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结论中，谈到“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这一提法时说：“我看这一句话大体‘正确’，只改一个字，把‘下’字改为‘上’字就行了。”[27]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确立了一九五五年春耕前发展六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后，毛泽东和邓子恢等人在农业合作化上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
毋庸讳言，当时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不论是邓子恢还是毛泽东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注意，为此毛泽东还确立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来指导正在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这是没有疑义的。在整顿合作社，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方面，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在是否解散以及如何解散合作社方面他们又存在着严重分歧。
对于这种分歧，薄一波后来有一个评述，我们引述如下：
农村工作部的电报和邓子恢等同志的有些说法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3月25日电报提出：浙江“能巩固三万个社、保持百分之十以上的农户在自愿基础上合作下去”，就是“很大的收获”，这就明确要求浙江减少2万多个社。虽提出只是“内部掌握”，但也似无必要。又如，什么叫收缩，子恢同志作过解释，但讲得比较含混。他说：“收缩是指那些确实没有办好的社，对它们已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没有办好，这些社就应该丢掉。”“问题很多的社，群众有意见的，只有少数人愿意，大部分不愿意，那又何必留下呢？干脆退社（解散）好了。好来好去，不一定拖到八月十五以后再散伙。”这段话，给人两个印象：一是收缩就是解散；一是一个社该不该“收缩”，即该不该解散，由多数社员决定。我觉得，子恢同志这个说法，就不如毛主席的说法好。
毛主席说：“要下决心解散的合作社，只是那些全体社员或几乎全体社员都坚决不愿意干下去的合作社。如果一个合作社中只有一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那就让这一部分退出去，而留下大部分人继续干。如果有大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干，那就让大部分人退出去，而将小部分人留下继续干。即使这样，也是好的。”毛主席还举了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一个小合作社的例子：“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三户贫农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存了。”毛主席这样讲法，起码在解散合作社这个问题上，比子恢同志提出的少数服从多数的说法，更能体现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至于杜润生同志在浙江讲的“下合作之马”、“砍合作社”等用语，其不妥之处就更明显了，因为它容易引起误解。
林乎加同志在电话汇报中讲到的浙江把收缩“当成了运动”，“收缩得很草率”，“伤害了部分农民的积极性”，也是确有事实依据的。[28]
从薄一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邓子恢、杜润生等人确实是存在错误的。可是薄一波却只是把这种错误看作是用语上的失误，而没有从他们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一贯作为来进行分析，这样也就难以对他们的态度进行准确的界定，从而真正揭示他们这种作为的深层动因。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子恢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不同态度，既表现在解散合作社上，又表现在是否下马以及对工农联盟的影响上。
在解散合作社方面，我们看到毛泽东和邓子恢等人的态度显然是不同的。对于存在问题的合作社，毛泽东不是一味地解散了事，而是要求对这些合作社要进行详细地调查分析，将不利于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因素去掉，着力培植合作社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促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这种态度的不同究竟是因为工作方法还是立场所致，值得深思。
在合作社上马下马问题上，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提出下马的口号本身就是错误的。试想，农村合作化是农业发展的心由之路，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因为合作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盲目提出下马的主张呢？当然，局部的调整是必要的，但是这个时候提出下马的口号，不管其动机如何，客观上都会造成要停止农业合作化或者农业合作化会影响农业发展的影响。
至于说如果不下马就会影响到工农联盟的巩固，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了。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毛泽东驳斥了这种说法，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说明了在不同革命时期巩固工农联盟的方法是不同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是用土地革命的方法来巩固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用农业合作化的方法来巩固工农联盟。面对中国农村正在产生的阶级分化，如果我们党不引导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使这部分农民能够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那么就会失去这些农民的支持，工农联盟就有破裂的危险。因而只有上马合作社，走集体化道路，才能够真正巩固工农联盟。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批语中指出邓子恢等人老是喜欢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不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是因为他们头脑中藏着非常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还将这个问题提高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
可能有人会问，毛泽东为什么将这种分歧上升到路线分歧呢？这是毛泽东有意为之，还是事实上本来就是如此呢？
这是因为上马下马的争论反映了他们在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上存在的分歧。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在合作社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上出现争论，并不是偶然的。一九五三年邓子恢就解散过合作社，受到过毛泽东的批评，还为此作过检讨。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党内发生过一系列的分歧和斗争。将这次上马下马的争论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可以看出这次上马下马的争论并不是孤立的。因为党内还有一部分人和邓子恢持有相同的意见。我们注意到，邓子恢的两个建议是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其中《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还是刘少奇签署后以中央名义发出的。虽然从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还不能得出刘少奇支持邓子恢的判断，但是其意向则是明显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合作化出现问题以后，不论是邓子恢还是毛泽东都是非常重视的，但是他们对合作化出现问题的认识显然是不同的。如果将这种不同与一九五三年邓子恢解散合作社及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认识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在合作社上马还是下马问题上的争论，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从深层来说，这是社会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上马下马的争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现的。
③ 一九五五年五月后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的争论。
继浙江整社问题出现意见分歧以后，邓子恢和毛泽东之间，从一九五五年六月下旬起，又围绕农业合作社发展速度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的结论中，把这场争论概括为大发展与小发展之争。[29]这是在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上发生的第三次争论。
这场争论是怎样发生的呢？
本来一九五五年春在农业合作化出现问题以后，虽然毛泽东和邓子恢等人在解散合作社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都同样重视农业合作化中出现的问题，并着力采取措施予以解决。毛泽东还一度确立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外出视察中获得了大量丰富的一手材料，对农业合作化出现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这年四月间，六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他感到在外地看到、听到的情况，和在北京接触的材料有很大不同。他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高，认为不能说农民生产消极，生产消极的只是小部分。他在上海听柯庆施说，在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他认为，这种情况，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也有。毛泽东根据新了解的情况重新思考，作出新的判断。他对农业合作化形势的估量开始发生变化。
