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很难找到像学术出版一样匪夷所思的行业：无数科研人员为之免费供稿、审稿，却还要花钱看论文；来自政府资助的科研经费没有让科研人员成为高收入群体，却给出版商带来胜过苹果、谷歌的收益率；订阅费用压得预算喘不过气，高校却不敢不买；同类期刊多如牛毛看似竞争激烈，收费却稳升不降。

推动世界进步的科研人员，为何会“沦落”到无偿为学术期刊打工的地步？

匪夷所思的产业

2011年，伦敦伯恩斯坦研究公司的高级投资分析师 Claudio Aspesi 打了个赌，他预测：全球最暴利产业的领头巨鳄将面临破产困境。他说的是里德-爱思唯尔（Reed-Elsevier），一家超大型跨国出版公司，年收益超60亿英磅，备受投资者青睐。它是少数几家在互联网时代成功转型的出版机构，最新一期公司财报显示，它们下一年的收益还将增长。然而，Aspesi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爱思唯尔对自家的前景预测，以及其他几份主要的财务分析都是错的。

爱思唯尔的核心业务是学术出版，以周刊或月刊的形式为科学家提供分享研究成果的平台。尽管这些刊物的受众极为有限，但学术出版仍是单大生意。爱思唯尔每年的全球收入总和超190亿英镑，收益水平介于唱片业与电影业之间，但收益率更高。爱思唯尔科学出版部2010年的总收入为20亿英镑，净收入七亿两千四百万英镑——净利率高达36%，远超苹果、谷歌和亚马逊。

然而，爱思唯尔的商业模式着实令人困惑。对传统出版机构而言（以杂志为例），首先需要支出多项成本：给作者的稿费，给编辑的组稿、加工、校对费用，以及配送给订阅用户与零售商的物流成本。因此，传统出版机构所承受的总成本十分高昂，即使是经营状况较好的杂志，净利率也只在12%—15%左右。

学术出版在挣钱方式上大同小异，只是专营这一方向的出版机构会尽力压减成本。科学家根据各自的研究计划产出成果（这些计划主要由政府资助），然后再免费提供给出版机构。出版机构会聘用编辑评估论文质量、润色稿件文字。学术论文还需要经过同行评议，即检验科学性、评估实验等，而这一部分工作由众多一线科学家自愿从事。成稿后，出版机构便将期刊重新卖回给由政府资助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图书馆，最终读者主要还是最初投稿给期刊的科研工作者。

这就好比《纽约客》或《经济学人》要求记者免费撰写文章、互相编辑，还让政府出钱来买。非科研界人士听到这种运作过程时，大多都会觉得难以置信。2004年，英国议会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在相关的产业报告中尖刻地指出：（学术出版的机制就是）“在一个传统的市场中，供应商要为自己提供的商品买单。”2005年，荷兰银行在报告中将其描述为“匪夷所思的”“三重收费”系统：“国家资助大多数研究，还要为评估研究质量的工作支付劳务费用，最后还得购买最终出版的期刊。”

科学家都清楚自己所处的被压榨地位。2003年，伯克利大学的生物学家 Michael Eisen 在为《卫报》撰写的文章中厉声批评：学术出版“既不合理，也很冗余”；他认为这是一桩“应该公之于众的丑闻”。帝国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 Adrian Sutton 告诉我：科学家都是“出版机构的奴隶。试问，还有哪个产业会从自己的用户那儿收集原始材料，然后让同一批用户监控这些材料的品质，最后再以高到不合理的价格将它们重新卖给这批用户”？

而 RELX 集团（爱思唯尔在2015年后的官方名称）的一位代表告诉我，学术出版机构“会根据研究团队所需来提供相应的服务，而这些需求对科学家本人而言，既无法做到也无力顾及。这一部分便由出版机构代劳，然后相应地收取合理的费用”。

