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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西方(中心主义)左翼看中国

2017-7-28 02:15| 发布者: 水边| 查看: 1143| 评论: 2|原作者: 卢荻

摘要: 中国的“走出去”就总体看并不具有攫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剩余的特性,因而不能说是帝国主义。由此引伸,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的逻辑是金融化,帝国主义因而主要表现为金融霸权对全球劳动者以及发展中经济体的“掠夺性积累”。

《红色参考》编者按:随着中国高度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试图通过“一带一路”等战略手段走出国门,近几年来,不仅西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而且在西方(中心主义)左翼中也普遍认为中国正在走向甚至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受此影响,国内青年左翼知识分子持“中帝论”观点者也为数不少。

 

这篇文章是不同意“中帝论”观点的。作者认为:虽然中国对外经济活动急剧膨胀,在表面上确实呈现出一系列貌似帝国主义的特征,但中国的所谓对外扩张从总体上看并不具有攫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剩余的特性。因此并不能纯粹以(理论或理念上的)生产方式,来定义中国政治-经济是否真正具有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性质。而应该是由现实存在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来做出界定。


西方(中心主义)左翼不从现实的资本主义体系出发,仅仅按照理论定义就认定了今日中国是资本主义甚或帝国主义,那么其结果则是堕入“反资本的初衷变成维护(历史)资本主义的实践”的陷阱,变成了只反资本(甚至只反权威)不反资本主义的后现代左翼。这种思潮的影响对国内左翼发展将是有害的。




本文作者卢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比较政治经济学中心主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学系教授。

1987年获得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经济学)学士,1991年获得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发展经济学硕士,1994获得英国利兹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全球化问题,比较政治经济学。






面对西方(中心主义)左翼看中国

 

卢荻

 

2017年725

 

 

去年年底,我带着一篇算是学术论文的文章和一些关于现实政治-经济的意念,分别在香港、台北、北京参加了三个很有政治意味的知识聚会,话题不离如何从左翼角度看今日中国,尤其是聚焦于中国政治-经济是否具有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性质问题,从中颇获思想刺激,也加深了对近年冒起勃兴的港台大陆的青年左翼的了解。

 

该篇文章分两部份,刊发于上海的《观察者网》,即《中国“走出去”,挤压了世界发展?(http://www.guancha.cn/ludi/2016_12_22_385467_s.shtml)和《中国成了“新帝国主义”?(http://www.guancha.cn/ludi/2017_01_06_387939_s.shtml),而文章的英文原版则是载于https://www.soas.ac.uk/economics/research/workingpapers/file113670.pdf


 

其中,中文版本为了因应政治话题,特地在下篇的开头添加了下列文句——

 

仅仅就表象看,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走出去”,确实呈现出一系列特征,貌似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所界定的“帝国主义”。这包括:外贸膨胀、资本输出、与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助长发展中经济体的去工业化或经济结构“初级化”趋势,等等。考虑到“走出去”的主体基本上是大型国企,背后有国家战略的引导和国家控制的金融机构的支持,于是,诸如金融资本、垄断资本等概念好像就能套用了。如此种种,是否坐实了中国是帝国主义、或至少具有帝国主义特性?

 

更深一层探讨,现代帝国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是垄断形态或高级阶段的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判断;于是,所谓“中国帝国主义”论的基础,必然是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化了。同样也仅就表象看,今日的中国经济,已经是高度融入了世界市场或世界资本主义,从外贸、直接投资、跨境金融流动,到国内的宏观经济决策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体制和行为,都是显示着这种高度融入。那麽,是否就能由此推论,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必然也只能是资本主义性质?

 

要回应、反驳近年流行于国内外的那些对上面两个问题的肯定性论调,必须有充分的现实根据,还必须作出理论澄清,这正是本文希望能做到的。

 

概括而言,下文力图论证:即便有上面所述的种种表象特征,中国的“走出去”就总体看并不具有攫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剩余的特性,因而不能说是帝国主义。由此引伸,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的逻辑是金融化,帝国主义因而主要表现为金融霸权对全球劳动者以及发展中经济体的“掠夺性积累”。面对这个资本积累逻辑,无论是就“走出去”还是就国内而言,中国经济迄今在系统意义上至少是既有屈从也有抵抗,这正意味着资本主义化并没有成为主导,也没有理由和根据相信未来前景必定是屈从将成为主导。


