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越来越难以把控的时代。经济增长疲乏、金融市场动荡、主权债务危机、负利率的无奈、恐怖主义威胁、环境危机和气候危机，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新常态”，世界资本主义的未来不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没有争议的问题。今天的人类必须严肃面对一个问题：智能机器人可以替代人类的生产功能，但是它能不能替代人类的消费功能?一个越来越现实的困惑是：一旦人类步入“非生产元素”的“后匮乏时代”，如何保证每个人的消费权利?这个问题说穿了，也就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市场经济如何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此，不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创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需要自身的反省和创新。

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一、引言

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已故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预言，主宰未来世界演化方向的是“文明的冲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亨廷顿对未来的预期似乎并不强调“意识形态的分歧”，然而，他对未来世界的演化方向不仅有着明确的事实指向，而且有着明确的价值倾向，那就是：“对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政权来说，不仅要有政绩的合法性，而且还要有程序的合法性。”所谓“程序合法性”，归根结底就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普世价值。正因为如此，在后来出版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亨廷顿充满信心地展示了“时间属于民主这一边”的历史前景。亨廷顿所谓的“民主”，就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在亨廷顿逝世8年后的今天，主流学界对资本主义未来的预期已经很难继续乐观下去了，即使有人乐观依然，却已经没有多少底气了，而来自于体制内的反叛者却呈风起云涌之势。法国新生代经济学家皮凯蒂，虽然他骨子里并不认可马克思的立场，但却忧郁地得出了一个与马克思相近的结论：资本收益率始终大于经济增长率。正如量子基金创始人罗杰斯所言，“历史给人们最大的教训是，人们不会吸取历史的经验，同时，历史还告诉我们，就算是那些懂得历史的人，他们也同样不会以史为鉴。”无论资本主义主流学界对亨廷顿所钟情的“普世价值”如何具有理论自信，世界资本主义的未来都不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没有争议的问题。因此，讨论世界资本主义的演进方向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预感与无知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是无声无息的漫长历史，质变则是惊天动地的一瞬间。每当世界面临惊天动地巨变的前夜，如同大地震前的先兆，有人总会有预感。至于预感是来自于特殊的直觉，还是来自于长期的跟踪研究，这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即使是专业人士也很难准确预测世界将要发生的巨变———比如，起始于2007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和2008年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又有几个机构或专家准确预测到了呢?倒是某些直觉或许更要靠谱些。我们不是说这世界巨变明天或者明年就会发生，人类社会历史的风云际会至少以30年为单位才能看清一二，其中的变化绝非个人生命长度就可以度量。不过，还是有人敏锐地预感到了即将发生的巨变，且意识到了这种变化的历史转折性。比如，“量子基金”创始人罗杰斯说：“我对当今形势非常担心，因为如今我们所将要面临的，有可能比大多数人这一生所见到过的灾难更糟糕。但或许，世界早就该面临如此巨大的危机了。纵观历史，我们确实已经经历过一些重大危机时刻。眼下，我并不是指诸如1968年或2008年这样的危机，而是一场更加严重的世界性危机，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大量银行破产、大面积失业、独裁者出现以及战争。”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鞠建东认为，“大概一万年以来，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将在50到200年之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一次的物种变革却有可能在50到200年、几代人之内实现，因此这一次的物种变革会激烈动荡，我们正在迎来一万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这一次的物种变化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生物人和机器人将有机结合”，“其次，精神和物质相统一”，“再次，个体与总体相统一。”

悲观的罗杰斯预感到了资本主义的穷途末路，但他不知道，除了继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路径依赖，人类社会还有什么出路可供选择?乐观的鞠建东预感到了科技进步将会在生产力维度上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巨变，但他不清楚，这样的巨变将会对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制度带来何种性质的改变?

