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九大闭幕不久，一个多月之中张春桥、姚文元三次亲临上海调查、座谈、组织，于月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通过《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决定上海试行中小学年普及教育，既可以小中分段，有条件的也可以年一贯制，这一年各种方案都在不断尝试。 1.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进入清华制止武斗，此后开始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设置了军干群、老中青三结合的管理机构。 2.开门办学 开门办学新体制是批判旧教学体制而产生的，它批判旧学校搞“三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书本中心。新体制强调以工农为师以取代教师中心地位，强调学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以取代课堂中地位，强调学习实践经验以取代书本中心地位。 它批判旧学校搞 “老三段”，即教学活动按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先打基础，然后充实专 业基础，最后学习专业的三段教育法。这被认为是“关门教书”“关门打基础”，是“理论脱离 实际”，是“培养书呆子的方法”。新体制强调一开始就看见庄稼、机器，先实践后学，边干边学。 它批判旧学校“三脱离”，即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工农大众。 3.突出阶级斗争主课 新教学体制把“阶级斗争”课放在首位。这与过去提出教育为政治服务有联系，但不是 相等。比如新时期将经济建设作为最大的政治，为政治服务就是为经济建设服务。 为了实现“转变思想”的办学方针，反复强调各级各类学校都应首先办成政治大学、劳动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就是专业”，“铁锹就是专业”。“阶级斗争”是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必修的主课，这门主课不仅仅是在课堂学政治理论，更重要的是参加群众政治运动。 4.突出生产劳动课 实行厂、校、社挂钩的机制，兴办“学工”“学农”基地;由学校来置办厂场;给学生设置临时任务劳动课程。 5.新形式的文化课 为防止文化课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为防止学校学文化会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工农，因而对文化课教学实行了最大最彻底的“革命”——走出学校，开门教学，将工农大众请入学校，学生走出校外进行实践。学校要么不考试，要么开门考试，要么开卷考试，重点突出政治性与实用性的课程与教材。 6.新学制 《七·二一指示》拦腰斩断了“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的阶梯，打碎了“智育第一”“知识私有”的“精神贵族梦”，实现了“大学就是大家来学”，“老茧就是上大学的资格”。 新学制以“推荐上大学”为核心，把以前普通中学的二元教育变为一元教育。以前中学的二元教育是思想教育鼓励上山下乡，文化教育鼓励升学。这体现在“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口号上。文化革命中批判这个口号，提出“一颗红心一种准备——上山下乡”。 196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民大学学生致毛主席的信，给当时学制列举十大罪状。其中提到：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5年共17年读书，占去人生最宝贵时间17年，脱离三大革命运动17年，最后必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于是设立新学制小学5年，中学4年，大学2-3年，并废除研究生制度。实行单一结构的中学教育、促使普通中学自发转向劳动教育并废除重点中学制度。 7.大搞群众业余教育、夜校 教育革命10年中，群众业余教育机构规模上有很大的发展。初等业余教育在学人数由1965年的823.7万人猛增至1976年的15782.3万人。 各地农村以生产大队或小队为单位自办政治夜校，城市举办的工人及各行业举办了大量的业余学校，也多具有政治夜校的性质，突出政治，突出革命运动。 8.工农兵大学生 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全国各大学开始积极筹备招生。报告提出的学生条件是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复员军人、青年干部。招生办法是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1970年7月至年底，部分大学试招收了“文革”以后的首届大学生，总共41870人，1971年初入学，称70级工农兵学员。这一批学员是世界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学生，除了部分干部子女和文化素质较高者，其中多数普通工农子女本来是与高等教育无缘的。以前在考试竞争、分数选择的机制下，“书香门第”占了先天的优势。体力劳动者的子女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是社会分工与历史遗留造成的社会不公。高考制度的废除的确使几十万世世代代目不识丁的贫苦农民子女不到适龄青年的，得以解脱“文化压迫”，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这是一种社会公正。 9.七二一大学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即《七二一指示》) 1975年6月，教育部在上海召开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会后，“七二一大学”在全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教育年鉴》记载至1976年底，全国共有七二一大学33374所，学生148.5万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学生数的3倍之多。 10.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 当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大批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千名知识青年。而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学员有数十万人。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1972年，右派势力回潮，开始实行文化考查，着力重整学校秩序，抓文化学习，调减劳动时间等。 1972-1973年左派势力展开反击：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白卷英雄张铁生，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黄帅事件(小学生写日记破师道尊严);马振抚中学事件(学生因考试未交卷被校方全校批判而自杀)…… 1975年，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对“极左”的情况进行整顿。1975年2月周荣鑫任教育部长，7月胡耀邦持科学院工作。胡提出《科学工作汇报提纲》，批“极左”思潮。 1975年11月3日，毛泽东借清华大学刘冰信件反击右倾翻案风，适时清华大学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精神，清华大学随即以这个会议为起点，发动全校范围的“教育革命大辩论”运动，运动向全国扩展，成为文革的最后一搏，即“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9月9日毛逝世，10月6日抓捕四人帮，文革就此落幕，教育革命终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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