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反党问题

第三节  陈伯达反党问题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0年九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陈伯达专案组，由康生、李德生、周恩来负责。具体工作由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处理。

一九七0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1970.11.16；中发［1970］62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一）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二）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过陈伯达反党的问题。为了教育干部，让较多的同志了解这个问题，中央决定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向党的地区级核心小组成员、部队师级党委委员和同级党员负责干部以及中央各专案组人员宣读和传达。传达内容主要以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为准。

（三）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对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在这个文件中，毛主席揭露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谣言和诡辩，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号召全党同志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同陈伯达划清界限，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各单位要组织听传达的同志认真学习和讨论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文件，结合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和党中央一九七○年５９号学习通知所规定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各单位应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传达陈伯达反党的问题。

陈伯达历史复杂，是一个可疑分子。中央正在审查他的问题。各单位在传达时，要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并请你们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

（五）对陈伯达的问题，外间有一些猜测，敌人也在探听消息。传达时请你们注意保密。有关文件不准翻印、抄传、听传达的同志不准记录、不准传播。

各地传达情况和反映，望及时报告中央。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上的批语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三十八军党委“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

1970.12.16；中发［1970］76号

1970年12月10日，中共陆军第三十八军委员会写了《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送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

报告说：“陈伯达千方百计地突出自己，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陈伯达在处理保定问题中，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材料分为4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陈伯达的反动历史”。主要内容有：“家庭出身和入党前的个人历史”，“和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关系”，“被捕叛变”，“失掉党的关系问题”，“托派问题”，“在天津工作时的错误和叛徒、特务、工贼刘少奇为陈翻案的问题”，“写反共文章”，“里通外国嫌疑”。

第二部分为“投靠和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要内容有：“追随王明，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一贯投靠和追随刘少奇，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秀才和头面人物”。

第三部分为“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主要内容有：“大派工作组，又把自己装扮成反工作组的英雄”，“陈伯达是萧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几次突出的反党阴谋活动”，“陈伯达借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机会，炮制了一个继承刘贼唯生产力论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分裂党的黑纲领”，“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的阴谋活动”。

第四部分为“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

1971年2月19日，周恩来就结束全国计划会议一事致信毛泽东，汇报近日工作安排，毛在信上批示：“都同意。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周恩来于2月20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2月21日，《通知》下发。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

1971.02.23；中发［1971］18号

照发

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

在二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邀集各地来京参加国家计划会议的各大军区党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主要负责同志到会的会议上，首先宣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会议的指示：

“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宣读后，到会的各地主要负责同志表示了坚决拥护，认真执行毛主席的英明指示。

为使各地和中央各领导单位在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能对毛主席的极其重要的指示有深刻的理解，并联系到庐山会议上反党分子陈伯达的阴谋活动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特将毛主席的指示全文，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和执行。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批发《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的通知及附件材料

1972.07.02；中发 ［1972］ 25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精神，组织传达、阅读和讨论。

陈伯达到延安以后直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反革命罪行，还在继续审查中。有关陈伯达罪行的揭发材料，望各地继续报送中央。

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首先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批判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谣言和诡辩，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一九七0年九月六日，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的会议上，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经过全党批陈整风运动的揭发和批判，经过陈伯达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取得了陈伯达反革命罪行的大量物证、人证、旁证。一九七一年三月，毛主席指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一、陈伯达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

陈伯达出身于“四代书香”门第的破落封建官僚家庭。他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期间，他一贯站在国民党右派立场，进行反共反革命的罪恶活动。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陈伯达在受漳厦护军使臧致平、当地警察厅长杨遂等操纵的厦门通俗教育社担任编辑工作。一九二五年春，在厦门，陈伯达经国民党右派黄振家介绍，参加国民党。同年，与黄振家、梁龙光等组织国民党反共团体“孙文主义学会”。

一九二五年九月，陈伯达在《洪水》杂志第一卷上发表《努力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工作》的反共文章，辱骂共产党“是走入迷路的糊涂虫”，“盲目胡言，自送死地”。他叫嚣要把这种“妖怪”“一扫而空”，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三月，陈伯达策划和指点国民党右派，对中共广东党、团区委派到厦门招收农民讲习所学员并帮助当地党、团发展组织的特派员，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围攻，质问我党特派员“来厦门有何任务、企图和阴谋”，诬蔑“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失败”，诬蔑中国共产党是“卢布党”。