很多科学家认为，出版业过度地干涉了他们的科研方向，长此以往不利于科学的发展。期刊喜爱新颖和吸引人眼球的科研成果（毕竟，足够的订阅数量才能保证出版商更好地运转），而科学家很清楚什么样的研究最容易发表，并会据此调整投稿策略。这可以保证稳定的论文产出，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也意味着科学家可能会对自己的研究方向缺乏清晰的整体认识。期刊不会发表相关研究的失败案例，因此研究人员很可能不知道自己已经钻进了死胡同，哪怕之前早已有同行误入同样的歧途。2013年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几乎有一半的临床试验从未发表在任一期刊上。

有不少批评指出，期刊系统实则阻碍了科学进步。2008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由美国政府资助并主导的机构）的 Neal Young 博士警告道：鉴于科学创新对于社会的重要价值，“应该从道德层面重新考量科研数据的评估与传播”。

身为投资分析人的 Aspesi 听取了25位知名科学家与活动人士的看法，他渐渐相信，由爱思唯尔主导的学术出版业即将改变风向。越来越多的学术图书馆（大学里订阅期刊的机构）威胁道，他们的采购经费快被连年上涨的定价压榨殆尽，要是爱思唯尔不降低价格，他们就取消价值百万英镑的打包订购。诸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德国研究基金会（DFG）这样的国家机构，近来推出了新的备选方案，即通过免费的线上期刊发表研究成果。Aspesi认为，政府可能介入这场产业转型，并保证向所有人免费开放公费资助的研究项目。爱思唯尔以及同行竞争者可能会遭到这场风暴的两面夹击：下有用户反抗，上有政府逼压。

2011年3月，Aspesi发布报告，鼓励他的客户抛售爱思唯尔的股票。几个月后，在爱思唯尔管理层与投资方的电话会议中，Aspesi就图书馆用户的流失风险向爱思唯尔的首席执行官 Erik Engstrom 施压。Aspesi 质问道：如果你的用户都如此沮丧，那是否该问问自己，“这家公司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而Engstrom 回避了这一发问。接下去的两周内，爱思唯尔的股票蹉跌超20%，损失达10亿英镑。Aspesi触碰到了本质的结构性问题，他相信，爱思唯尔还可以撑过未来5年，但整体事态已经在朝着他预测的方向发展。

可是第二年，绝大多数图书馆还是让步了，他们与爱思唯尔重新签订了合约；政府也没能顺利推出可替代的科研成果传播机制。2012—2013年，爱思唯尔的利润率超过40%。第三年，Aspesi收回抛售爱思唯尔股票的建议。“他和我们走得太近了，所以也变得很愤怒，”英国学术图书馆的馆长 David Prosser 分析道，他本人是倡导论文出版业改革的有力之声。

至此，爱思唯尔仍然屹立不倒。

Aspesi并不是第一个误判学术出版业行将触顶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一家利益导向的寡头企业，竟可以在规制严格、由政府资助的产业中长期兴盛，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但是，学术出版已经在近几十年间渗入了科研领域的方方面面。现在的科学家都知道，自己的职业发展前景取决于论文发表，学术地位也尤其仰赖于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论文。20世纪初，即使是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也常常埋头于漫长而没有方向的探索，可这显然已不适用于当下。在今日的体制之下，基因测序之父 Fred Sanger 可能永远找不到教职，因为他自1958年至1980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近二十年间，几乎没有发表过论文。

即使是那些热切期盼改革的科学家，大多也没有了解到这一体制的根源：随着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产业大亨如何从科学家手中抢过出版大旗，并以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不断扩张？没有人比 Robert Maxwell 更敏锐、更精准地捕捉到这一商机。他使科学期刊变身为无与伦比的赚钱机器，并凭此源源不断地夯实财力，逐步提高自己在英国的社会地位。Maxwell 之后还当选为议员，成为可以与 Rupert Murdoch 抗衡的出版业大亨，后者可是英国历史上响当当的大人物。不过，Maxwell 的真实影响力远比我们已知的更巨大。也许听起来难以相信，但坦白说，上个世纪几乎没有人如 Maxwell 那样深远影响了现代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