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这是译者根据国外的若干学术资料编辑整理的，涉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和历史，供有兴趣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的进步积极分子参考。相关资料将分成几部分分别发表。

 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从昔日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衰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最贫穷的外围国家之一。因为无论是传统的统治阶级还是本国资产阶级都无力扭转中国国力下降的局面。通过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动员了广大的农民和城市工人才提供了所需的基本政治条件，从而将中国重建为一个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赖以自立的民族国家。

通过消灭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影响和农村地主阶级，经济剩余被集中到致力于进行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革命后（创建）的国家手中。革命后的国家与绝大多数的人口达成了一个隐含共识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承诺在短期阶段内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和长期阶段内减少经济和社会不平等。

到1980年代，随着中国变得更为依赖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的先进技术和奢侈消费品，共产党精英们意识到中国经济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不得不变得“更具有竞争力”。要实现出口竞争力就需要瓦解历史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并依赖剥削廉价劳动力而重新建立一套新的社会制度。

于是，在共产党精英阶层内部、在统治精英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最终导致1989年的大规模政治动荡。在1990年代，共产党精英们就（中国）向资本主义复辟达成共识。共产党精英和城市中产阶级之间形成了亲资本主义联盟。国营部门的工人阶级身处孤立之中，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工人阶级的失败为1990年代的大规模私有化铺平了道路。到21世纪初，中国成为了全球出口制造业中心。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是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迅速增长的出口、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以及环境面临无情退化。2008年—2009年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导致了中国经济两位数的增长宣告结束。从那时起，中国实现资本积累的所有三个条件都遭到了破坏。

随着中国出口放缓，中国已经变得更加依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居高不下已经导致中国整个经济层面的利润率迅速下降。根据目前的趋势，到2020年代，中国的利润率将下降到一定水平，并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重大危机。

资本积累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劳动人口中无产阶级化的受薪工人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新一代的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组织起来。受到生存成本日益上升和预期收入下降的双重挤压，许多中国城市青年意识到他们的“中产阶级之梦”开始破碎，由工人阶级和部分进步的城市中产阶级组成的新反资本主义联盟已经开始成型。由于中国的非农就业人口已经上升到总劳动力人口70％之强，对中国资本主义而言满足城市人口日益增长的需求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到2020年代，中国很可能将同时面临积累危机和政治危机。

为保证经济和政治稳定，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必须保持迅速发展。但是，如果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中国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日益上升的需求可能在2020年代或2030年代将成为世界能源市场难以承受之重。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的生态系统将继续恶化。到2030年代后，为维持人类文明的长期可持续性（的发展）而实现气候稳定可能要求中国经济实现负增长。

在2020年代，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矛盾将很可能会齐聚中国，导致中国资本主义制度面临一场重大危机。

中国自21世纪初以来一直是全球资本积累的中心。随着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矛盾开始压迫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在进入一场无法在其自身体制框架内得以解决的结构性危机。过渡的时代已经来临。

（关于“过渡的时代”的概念，请参见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1996年出版《过渡时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一书）。

全球资本主义的崛起与衰落

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于16世纪首先出现在西欧。多国之间的竞争创造了鼓励资本积累的有利政治条件。

16世纪之前，欧洲经济的扩张受到当地可用的资源和生态空间的限制。通过对美洲的征服得以克服这些限制，为早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丰富的天然资源与庞大的地域空间。

煤炭的大规模消费开始于18世纪下半叶。化石燃料的使用使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克服了传统可再生能源所施加的限制，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突飞猛进提供了物质基础。

到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体系。全球资本主义的统治同时改变了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社会状况。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受到西方产业工人阶级和非西方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挑战。非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激进变种在数个大范围地区（如俄罗斯和中国）为参与有效的资本积累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

到20世纪中叶，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被迫对越来越强大的“反体系运动”做出让步。全球“新政”在1945年后创建了一整套新的全球性的社会妥协，为1950年代和1960年代全球资本主义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1945年后的全球“新政”也强化了核心国家与半外围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经济议价能力。到了1960年代后半期，民众日益上升的预期导致在世界上每一个地理区域都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浪潮。利润率在各地普遍下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当时处在一场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中。

为了应对危机，全球资产阶级进行了我们所知的“新自由主义”大反攻。中国的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反革命复辟决定性地改变了全球力量平衡使之有利于整个体系的统治精英。这使全球资本主义得以通过“空间修复”的策略，克服了从1968年到1989年整个体系面临的危机。世界工业生产的相当部分从核心国家和一些高成本的半外围国家向亚洲的外围国家搬迁。中国成为全球资本在20世纪后半叶转移的主要受益者。

20世纪后半叶的“空间修复”帮助资本主义制度部分瓦解了1945年后的全球“新政”而赢得了全球阶级战争。然而，全球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付出了非常高昂的价格，是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为代价。

