“用合法手段”从它那里争得这类东西！（注：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并且……这类东西！”这半句话。——编者注）

庸俗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作千年王国（注：千年王国源于《新约全书·启示录》：信徒遭魔鬼迫害，上帝派天使把魔鬼关闭一千年，基督再次降临，在人间为王，建立所谓千年太平盛世。），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就连这样的庸俗民主派也比这种局限于为警察所容许，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范围内的民主主义高明得多。

事实上，他们是把“国家”理解为政府机器，或者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这可以从下面的话得到证明：“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经济的基础：……交纳单一的累进所得税……”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的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的经济的基础。在存在于瑞士的“未来国家”里，这种要求差不多已经实现了。所得税是以不同社会阶级的不同收入来源为前提，因而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所以，利物浦的财政改革派——以格莱斯顿的弟弟为首的资产者——提出和这个纲领相同的要求，这不足为奇。

B.“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1.由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教育。”

平等的国民教育？他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呢？是不是以为在现代社会中（而所谈到的只能是现代社会）教育对一切阶级都可以是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用强制的方式使上层阶级也降到国民学校这种很低的教育水平，即降到仅仅适合于雇佣工人甚至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教育水平呢？

“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教育。”前者甚至存在于德国，后者就国民学校来说存在于瑞士和美国。如果说，在美国的几个州里，“高一级的”学校也是“免费的”，那么，事实上这不过是从总税收中替上层阶级支付了教育费用而已。顺便指出，A项第5条所要求的“实行免费诉讼”也是如此。刑事诉讼到处都是免费的；而民事诉讼几乎只涉及财产纠纷，因而几乎只同有产阶级有关。难道他们应当用人民的金钱来打官司吗？

在关于学校的一段中，至少应当把技术学校（理论的和实践的）同国民学校联系起来提出。

“由国家实行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学校的经费、教员资格、教学科目等等，并且像美国那样由国家视察员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相反地，应当把政府和教会对学校的任何影响都同样排除掉。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他们会说，他们谈的是“未来国家”，但是这种空洞的遁辞也无济于事；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怎样一回事了），倒是需要由人民对国家进行极严厉的教育。

但是整个纲领，尽管满是民主的喧嚣，却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派对国家的忠顺信仰，或者说感染了并不比前者好一些的对民主奇迹的信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整个纲领是这两种对奇迹的信仰的妥协，这两种信仰都同样背离社会主义。

“科学自由”——普鲁士宪法中有一条就是这样写的。为什么把它写在这里呢？

“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注：文化斗争这一概念是由左翼自由派医生鲁？微耳和提出的，是对19世纪70年代以俾斯麦政府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一方，以具有资产阶级分裂主义倾向的教会中央党和天主教教会为另一方展开的政治论战的概括。由于内政和外交上的原因，俾斯麦与天主教教权主义势力处于敌对状态。中央党与其他分裂主义势力，其中包括进入帝国国会的波兰人结成了联盟，俾斯麦认为这一联盟危及具有普鲁士特征的以新教为主的帝国的进一步巩固，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法律措施。

俾斯麦利用在论战过程中于1872年3月11日在普鲁士公布的教学监督法来压制波兰居民的文化活动，推行波兰居民的普鲁士化。这一法律实施的结果是，普鲁士官员不仅应对波兰神职人员进行监督，而且也应对所有波兰居民的学校进行监督。此外，1872年10月26日的一项王室法令以及1873年10月27日由省里颁布的一项命令还规定，除宗教课以外，德语为波兹南中等学校和公立学校的教学用语。）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那么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行：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满足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注：1891年发表时这里是“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编者注），不受警察干涉。但是，工人党本来应当乘此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工人党则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不愿越过“资产阶级的”水平。

现在我就要讲完了，因为纲领中接下去的附带部分不是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谈一谈。

2.“正常的工作日。”

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党都没有局限于这种含糊的要求，而总是明确地指出，在当前条件下多长的工作日是正常的。

3.“限制妇女劳动和禁止儿童劳动。”

如果限制妇女劳动指的是工作日的长短和工间休息等等，那么工作日的正常化就应当已经包括了这个问题；否则，限制妇女劳动只能意味着在那些对妇女身体特别有害或者对女性来说违反道德的劳动部门中禁止妇女劳动。如果指的是这一点，那就应当说清楚。

“禁止儿童劳动”！这里绝对必须指出年龄界限。

普遍禁止儿童劳动是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

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智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4.“对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国家监督。”

在普鲁士德意志这样一个国家里，应当明确地要求：工厂视察员只有经过法庭才能撤换；每个工人都可以向法庭告发视察员的失职行为；视察员必须是医生。

5.“调整监狱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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