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代议制与超级地租

    解决香港问题的钥匙在哪里？请重新审视本文的标题《香港代议制与超级地租》。是的，今天的香港土地是国有的，国家的土地主权如何在香港行使呢？基于香港土地国有，中央政府必须行使土地主权所赋予的一切权力。一句话，中央政府必须直接废除罪恶的超级地租制度。回到本文主题，中央政府要有勇气修改并解释基本法，必须重新定义香港的土地使用权以及附着于土地上的征税权。要从宪政的高度彻底解决问题，从而解决香港的财政和税政问题。将来，合适的时候，也要一并解决香港的金融主权问题（重建港币的法币地位）。须知，这才是中央政府收回国家拥有的经济主权和经济治权。被利益集团僭越了二十年的财政主权和金融主权必须回归了。如果，有人一定认为香港有港独的话，笔者也必须说港独就是香港财政主权和金融主权之僭越者。笔者一向认为，港独藏在现有的财政金融制度中。一直以来，笔者对香港立法会嗤之以鼻，他们从来就不代表香港纳税人的利益，他们也从来没有代表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香港，不需要一群小丑表演民主。中央政府需要提供香港纳税人直接议税的权力了。香港纳税人再也不能被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者代表了。

    香港土地主权，说到底是全国人民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政体制下，港人需要争取的是港人在全国人大议税的权力。在港人拥有国人纳税人同等的议税权力之后，港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全国人大关于香港财政金融制度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管辖。在这个问题上，所谓港人治港的逻辑，不能压倒一国两制的宪政逻辑。绝对不能，在港人治港的逻辑下，继续执行事实上的既得利益集团治港（请注意香港此刻并非是一般意义的商人治港）。很久以前，笔者在信报月刊曾经发表过两篇谈香港问题的文章，一篇是《香港的超级地租》，另一篇是《回到一九八三年》。前一篇，谈的是财政；后一篇，谈的是金融。笔者一再申明，中央政府并不需要所谓的智囊，以及什么香港发展的宏图伟略，只要能回归到1983年之前的治理逻辑就可以了。香港人非常勤奋，只要制度不要太烂，给他们十年时间就能再造一条腾飞的小龙。再说一遍，必须结束香港经济主权被分割和僭越的悲催时代了。最后，笔者也想提醒香港同胞，民主说到底就是议税，好好地去全国人大议税。现实地看，未来香港的代议仕在北京，港人应该充分地表达你们对未来的思考。当然，我们也期待，祖国人民能够了解1983年以来香港发生的事情。毕竟，超级地租也已经成为大陆经济制度的一个毒瘤。整个中国都面临一次彻底的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也可以说是需要一次伟大的宪政进步。看清历史，才能面向未来，才有希望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

香港的超级地租

                                  卢麒元

香港的“深层次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那些茶杯里的风波不足挂齿。香港“深层次的问题”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涉及经济管理主权，关乎香港未来的命运。事实上，香港的经济管理主权始终是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香港于1997年回归的仅仅是政治管理主权（行政权），经济管理主权至今仍然无法全面回归。香港的经济问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财政问题，就是本文要谈的超级地租问题；另一个是金融问题，就是联系汇率问题。笔者曾经着文 《回到一九八三年》，对香港金融问题做过详细论述，本文可以视为《回到一九八三年》的姊妹篇。一个残酷事实是，无论中央政府亦或是香港政府，均无法在香港实施卓有成效的财政金融管理。在经济管理主权旁落的现实中，香港经济呈现出自由落体运动。如果不是中央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香港经济资料会十分难看。

笔者认为，香港的经济问题皆肇始于1983年。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开启关于香港主权问题的谈判之后，对香港的经济制度做了历史性的改动，港英政府在香港回归前悄然让度了香港的经济管理主权。事实上，在一九八三年之后，国际金融资本逐渐接收了香港的经济管理主权，这种情况在一九九七年之后反而更加严重了。在国际金融资本的操纵下，香港财政金融制度日渐扭曲，香港终于形成带有食利特征的贵族体制。一个彻底失去创业和创新潜力的香港，人才和资本大规模流失，经济效率每况愈下。在回归十五年之后，全世界都在审视，香港的明天真的会更美好吗？

1983年之后，在内外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主导下，香港逐渐形成了隐形的超级地租。