工业生产搬迁到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外围地区帮助提高了全球生产的剩余价值和重振世界范围内的利润率。但是，核心国家的非工业化和作为当前世界霸权的美国的金融化导致了新的经济和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削弱了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金融自由化大大增加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不稳定性。从短期来看，金融扩张有助于重振美帝国主义的力量；从长远来看，当该体系陷入结构性危机时，恶化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加速了美国霸权的衰落，弱化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有效领导（关于美国霸权衰落的内容，请参见阿瑞吉 2007年 《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

而另一方面，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外围国家的快速工业化创造了一批新的产业工人阶级。特别是中国的产业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人阶级，并开始提出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权利的诉求。在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已经努力适应与容纳核心和半外围国家的工人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他们的人数占全球劳动力不到三分之一。而中国工人阶级的崛起使要求实现高物质生活水平和民主治理的潜在劳动力规模达到约全球一半劳动力。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否能在21世纪不仅努力适应来自核心国家和半外围国家工人阶级的需求，而且也能满足整个中国的人口的需求（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是的话，那其适应容纳（新工人阶级）的经济成本是如此之高吗，是否会最终导致全球积累危机？如果不是的话，不适应容纳（新工人阶级）的政治成本如此之高，是否会最终导致全球性政治危机？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建立在追求永无止尽的资本积累的基础之上，这需要依靠足够高且稳定的利润率驱动。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是由人口增长（劳动投入的增长）、物质资本的积累（资本投入的增长）以及技术进步所推动的。从长期来看，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将收敛等同于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因此，长期的经济增长只能在人口持续正增长或“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正增长的情况下才能维持。由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出生率下降，世界人口很可能在21世纪中期后达到峰值（关于世界人口预测，见联合国2012年报告）。一些领先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如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开始认识到，技术进步可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如果“全要素生产率”近期减速的趋势不扭转，经济增长最终会走到尽头。如果经济增长将结束，利润率最终会趋近于零，而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可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将不复存在。

从生态角度来看，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性发展是依靠大量消耗化石燃料而实现的。世界上许多高品质低成本的化石燃料已经得以利用。世界石油、天然气和煤的产量很可能在21世纪中期之前达到峰值。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受到技术和生态限制的约束，它们的增长将无法抵消化石燃料产量的下降。随着化石燃料生产的下降，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会趋近于零。然而，化石燃料的剩余可采量可能大到足以导致在21世纪发生重大气候灾难。

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导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加速增长。根据目前的趋势来看，累积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21世纪导致气温增加三摄氏度并使全球长期变暖，这将威胁到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

图8.1比较了全球经济增长不同路径下与之相对应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假设每年新资本的碳排放强度相对于旧资本下降25％；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和排放量的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定义如下：经济增长率 =（排放量的增长速度+ 1.25％）/ 0.75（具体内容请见第七章）。

来源：2001年到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14年）。2013年与2014年的世界经济增长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RCP2.6、RCP4.5、RCP6.0与RCP8.5指的是全球碳排放代表浓度路径（可参见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13年报告与环境危机相关参考资料）。在这一经济增长率标准下，新资本的碳排放浓度比旧资本的要低25%左右，套用计算公式=（排放增长率+1.25%）/0.75

为了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就必须为人类遵循RCP 2.6（具体内容请见RCP代表性浓度路径的具体内容）排放的途径。如果2012年开始全球减排，在这将需要在2012年和2100年之间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3％。考虑到技术进步的合理发展，这意味着在2012和2100之间要实现全球经济以每年2.3％的负增长速度绝对减少。

因此，即使全世界立即实现经济零增长，事实上为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也是为时已晚。问题是，是否可能避免最坏的气候灾难破坏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根据RCP 6.0和RCP 8.5的情况，全球经济允许在未来十年维持4-4.5％的年度增长。在这两种情景下，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步在21世纪40年代下降到每年2.5-3.5％。然而，这两种情况都几乎确定会导致在21世纪出现失控的全球变暖和气候大灾难。

在RCP 4.5的情况下，仍然会有全球变暖失控和导致严重气候灾害的重要可能性。因此，为实现长期的全球可持续发展与保护人类文明的未来，世界范围内排放路径低于RCP 4.5的标准是绝对必要的。这需要世界经济增长率在2030年代下降到2％以下，在2060年代下降到零以下。而在历史上，当世界经济增长率跌破2％之时，全球资本主义趋向于严重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而当经济负增长的时候，则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无法正常运作。

因此，为保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常运行的条件与保证气候稳定的基本要求无法相一致。人类文明的物质基础是否可以保存取决于人类是否可以基于社会公平和生态可持续性的新的社会制度取代现有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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