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与革命】不聊自己的罗曼史，专话先烈们的”八卦”篇 ... ... ... ... ...

一九二五年底或一九二六年初，罗亦农来到上海，他是从北京调来上海做江浙区委书记的，推荐者是张国焘，彭述之没有反对。我们都担心会闹出什么事情，因为亦农至今还不知道此事。区委代理书记王一飞关照我，“亦农一到，你先带他去我家里，我先同他谈一谈。”那天，述之不在家，我也有事出门去，忽然亦农闯来了，他直上二楼去找述之，只有碧兰一人在家。他看见房内摆了两张床，又有女人用品，便问碧兰，“述之找到爱人了么？”碧兰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正在为难时候，王一飞来了，把亦农拉走。这是我回家以后陈碧兰告诉我的。

秋白倡议给这两个老朋友和解一下。一天晚上，在述之房间里，秋白、一飞和我都来了，亦农也来了，主人述之和碧兰先在那里，秋白先说了一番道理，中间夹杂着对于三个当事者的批评。我只记得他给碧兰的批语是一个法文字：Ligomisshlennaya（可以译为“不慎重的”，也可译为“水性杨花的”）；秋白之后，到亦农讲话，亦农把这件事说得很轻微，仿佛根本没有问题。述之不同意亦农的话，他说：“亦农同志刚才说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话。”“冠冕堂皇”四个字以及刚才那个法文字，是我在此次调解会议中唯一记得清楚的。

以后，“没有问题”亦农常到宣传部来玩，述之夫妇也常去亦农家里，大家见面有说有笑的。在独秀“失踪”期中，亦农为上海区工作请示中央，曾有几次一早就到宣传部来找述之，两夫妇睡在床上，还没有起来，亦农就坐在床边商量事情。在第五次大会上，这两个人同受打击。武汉失败后，亦农渐渐抬起头来，起初做湖北省委书记，后来加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做了长江局书记，指挥湘鄂赣三省秋收暴动，最后做了中央组织局主任，地位相当俄国党内的斯大林。述之从北京来，向他作报告与请示，和森密告述之声中，他也投下一块大石头。

有一天，我同若飞、世炎，及其他的人都在亦农家里说笑话，自然大家说到亦农的恋爱问题。过后，亦农问我，“今天开活动会议时，有个女同志在台下呆呆地看我，你知道是谁？”接着，他说了一些面貌上的特征。几句话后，我就明白了。我说：“这是诸有伦，贺昌的爱人，你不要胡闹。”他说，他决不在同志的爱人中间找爱人。他说这话，也是间接表示他对于彭述之的不满意。此时贺昌在莫斯科。过了一个时候，诸有伦和罗亦农同居了。恰好诸有伦的母亲从四川带了小儿子来上海探望诸有伦，也就搬进罗亦农的公馆里做丈母娘，我们几个常去陪她打牌。

为这个恋爱事件提出抗议的，倒不是贺昌本人，而是上海大学的二位教授同志：施存统和李季。施存统提出抗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提出一条原则：女同志要另外爱一个男同志，必须先同原来的爱人正式脱离关系。李季的抗议则有些费解，他是站在党的利益上说话的，他说：“罗亦农某次演说时告诉我们：凡损害党的利益的人，我们都要恨他，像他挖掉我们祖宗坟墓那样去恨他。现在罗亦农做出这种事情，就是损害了党的利益。”眼看上海大学师生同志要闹起来了，还是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出面找他们谈话，才压下去的。

贺昌本人则一直隐忍着，隐忍到革命失败，罗亦农做了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时候。这时，贺昌才联合林育南、刘昌群等几个湖北同志去向中央控告罗亦农在湖北工作时的几条罪状，于是把罗亦农在中央的特殊地位推翻了，连带着组织局本身也撤销了。这其间也有其他中央委员帮助，如李维汉。

诸有伦在公馆住了一年多，就去莫斯科读书。她在那里爱上了邵力子的儿子邵至刚，一九二八年因为划船溺死在莫斯科河里。

诸有伦去莫斯科读书，我们都为亦农捏一把汗。从莫斯科回来的人说起诸有伦的故事，我们都不敢告诉罗亦农。罗亦农确知诸有伦爱上了别人的消息，是当他做了湖北省委书记以后，而且在加入中央政治局的时候。此时，武汉已经笼罩在反动气氛中了。以前出风头的漂亮女同志，有的离开了武汉，有的退出了党，尤其是当地的女同志。可是有一个例外，高潮时期湖北妇女协会的负责人李哲时，在党内仍旧积极进行地下工作。她是抱独身主义的女知识分子，年纪相当大了，几个月武汉大闹恋爱的时候，她都作壁上观。可是此次，经不起罗亦农的追求，她终于放弃独身主义了。我未离开武汉前已经知道此事，我回上海不久，罗亦农和他的新爱人也到了上海，半年多以后，李哲时去龙华收葬了罗亦农的遗体，她以后去了莫斯科读书。