为了准确评价政府的财政状况，笔者曾经提出广义财政论（包括广义税赋论），目的在于超越狭义财政理论的局限性。狭义财政理论的局限性，常常构成人们对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的误判。通常，在狭义财政理论下，人们习惯于将名义税赋理解为税赋的全部；然而，名义税赋和实际税负完全是两回事，实际税负往往大大高于名义税赋。笔者认为，一些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由于财政制度存在的明显的漏洞，往往造就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僭越政府的财政行为，这种准财政行为通常不纳入政府的正规财政管理范畴，但却成为具有强制性特征的准政府行为。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准财政行为，往往可以造成对弱势群体极为残酷的剥削和掠夺，形成经济结构的极度扭曲。简单一点儿说，就是地产商可以被赋予税务局的职能，通过准税赋的方式攫取财富。香港人可能难于理解，香港存在“第二税务局”。正是这个“第二税务局”制造了一批世界顶级富豪，香港的顶级富豪竟然清一色的是地产商。笔者所言广义财政论，可以厘清这部分非政府的财政行为，可以揭示经济结构扭曲的深层次原因。

香港的超级地租问题就是一个经典的广义税赋案例。香港政府的名义税赋非常之低，但香港居民类税性负担却极为沉重。事实上，香港的社会分配三十年来被严重地扭曲了，香港存在令人震惊的隐形超级地租。一直以来，香港被视为一个低税赋地区。从宏观经济角度观察貌似如此，香港名义税赋（狭义税赋）是非常低的；但是，从微观角度观察（居民个人支出），香港普通民众的经济负担却极其沉重，类税性支出达到惊人的水平。香港政府一直未能提供各类港人个人收入中房屋性支出占比的详细统计资料，笔者只好使用香港本地学者提供的研究数据。据2012年4月第12期《社联政策报》冯国坚博士文章《香港私人租住房屋问题与论述》提供的数据，香港私人租住楼宇租金收入比（1990-2011）分别为：1990-1997,69.85%；1998-2003,47.50%；2004-2011,56.33%。如果，我们将私人房屋租住楼宇租金占个人收入30％视为一个合理水平；那么，超过30%的部分可以是视同为超级地租。我们使用冯国坚博士提供的资料可以得出惊人的结论：香港的超级地租几乎是正常租金水平的一倍；接近正常税赋的两倍；超过名义地租数十倍。每一个香港居民额外的房屋租金支出可以视同为类税性支出，这是一双看不见的手收取的价内税，它直接将香港居民的实际税负提升了近两倍。考虑到香港居民还要支付其他类税性支出（各类保险和公积金支出等），香港居民的广义税赋（实际税负）已经接近世界最高水平。远远超过正常税赋支出的超级地租严重恶化了香港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同时严重扭曲了香港的经济结构，严重削弱了香港商品和服务的国际竟争力。当然，正是这个超级地租成就了香港的超级地产商，使弹丸之地的香港产生了一批世界级富豪。这些食租而肥的超级富豪，用超级地租驱逐了香港的比尔盖茨和乔布斯，使本应实现工业化升级的香港变成了一个金融泡沫。没有公开资料证明，英资从香港金融泡沫中吸走了多少财富。笔者只是知道，撒切尔夫人的撒切尔主义是需要外来资本支撑的，正是当年香港庞大的私人资本回流英国，完成了英国历史性的私有化进程。毋庸讳言，伪善的香港财政制度，制造了香港伪善的税收制度；伪善的香港税收制度，制造了恶劣的香港土地制度；恶劣的香港土地制度，制造了极度扭曲的香港超级地租。极端扭曲的香港超级地租，吞噬了港人的劳动成果，埋葬了香港年轻人的未来。如果，香港再不启动深刻的财政改革，香港的明天将是非常暗淡的，香港可能成为另一座废都。

一、香港超级地租的本质。

地租，是使用土地生产力的报酬，地租是指用以换取占用土地或提升土地价值所支付的费用，为地主的所得。在城市，地租是城市土地经济的基本范畴，是城市土地价格形成的基本依据，其来源于土地使用者的利润。地租产生的原因有土地稀缺性、收获报酬率递减率、土地肥沃度、位置、土地私有制度、人口无限增加等因素所产生。

超级地租，是指超越了一般地租的公允水平而获取的地租性质收益。超级地租本质上是对土地使用权的过度收费。超级地租理论上应该是地主凭借土地资产获取的的超额利润。但是，在现实社会当中，由于土地拥有者和土地管理者错位，超级地租收益往往被截流并转移。所以，超级地租往往并不以地租形式出现（一般隐含于房价和房租之中），超级地租往往并非被地主征收和获得，超级地租往往成为政府和地产发展商牟利的工具。

香港的超级地租，是香港土地资源升值形成的超额利润。理论上，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后，香港的土地所有权归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香港超级地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所有。但是，鉴于《基本法》的安排，香港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由香港政府代为行驶管理权。香港政府实际上将香港超级地租让度给了地产发展商以及土地实际占用者。

香港超级地租的本质，是香港土地资产价值高度垄断形成的超常规收益。一般而言，香港地租应该维持一般地租的公允水平，不应通过行政和商业的高度垄断形成超级地租模式。香港的超级地租扭曲了香港社会分配分的合理性，也损害了香港社会资源分配的效率，使人民生活质素不断下降，也使经济发展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