 

我这样的论断,在港台大陆的青年左翼圈中竟是十分另类,他们的主流倾向却是要对上述两个问题做肯定回答。联系到他们以及他们在西方的同道偏爱以“富士康模式”(也就是对劳动者“超剥削”的模式)来概括整体中国经济,偏爱引用David HarveyAlex CallinicosLeo Panitch等人的相关理论或现实研究,以此作为凭藉来高举“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整体的政治-经济构造,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我之前的印象,即:存在着一股西方中心主义左翼思潮,甚至可说是港台大陆的青年左翼圈的主流。

 

那麽,在知识意义上,我对他们的回应、批评是否有效,就让文章经受检验吧,还有随后陆续写出的一些交流意见和点评,还有打算在未来要写的后续文章。在较为贴近政治的层面上,我的总括评论是——

 

必须有资本主义理论,因为,一个个部分资本的集合,不等于资本主义;必须有国家理论,因为,一个个官僚或官僚群体的集合,不等于国家;归根结底,必须有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在今天的主导运作逻辑”的观念,惟此才能合理地联结本地的反资本抗争与系统性的反资本主义抗争、以及对这两种抗争可能存在的矛盾保持必需的警惕。

 

回到去年年底那三场活动本身,当时写下了一些现场观感,随后也有一些交流意见或点评,现在重新浏览觉得还是颇有意思。

 

在香港的聚会是东亚地区另类地理学年度研讨会,我在会后写下的观感是——

 

整个研讨会聚焦于各种(宣称的)反权威-反资本运动,尤其是台湾“太阳花”和香港“雨伞”,一二百个出席者,包括几十个显然是来自欧美的,发言的性质几乎全是“从本土看/想象世界”,而看出去/想象中的一个巨大身影无疑是中国。我的发言或许是唯一一个“从世界看/想象本土”的,期望带出的论题是:反资本不等于反资本主义,以反资本为名目的运动甚至可以是维护资本主义。

 

在台北是参加“林书扬的文论与实践纪念”,因为是社会主义统一派(左统)同道的聚会,倒是没有听到什麽根本性的歧异、对立意见,不过,隐约间还是能够感受到这种意见其实在场,归根究底就是与会者必须面对这样的诘难:凭什麽认定左与统不可分?是否,左是假的,实质上却是中国民族主义?又或许这主要还是我自己的联想,是将之前两三年认识台湾左翼圈得出的印象带到了现场,而我参加会议的文章的引言就是这样写的——

 

据说,台湾社会主义统一派(左统派)经常会面对这样的诘问:“是左首要,还是统首要?”按照某种敌意的诠释或代为解答,左统究实也只不过是民族主义,统为根本,左只不过是修饰。而今日洋左在台、港、大陆崛起,其西方中心主义视野中并无资本主义中心宰制边陲的问题,从而更是以左的名义和理论,与各路右翼未必齐心但是合力将批判矛头对准左统。

 

面对这个挑战,左统的回应是,左与统不可分,是同一个历史进程。这个立论,既是对过往历史的定性,也是对今日现实的结构性判断,还涉及对两岸劳动者的主体性塑造的期盼。归根究底,这是一种“批判性的第三世界主义”,意即(从世界范围到本地的)历史规定了左统是两岸劳动者解放的最有希望、甚至乎是唯一的出路。

 

左统论以及“批判性的第三世界主义”的必然前提,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存在,认定这个体系正是压迫两岸劳动者的最根本力量,而两岸的分离分断——包括历史-结构层面和主体性层面——主要也是这个压迫的体现。与此同时,左统论的一个虽非必要但是极其重要的补充条件,是中国革命,包括认定直至今日仍然具有相当浓厚的社会主义导向的中国现实变革,这正解释了左与统为什麽不可分,劳动者解放为什麽必须走左统道路。林书扬先生等诸位左统的论述,都是包含了这个前提和补充条件。认定帝国主义的存在,这是明确不过的,从而台湾的政治-经济被界定为具有半殖民地或新殖民地性质。关于中国变革,林书扬基本上是执着于过渡社会理论,陈明忠的(列宁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论,陈映真的“类资本主义”论,吕正惠所诠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应该都是可作如是观,都是认为中国的变革具有或应该具有社会主义导向。

 