罗亦农

一九二五年中秋节晚上向警予造出的因，引起一连串的果，至此才得结束。这中间闹了多少风潮，结了多少仇恨，而且引起了多少党内斗争！和森对述之，立三对和森，贺昌对亦农，亦农对述之！在上海，新惠中旅馆，我亲见贺昌如何请周 恩 来谈话，如何在周
恩 来面前恶毒攻击罗亦农！那时我就意识到恋爱和政治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于是想到其他几个党内斗争也是由恋爱引起的。我这话并非说：凡党内斗争都是由恋爱引起的。大概没有恋爱关系的党内斗争，双方比较冷静些，客观些，理论性多些，有节制些；凡是狂热的，过火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多半有恋爱纠纷线索可寻的。我曾半开玩笑，半正经地在若干朋友面前发挥这个见解。可是他们都不以为然，说这见解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并不专靠事实来辩护我的见解，因为事实可能是偶合的，我认为自己的爱人为同志或老朋友夺去了，即使你能诉诸理智，把这件私事同政治，同革命事业分开，但在下意识中，很难避免对于这个同志发生反感（atnipathie），遇有争论发生，自己本可中立的，到此也站在他的对方了；自己本站在他的对方的，到此也更进一层反对他了；自己本可以同他一致的，到此也慎重迟疑了。贺昌不一定是存心报复才如此激昂反对罗亦农的，但他既然对罗亦农有反感，恰逢有人反对罗亦农，他就乘机发泄了，恐怕为了湖北工作要少些，为了诸有伦要多些。

但也有例外，我至今还怀念一个朋友颜昌颐，他是如此大度，以至自己爱人被人夺去毫无怨心。他和夏之栩相爱多年，为了工作需要，一个留在北京，一个来到上海。有一天，世炎路过上海，记不得是谁在北四川路新雅请客，昌颐也在场，那时我没有见过夏之栩，不过知道她是昌颐的爱人而已。席间，我向昌颐打听：“夏之栩最近有信来么？”昌颐说：“夏之栩现在是世炎的爱人了。”颜昌颐这话说得很自然，倒是世炎涨得满面通红，我才明白自己失言了。昌颐决非矫情，我认识这个人。

乔年就没有世炎那样幸运，他和史静仪的恋爱，差不多和世炎和夏之栩恋爱同时，可是引起了很大的风潮。史静仪是刘仁静的发妻，刘仁静从家里带她出来，不喜欢她，送她去莫斯科读书。她的文化提高了，也不喜欢刘仁静，可是刘仁静渐渐喜欢了她，她回国后，留在北京工作，不肯到上海来同刘仁静过活。刘仁静当时编辑《中国青年》，我常到ＣＹ（共青团）中央去玩，因此也成了刘仁静的朋友，差不多每星期都给《中国青年》写文章。一九二六年秋季一个星期天，ＣＹ中央几个青年人发起去吴淞玩，我和刘仁静也去了，刘仁静总是郁郁不乐。回来在火车站候车时，我忽然发现刘仁静一个指头用布条包扎着，我问他“你怎么伤了指头？”刘仁静不响，别的人就把话题岔开了。我觉得很奇怪。以后有个人，可能是刘昌群，悄悄告诉我：“刘仁静把指头割破，写血书给史静仪，今天我们郊游就是带他出来散散心的。”原来如此！这个血书就不同牛奶调红墨水写的了。

不久之后，刘仁静就去莫斯科读书了。反对陈乔年的，不是刘仁静本人，而是在北京的湖北同乡，他们始终保持着对乔年的反感。后来湖北同志控告罗亦农时，罪状中有一条，就是陈乔年患伤寒病时（当时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亦农（当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为他支出的医药费多至几千元。第五次大会之前，延年去北京开会，知道湖北同乡的反对，他从北京回广东路过上海时，才向我吐露一些不满弟弟的话，我从来未曾听他说过这类的话。

延年没有一丝一毫的罗曼史，直到他的死。

同乔年一样，尹宽和王若飞也为恋爱闹了大风潮。尹宽去山东做省委书记。孔夫子礼仪之邦，男女界限分得很严。尹宽初到时，组织内只有几个女同志，每逢开会都低着头。尹宽很费了力气，提高女同志的自尊心。他的理论，他的工作方法，他的应付手段，在山东男女同志看来，都是新的。大家信仰他，崇拜他，我们在上海都听到他的口碑。他不闹恋爱问题，多好！他的爱人王辩是个才女，一位老先生的掌上明珠。老先生是山东的老同志，女儿也是同志。两人秘密相爱了。不久，尹宽就被中央调来上海做江浙区委书记了。当时，五卅运动之后，工作开展，庄文恭能力不够，中央想到山东的工作成绩，才调尹宽来。我去看他，只见他的房间内有一个女同志，矮矮的，胖胖的。尹宽介绍：“王辩同志。”这个女同志只是低着头笑，我已猜到几成了。

尹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