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互联网正在改变社会结构 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社会结构呈现金字塔型，每个人都处于金字塔的不同层级———阶级或阶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大卫•史塔克说：“社会结构的老系统是什么?它基于一座金字塔，随着等级上升，人数会越来越少。”现在，互联网正在压扁社会结构的金字塔系统，“网络社会”、“网络企业”、“世界是平的”，越来越成为当下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只有在互联网时代，“主体间性”这个口号才真正成为后现代的标志。诚然，作为社会结构内涵之一的收入分配结构依然故我，两极分化甚至还有不断恶化的趋势。但是，随着网络化的扩展，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甚至人们的婚姻结构以及与此相应的权力结构正在趋于“去中心化”和扁平化。 对于政治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现代社会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对于经济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现代社会不仅反应迟钝，而且有着天然抵触情绪。“普世价值”在二者上的选择性失明，使得资产阶级御用文人根本不敢正视经济权力结构变化的必然性。当资产阶级还在义愤填膺地抨击政治权力世袭制的时候，互联网并没闲着，它一边偷偷地在撼动资本权力世袭制的暗流中火上浇油，一边又明目张胆地在解构资本权力的群殴中跟着起哄。尽管资本竭尽全力地维持其在经济结构中的“中心”地位，但是在经济关系中的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的趋势已然命中注定，势不可挡。 4.互联网呼唤新的社会调整能力 互联网时代不仅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飞速发展的时代。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桑内特说：“金融业、房地产业、保险业，这些岗位将在5年之内被计算机所取代。”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联合创始人米切尔•卡普尔说：“我相信，只需要一代人时间，无人驾驶将基本代替人工驾驶。美国有三百万人靠驾驶维生，他们怎么办?”《互联网时代》展现了不久将来的社会图景：随着计算机、机器人逐渐取代人力，我们将怎样面对商品过剩和人力过剩的双重压力。对此，纪实片的编导发问：“这是个绝对丰裕绝对剩余的时代，最终被剩余的，会是人吗?新技术新时代一定在同时提供着新岗位新职业，但最终是消失的岗位更多，还是新生的岗位更多?我们还要期待，与新时代相匹配的社会调整能力。” 其实，对新时代社会调整能力的变迁方向，马克思早就做过极为深刻的揭示，那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这似乎被《互联网时代》的编导所忽略了。不过有一点，编导还是正确地意识到了：“现代福利制度，本质上是为工业时代周期性的就业颠簸而准备的。在互联网时代的大面积剩余面前，这个世界还缺乏准备。”在我们看来，与新时代相匹配的社会调整能力，不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而只能是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这个改变不仅意味着政治民主(政治权力公有制)的狂飙突进，而且也意味着经济民主(生产资料公有制)必将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强劲呼声。互联网带来的变化仅仅是正在发生的变化的一个侧面，而且这个变化才刚刚开始。但是，我们要指出的是，正在变化的方向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有着惊人的一致。这就够了。 五、结语 人们习惯性地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已经是世界最完美的制度，无需创新和改变，更谈不上什么“革命”。由此形成的思维定势是：只有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才需要创新(尤其是制度创新)，才需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其实，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然面临的困境，更需要自身的反省和创新。不论愿不愿意，西方自身面临的问题正在倒逼“自我革命”的来临。 鞠建东虽然不清楚未来生产关系变化的方向，但是他正确意识到了普世价值并不是永远正确的“宇宙真理”：“我们很多人认为，只有中国这样相对落后的国家才需要思想、理论、文化的创新，而中国的思想创新，只要‘国际化’，只要学习西方的‘普世价值’、‘先进理论’、‘先进制度’就可以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中国的思想界，经常忽略西方主流学界近年来，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思想变革的讨论。思想的变革和创新不仅仅是中国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全世界的需要，是全人类的需要，是人类物种变革的需要。” 马克思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蒸气、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这三个人都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革命家。在马克思的语境里，革命就是创新，它既包括生产力维度的创新，也包括生产关系维度的创新。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的创新看作是比那些革命家都“更危险万分”的不安定因素，足见马克思非常重视生产力维度的创新，把它视为人类一切创新的基础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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