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颖义是我大学同学，我知晓一些他撰写《赤子》的内容和写作的背景。

2015年10月武汉水院校友聚会时，作者徐海亮（后排左一）与《赤子》编著者岑颖义（前排左二）及杨道远（前排左三）等同学合影。

武汉水院的部分同学，早就酝酿写一本院文革回忆，岑颖义编著的《赤子》，是继原团委书记张建成之后，第二本问世涉及水院文革的回忆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人，认真地反思和撰写这种局域性的文革历史，是好事。浩瀚、庞杂的历史，就是由具体的社会实际串连、整合起来的。岑不会用键盘输入，这五十六万字，是用手写板一个个字连缀起来的。我到顺德时，见到正蜗居在碧桂园撰写书稿的岑，得知他写史的喜怒哀乐，以及众口难调的为难。岑有读书人的执着，他在5年前，几乎还沉浸在生意场上，有时翻翻有关文史书籍，也不一定都是史学研究著述。据悉，他原打算退休后写一部反映岭南社会转型百年风云的历史人文小说。种种原因，他不得不承受撰写本书的重任，很快转入文革研讨的方向。完成《赤子》的撰写并出版发行，实践从文革造反者、下海人到文革研究者的身份转型，我觉得他走出了转型的第一步。

他和武汉目前出版个人回忆录的立足点不尽相同，他不着重表现个别文革风云人物的历程和心态，而重在表现前赴后继、跌宕起伏的水院运动，以及穿插在全过程中的群体形象。

我觉得与目前已出版的，涉及高校老五届同学编著的文革回忆录相比，岑的《赤子》属于文革研讨的价值取向的光谱中，最具左一端色彩的。有的文革回忆编辑者一听到书名，说就有那种……感觉。我提请岑关注，是否专注史实，少些论说，也有校友直率地向他提出是否要纠正这种倾向。这实际上也是水院编撰组的倾向性表现，编撰组在坚守当年的基本理念。岑按他重新收集、梳理的史料，按他的认识分析，将他的意见及结论和盘托出。

目前我接触到和能够听到的当年武汉水院师生（包括当年“不同派”的同志）对本书的反映，总体认为该书记载的均为事实，内容详实，让同学们回到那久违的青年时代。对于能够收集和整理出如此丰富、细致的资料，表示十分尊敬和珍重。我想，作为对历史真实记载，这就是一种成功。“事实胜于雄辩。”史实和引证的真实与否，是忆实写史的前提，一本书如果所记述的内容基本是事实，就可以得到人们的基本肯定了。况且在批判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文革路线成为时尚潮流，一些过来人匆忙地逃遁并切割历史，撇清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之时，应该也有亲历者坚持尊重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事实，坚持自己的文革史观。这算是武汉水院人慎独思考的一个特点吧。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是武汉文革初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单位。

在1966年“五十天”里，王任重和湖北省委选择了水院进行重点突破，迫使学生奋起反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纷纷参加并集合成武汉地区造反红卫兵组织，随后，参加一月夺权，夺权时分的造反派分化争斗，奋起反击二月镇反，坚持为工人总部平反，面对和经受了著名的“七二零”事变考验，经历了本院、省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水院的造反派都在武汉有非常的表现。他们与武汉各大中学生、省市领导干部、广大工人和市民群众有广泛深入的交流、互动，他们不同程度地与省委领导、军区首长、中央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有过接触与互动。他们在武汉的文革运动中一度起到先锋模范的作用。而省市和军区领导、学校院系领导、学生、教师、干部、工人、群众，有一些生动的话语和行为，《赤子》一书基本都记载下来。1970年，在北京学习班里，武汉水院在校的一大批骨干，经受了所谓“516反革命集团”逼供审查的高压，以及陈伯达的亲自劝诱和威胁---而颇有来头的审查从水院打开缺口，对武汉造反群众政治上突破，造成新的冤案。

武汉水院的文革文物

《赤子》的另一个特点，反映出武汉水院的另一特点，即该书强调了文革以前在学校里对文化与政治教育问题、对人分三六九等问题、对某些社会问题的关注，都确实存在认识分歧。真诚地拥护共产党、毛主席的青年学生如何被人为分裂成两派，这实际是文革运动在水院发动、铺开的一个要害因素，又是大多数人积极参与的主观动因，人分三六九等更是作者深恶痛绝的现象。

作者高度肯定了文革中脍炙人口的“造反有理”理念。有人热衷于讲文革派别，认为文革史就不该多谈什么教育问题，其实，高校的文革史，教育领域和社会动因，必然是最关键的---许多人没有认真关注的大问题，如果不存在上述令人困惑的问题，学生的造反那确实就没有什么合理性了。清华大学的吴纬煜（即1976年撰写几论《走资派还在走》的作者）认为，高校的学潮，就那么两年，广大学生毕业离校之后，学校的运动才更深刻地反映出高校文革斗争的一些本质问题，才更触及知识界的灵魂。我个人1968年就离开学校了，不知道也不理解他说的问题指的什么，但觉得武汉水院在1970年之后，有更需要我们知道的东西：老师、职工和院系领导都在学校生活、参与运动，他们比大学生更多地遭遇了一波又一波的对早前群众运动的反攻倒算。清华一些师生在研讨文革史时，就认为不能把清华文革就局限在学生运动和早期的学生为主角的运动里。岑尽可能披露了一些，比如教职工和干部与军宣队、工宣队的关系，清查“516”，1975、1976年的水院。介绍了一些军宣队领导的奇异、生动语言，水院人的心态……。知晓这些鲜活的政治生态，明白政治拉锯并非在学生毕业离校宣告结束，对我们全面认识文革运动，不把历史仅仅看成学生们个人经历的片断，是大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