无独有偶,海峡对岸的被称作新左派的知识群体,也是有着相近的倾向,同样是以继承中国革命、超越现代性/资本主义作为立论基础。汪晖和甘阳强调共和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两种政治-经济传统的一致性和综合(在文化层面上还要或是加入五四传统形成“革命中国”或是加入文明中国传统形成“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崔之元的重复文革论其实是强调在市场化进程中要有群众力量把舵不离弃社会主义导向(虽则他对社会主义有其独特的阐释),王绍光对“公民社会”理论的批判、刘小枫的“尊毛泽东为国父”论和将朝鲜战争定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等等,既可以理解为建设一个有别于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也可以理解为寻找一条抗衡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国道路”。

 

那麽,回到左统的课题,为什麽社会主义导向是劳动者解放的必需?为什麽中国革命传统的存续是两岸劳动者解放的重要凭藉?就前者,或许有两种可能的回答,一是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劳动者解放的理想,无论客观环境如何总要坚持下去,另一是,社会主义导向是劳动者解放的必要物质基础也即后进发展的必需,而帝国主义则导致后进发展从而劳动者解放的不可能。左统的论证大体上就是围绕着这两个回答展开的,其中,林书扬着重后一种回答,强调社会主义导向的科学性、客观性。

 

于是落到今日中国现实中革命传统有否存续问题,或退一步仅谈物质基础,在后进发展意义上今日中国现实究竟具有什麽特性、能有什麽前景,这在左统科学性的讨论中是重中之重。而左统和大陆新左派都是立场明确,认为迄今中国在后进发展意义上确实有巨大的、必须珍重的建树,这正是他们与洋左的关键分歧。进而申论,他们还强调,中国的后进发展,一方面是在对外没有殖民剥削、内部社会进步同样建树显着的条件下实现的,另一方面,建树的巨大规模就抗衡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言具有系统性意义,有可能从根本上促进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以这两方面为根据,虽然不足以推论出今日中国是社会主义导向,但是,有理由判断出这个导向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作用。

 

这个判断需要阐明,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层面上,社会主义导向究竟是如何起到作用的。另外就是必须面对各种对立判断,包括理论和现实。既然,现实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资本主义成分,那如何判断究竟是(先假定是代表了社会的)国家控制着资本,而非资本控制着国家?尤其是是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变革是在新自由主义化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中推进的,那麽,现实上,究竟是社会主义导向的“国家资本主义”、“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抑或是已经、或有倾向蜕化成掠夺性的“官僚资本主义”?

 

再将对立判断推至极致,将“批判性的第三世界主义”套用到中国本身,近年来洋左大力宣扬“中国帝国主义”论、指摘中国正在挤压、剥削、掠夺其他第三世界经济体,对此应该如何回应?须知,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对外经济活动急剧膨胀,至少在描述层面上确实呈现出一系列貌似帝国主义的特征,包括资本输出、以工业制品与其他第三世界经济体交换初级产品、与其他先进经济体争夺世界市场份额,等等,这应该如何定性?而按照左统理论,如果中国政治-经济真的是帝国主义,那必然就是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主导,所谓社会主义导向也就无从谈起了。那麽,左统应该如何在检视现实和澄清理论的基础上重新肯定自己?下文试图就这个课题略作贡献。

 

在北京是应邀去三声书房做讲座,参加者数十人以高校青年师生为主,也能判断是各路左翼,这在随后的微信群讨论中得到印证。这其中发生了一件事,是(在美国的)《红色中国网》很快就发表了对讲座的报道和点评,不大确切的报道和颇不友善的点评,我只好立刻澄清回应。其中有三点与此刻的论述直至相关,值得重提(下列文句中引号里面的是红中网的,然后是我的回应)——

 

“港台等雨伞运动和太阳花运动很危险,特别是当地的一些青年人以西方左翼的理论来分析,然后提出以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族自决权问题。”

 

首先,我不觉得危险,而是鄙视。其次,没有任何“特别是”。其三,有左翼理论分析,也有自决权倡议,但没有任何“然后提出”的因果关系,另外我不认为这是什麽“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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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曲项向天歌 2017-7-28 16:47
是的。我们只看到资本在源源不断地“投资输出”,却只见以百亿为单位的亏损而不见利润。
如果资本外逃也算是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那么蒋介石统治时期的中国就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了。
引用 水边 2017-7-28 02:18
责编 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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