毛泽东外出视察期间，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根据原先商定的精神，继续贯彻一般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少数省县适当收缩的方针。
四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五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对谭震林表示，合作化还可以快一些。这是一个重要信号。
五月五日晚，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准备在第二天作总结。毛泽东对邓子恢说：“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邓子恢对这个警告未引起重视，第二天作总结的时候，没有向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这个话。而是仍然执行毛泽东三月间同他谈话的精神，一般停止发展，有少数省份秋后还可以酌量发展的方针。会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地区停止发展一年半，全力进行巩固。
九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陈国栋开会，研究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周恩来也在座。
毛泽东说：“粮食，原定征购九百亿斤，可考虑压到八百七十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进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
他问邓子恢：“到一九五七年化个百分之四十，可不可以？”
邓子恢仍坚持三月间毛泽东同他商定的数字，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
毛泽东也不勉强，说：“三分之一也可以。”但他又说：“农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据柯庆施说，有百分之三十。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也有。”还说：“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路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
毛泽东的谈话，流露出对中央农村工作部自一九五五年初以来工作的不满。
一九五五年春季以来农村中出现的紧张情况，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粮食征购过多，一是农业合作化的步子过快。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和邓子恢有着不同的思路。毛泽东的主张是，在粮食问题上向农民让步，减少征购数量，以缓和同农民的紧张关系，以便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加快步伐，增加农业生产，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以减少粮食征购换来个社会主义。毛泽东始终认为，只有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增加农业生产。邓子恢的看法不同，他主张在合作化问题上向农民让步，以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生产，解决粮食问题。他认为，造成农村紧张，当前最突出的因素是粮食问题，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出乱子主要是在合作化方面。这表明毛泽东同邓子恢等在对农村形势估计和农业合作化方针上出现了意见分歧。
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十五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重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有些省委书记在发言中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发了些怨气，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的办社积极性。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谈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他重申了三月间提出的“停、缩、发”方针，但是重点放在“发”字上，批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这同三月间的精神有了明显的变化。他特别强调，在农业合作化中必须实行自愿互利原则。这就要正确解决中农和贫农之间经济利益问题。毛泽东指出，国家要从信贷上扶持贫农，贫农不要在生产资料上揩中农的油，不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这就抓住了当时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根据会上的一些发言，认为农村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么严重，所以他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
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是在农业合作化决策方面出现的一个大转折，是毛泽东对合作化形势估量以及随之而来所采取的方针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会后，各地按照会议确定的方针加紧部署工作。但是，毛泽东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
六月十四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会议批准了到一九五六年秋收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万个的计划。刘少奇还说：“明春发展到一百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
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到继续发展（一年间由六十五万个社发展到一百万个社），这是指导方针上的大变化。但是，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充满乐观，对这个一年翻半番的计划仍不满意，觉得少了，建议翻一番，即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个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国二十几万个乡，除某些边疆地区外，每乡都有一个至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毛泽东和邓子恢在发展一百万个还是一百三十万个合作社方面产生了意见分歧。邓子恢将他的意见反映给刘少奇。七月九日，刘少奇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邓子恢对农业合作问题有些意见，跟他说了，他准备向毛泽东谈谈，并建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让邓子恢参加。七月十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单独进行一个小时的谈话。
七月十一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邓子恢、廖鲁言、刘建勋、杜润生、陈伯达、陈正人、谭震林七人谈话。邓子恢汇报了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严厉批评邓子恢，说邓子恢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邓子恢作了检讨，还说，主席啊，我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毛泽东说，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我的话说得挖苦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
事后，邓子恢于七月十五日又向刘少奇反映，说一百三十万不行，还是一百万好。刘少奇说：“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邓子恢的意见又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并且提议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会议。邓小平把事情缓和一下，说是不是先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为了开好会议，毛泽东调阅农业合作化的材料，派身边警卫战士回乡调查，听取他们的汇报，还找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汇报山西农业合作化的情况，在经过充分准备以后，毛泽东开始撰写《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30]
此后，毛泽东对邓子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将这个问题提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认为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
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品头论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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