一九二六年夏秋之交，在广州中山大学，陈伯达和黄振家等“孙文主义学会”派反共分子，拥护国民党极右派邹鲁等召集的“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叫嚷“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肆意毁骂“共产党居心不测”，“苏俄包藏祸心”，反对和破坏共产党组织的进步学生团体，辱骂共产党员“都是领苏联津贴的‘卢布客’”，“可鄙”。

一九二六年秋至一九二七年四月，陈伯达先任国民党汕头市党部秘书，接着投靠国民党军阀张贞，任少校秘书，并兼任何应钦办的东路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他为张贞起草反动文告，进行反共宣传，从事反共活动。

二、陈伯达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参加托派组织，回国后继续进行托派反共活动

一九二七年陈伯达混入党内不久，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二八年，他同万志凌等人一起，从事托派反共活动。陈伯达读了万志凌传给他的攻击斯大林和联共党的托派文件，听了万志凌散布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托派理论和诽谤斯大林、吹捧托洛茨基的反革命言论，他都完全同意。一九二九年四、五月间，经中山大学托派领导机构五人小组成员万志凌介绍，陈伯达参加了托派组织，接受万志凌的领导。陈伯达利用同乡、同学的关系，秘密组织阅读托派文件和托派书籍，暗中操纵程小孩（即程先奇）、郑洪涛等人进行托派反共活动，为托派组织筹集活动经费。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清党时，万志凌等一些托派分子被苏维埃政府逮捕。陈伯达攻击说：“这简直是恐怖政策”，“斯大林是独裁专制”。他暗中活动，告诉其他托派分子注意隐蔽，“不要往前冲了”。托派分子万志凌等被判处流放时，陈伯达唆使一些人反对流放，要求将万志凌等人送回国内。万志凌流放临行前，陈伯达还特意送他五十个卢布，表示对托派的忠诚。

一九三0年陈伯达回国后，继续进行托派反共活动。一九三三年，他参与了托派头目张慕陶分裂中共抗日同盟军前敌委员会的阴谋活动。一九三四年，陈伯达同托派头目杜畏之狼狈为奸，为张慕陶托派反共活动出谋划策。杜畏之主张，张慕陶等人既然政治路线与中国共产党不同，就应另外成立一个党。陈伯达则主张：“路线虽有分歧，但这伙人不应脱离共产党，只应成为党内一派，以自己的主张影响党，在党内夺取领导权。”

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陈伯达同杜畏之的意见一致，都是只要城市，不要农村，只要工人，不要农民，对农村武装斗争不抱什么希望。这是中国托派在三十年代的基本主张。陈伯达一九三四年向党组织提出的《怎样组织与怎样斗争》的意见书中，还企图用这种观点来改造党，妄图否定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他在意见书中说：“苏区各地革命的深入，与白区革命运动的开展是目前中国苏维埃红军胜利的保障，然而这还不是绝对的保障，绝对保障还是要依赖于几个中心城市以至于全国的革命胜利”。

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看法，陈伯达完全同意苏联托派头子拉狄克和中国托陈取消派陈独秀等人关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阶段的观点。一九三五年五月，他在《殷周社会略考》一文中说，“无论是从地下的发掘，或古代遗下最可靠的文书，我们还没有发现出中国曾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奴隶社会之历史的存在。”中国是“空白奴隶社会的阶段，而径由氏族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陈伯达发表了许多文章，大肆宣扬这种托派思想，否认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三、陈伯达一九三一年在天津被捕叛变，成了特务

一九三一年四月八日，陈伯达在天津英租界集贤里被捕。在敌人审讯时，陈伯达供认了组织关系，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在省里搞宣传工作”；供出了“集贤里是共产党河北省委机关”，同案人“全是共产党员，有的担任组织工作，有的搞通讯工作，有的担任缮写、印刷或者帮助别人搞工作”；供出了许兰芝、陈源道、刘一鸥、史连甲等人的组织身份和组织活动；供出了曾在莫斯科学习过的同案人的真实姓名。敌人在复审其他人时，证明陈伯达的供词属实。

