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无害论、变质论、错用论、倒退论,这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经常理论,也是主张“托式民主”、“托式专政”的经常理论。只要搬出反官僚的牌子,再挂出工人民主的旗帜,再宣布多党自由、政治自由、派别自由、文化自由等多项权利,--只要这样,无产阶级在一切领域巩固和发展自己的专政、消灭资产阶级因素、发扬无产阶级因素等根本问题,据说就被解决了。而实际上,托洛茨基根本就没有正确地提出这些问题。在托洛茨基看来,问题不在于群众,不在于千百万群众如何贯彻落实自己的真正无产阶级专政,不在于无产阶级群众已经达到和将要达到的觉悟和水平;而在于上层官僚分子,在于上层变质分子。只要把这些官僚化的领导人员打倒、重建,或者说,只要按照托洛茨基所设想的,用一个又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形式权利”去监督、制衡,搞多种因素的同时并列。那样,虽然好不到哪里去,但也不至于太坏。虽然没有贯彻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但也不会让官僚主义过于肆无忌惮。总之,这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社会主义气味,而只有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甚至自由主义。 最后,托洛茨基主义还把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托式专政”和“托式民主”问题,运用到了革命党的建设中去。他们说,革命党要承认“派别自由”,要在“派别自由”的基础上,搞行动一致。 这真是匪夷所思!布尔什维主义的党,坚持组织原则上的民主集中制,坚持思想争论的自由和组织行动的一致。布尔什维克的党,什么时候主张过“派别自由”呢?什么时候主张过把思想争论的自由发展到建立派别活动和派别组织的自由呢?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把无产阶级党的组织纪律性视同儿戏。 的确,派别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是有客观生活的实际土壤的。对于派别,不能只凭主观好恶上的意见来处理,而要从客观生活的某些实际反映来处理。但是,不能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处理,不代表就是不处理、不克服、不反对。派别现象是客观存在,但不是理想的、进步的存在,而是落后的、不开展的存在。党的任务之一,恰恰是从不开展走向开展,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落后的形式走向先进的形式。因此,党要克服派别,而不是承认派别,尤其是简单承认派别有自由存在的权利。党承认派别现象的客观性,不是为了承认派别自由,而是为了从唯物主义的步骤出发,切实消灭派别现象,解散派别,让派别服从于统一的、集中的政党纪律。 因此,党不是不克服派别现象,而是主张不能唯心主义的、仅凭主观好恶的方法去克服派别现象。有些派别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只是漂浮在社会表层的泡沫;有些派别则是客观生活中重大分歧的实际反映。对于这后一种派别,如果仅从主观好恶上去评价、去处理,那显然是要犯错误的。所以,党要区分实质性的派别现象,承认这种派别现象的存在。但这样做只是为了从实际行动上有效的消除派别,而不是为了用派别自由的形式来承认它、固定它。 党承认不同思想观点有表达分歧、公开争论的自由,但不能采取派别活动和派别斗争的方式,而要采取政党纪律和政党组织的方式。党承认思想上的争论自由,恰恰是为了巩固组织上、行动上的纪律和统一;而不是给派别活动大开方便之门,说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要承认派别自由,让人们在党的纪律之外再建立自己的派别纪律,在党的组织之外再建立自己的派别组织。 --再说一遍,这想一想都知道是无比荒谬的。这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是小资产阶级清谈分子的俱乐部。 话已至此,关于“托式民主”、“托式自由”的问题也就无需再谈了。“托式民主”不是无产阶级民主,而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托式自由”不是无产阶级自由,而是知识分子式的自由。“托式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专政。总之,一个把无产阶级革命领导力量看得无比之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遇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变质论和错用论”以后,就摇身一变成了自由主义的民主派。从左到右,中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通过托洛茨基的思想领导力量,二者就合而为一、不断进行了。甚至可以说,早在1903年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分裂问题上,托洛茨基就已经显出自己和列宁主义的政党纪律不相容了,和列宁主义的集中制不相容了。因此,问题的根子是很长远的,不是革命胜利以后才突然这样,而是早就这样了。以上就是“托式民主”和“托式专政”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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