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

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世界正在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化社会，由大数据生成的新范式和新工具，毫无争议地正在改变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与此相应，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VR技术(VirtualReality的缩写，即虚拟现实)的飞速发展，对于经济运行模式以及经济运行规律的影响更是引人注目。问题在于，一方面，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信息化和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生产社会化程度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是以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生产关系私有性质越来越狭隘，越来越固化。前者，要求生产关系必须突破私人占有的狭隘境界，以此与生产日益高度社会化、国际化的现实相适应；后者，却死死捍卫着产权的私人性质，极力维护着垄断资本的私人利益。现实的案例实在是数不胜数：“在过去的15年里，我们的市场已经经历了两次50%的暴跌，我们是不是还将面临第三次50%的下跌?既然市场可以跌50%，那么是否也存在下跌75%的可能性?这一切都可能发生，并且最终必将发生。同时，那些如同洪水般被滥印的钞票会将股市拉高，中央银行会无所不用其极，采取更多手段让游戏继续玩下去。”“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们见证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英国脱欧、恐怖袭击、警察被杀、德意志银行近乎崩溃以及德国长期利率转负等等。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世界形势更将急转直下，经济愈发萧条，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动荡，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将激发更多怒意，更疯狂的政治家将步入政坛。纵然有骑士骑着白马，试图赶来拯救我们，但往往只会将事情弄得更加糟糕。”

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灾难越来越积重难返。然而要命的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功能可以由机器人包揽，但人类社会的消费功能却无法由机器人代替。今天的人类必须严肃面对一个问题：智能机器人可以替代人类的生产功能，但是它能不能替代人类的消费功能?换言之，人类可以让智能机器人来代替自己生产，但是，人类能不能让智能机器人来代替自己消费?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生产活动中的人力正在逐渐地被自然力所取代，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自然力取代人力进行生产，并不意味着自然力同时也取代人力进行消费。正如彼得•富雷兹所说：“人类作为生产的元素已经是多余的，但是作为消费者依然是必要的。”于是灾难出现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千千万万劳动者不再被生产过程所需要(“雇佣”)时，他的消费又何以可能呢?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迎面而来：在人类已经不是“生产元素”的“后匮乏时代”，如何保证每个人的消费权利？这个问题说穿了，也就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市场经济如何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令人不解的是，对于这样一个要命的问题，“自由民主”的市场经济不仅依然是“无为而治”，而且居然完全处于“无知”的状态!

三、困惑与出路

于是我们看到，在当代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可调和。这种矛盾反映在上层建筑，则是政治权力结构以及作为软实力的意识形态，已经越来越无力应对经济基础遇到的来自生产力的挑战。美国最近的大选为什么很无奈?因为“美国人民只能在骗子和疯子中间选择”。难怪罗杰斯会发出如下哀叹：“对于即将到来的一切，我们无处躲藏。我不是说今年或明年危机就将到来，而且也无从确定危机到来的具体日期。但是如今世界的不平衡恶化到了如此程度，已经无法再长期维持下去了。”

很遗憾，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严重缺乏对自身“合法性”进行反省的自觉性，依然天真地钻在资本逻辑的死胡同里，心满意足地继续做自己的发财梦。有些资产阶级学者虽然意识到了当下的困境，但是他们摆脱不了“经济人”假设的逻辑框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了。当记者问到消除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有什么有效办法的时候，他回答说：“没有，我没有找到任何办法。因为我认为这在根本上是由技术推动的，是因为‘智能机器’有能力代替形式越来越多的人力劳动。传统的解决办法是再分配，我认为需要这么做。某种程度上，需要拥有一个社会保障体系，需要保护人民，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做法在根本上帮助不大。它将破坏工作的热忱，而且最终可能无法真正填补其中的一些缺口。经济学家们常常主张的另外一种解决方法就是更好的教育，但我还是不确定这能真正解决问题。首先，改革教育体系并不是那么容易;其次，即使教育工作做得再好，我们还是不清楚是不是每个人实际上都能通过训练而各有所用。”福山正确地看到了问题的根源“是由技术推动”所造成的，但是，坚信普世价值的他根本“找不着北”，所以“没有找到任何办法”。福山的困惑是必然的：一方面是“需要再分配”，另一方面是“它将破坏工作的热忱”;一方面是“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是“每个人都能各有所用吗?”一旦锁定在“经济人假设”的逻辑里，福山既没有办法找到解决困境的出路，当然也理解不了解决困境的马克思主义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