一九三一年九月，陈伯达转押北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他向敌人写反共呈文，说他并不赞成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他在狱中写信给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叔父张达卿，向张贞求救。张贞出款两千元，由王雨亭、陈文总出面到北平活动，经邰中复的父亲邰斌山（东北军少将）的关系，陈伯达写了“改过书”，办了自首手续，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出狱。陈伯达出卖组织，出卖同志，是一个可耻的叛徒。

陈伯达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他出狱后，继续与国民党军阀张贞、美蒋特务陈文总、河北省国民党党部特务室主任林光耀等保持联系，从事反共活动。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入华北的时候，陈伯达抛出《论谭嗣同》一书，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的反动理论，鼓吹甲午战争后“联日”“是具有相当进步的意义的”，赤裸裸地宣扬卖国主义。

一九三四年，陈伯达鼓吹合法主义，取消革命斗争，强调华北并未沦亡，反对党提出的武装抗日的主张。

一九三六年九月，陈伯达发表《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的反共文章，站在王明，刘少奇一边，支持周扬等“四条汉子”炮制的“国防文学”的反动口号，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伯达在文中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不可驳倒的。就是那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人，也不能否认这口号的正确性。‘国防文学’──这是联合战线的口号。”他还攻击“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是联合阵线的口号”。同时，陈伯达同章乃器等人一起，推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在《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搞了一个“国防总动员特辑”。在这个特辑中，他抛出《哲学的国防动员》的文章，提出了反共卖国，同大资产阶级搞“合二而一”的“国防哲学”，并提出了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建议”。自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夏，陈伯达连续发表了十篇文章，从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出发，为“新启蒙运动”提出一套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需要的政治纲领，企图把当时的一切文化运动纳入国民党反动派的轨道。

一九三八年六月，陈伯达抛出了《三民主义概论》这个反共纲领。在这本黑书中，他抹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同旧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抹杀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原则区别，狂热地宣扬蒋介石那一套反动的三民主义，吹捧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他宣扬三民主义不仅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和中古制度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而且将来更要转变到社会主义去。他这本黑书的要害，就是妄图用三民主义来对抗和代替共产主义，溶化和取消共产党。在这本黑书中，陈伯达明目张胆地篡改和捏造历史，对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举行了十年“剿共”战争，血腥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独夫民贼蒋介石和大汉奸汪精卫，奴颜婢膝地、恬不知耻地极尽歌颂吹捧的能事。他摘引了蒋介石、汪精卫的言论之后，接着吹捧说：“正是因为当时主要的国民党领袖，是这样不为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诡计所动摇，这样坚决地继续中山先生和仲恺先生的精神和政策，结果才把陷于‘四面楚歌之中’的革命广州挽救过来，终于能够排除万难，克服大敌，转危为安，使革命势力得以继续发展和扩大。如果不是这样，那末，真要如古人所说的‘汉之为汉，未可知也’了。”他在书中鼓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妄图取消边区，统一于国民党反动政府。

一九三八年，陈伯达把这本黑书托王明带到重庆出版，向国民党献媚。一九四六年，陈伯达配合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在这本黑书中，特别加进鼓吹“和平过渡”的反动内容，再版抛出。

四、陈伯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同苏方人员秘密来往，进行阴谋活动

一九四九年末至一九五0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陈伯达随行。当时，中苏会谈一度遇到苏方制造的困难和障碍。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陈伯达竟然采取“老鼠搬家”的罪恶行动，背着毛主席，同苏方秘密来往。他接受苏方的邀请，同苏方人员密谈。他出席观看丑化和污蔑中国革命的芭蕾舞剧《红罂粟花》，并同该剧的编导座谈。他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答应苏方的要求，让历史上犯过严重政治错误并同苏联特务机关有密切关系的陈昌浩回国。他为了向苏方表明他反对毛主席在中苏会谈中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竟然不同毛主席住在一起，而搬到驻苏使馆去住。他在莫斯科会谈期间，行踪诡秘，同苏方搞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回国后，陈伯达继续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同苏方人员罗申、尤金、费德林等人秘密来往。对苏方人员尤金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陈伯达不仅没有任何抵制，而且充当了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应声虫。

五、陈伯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一贯坚持修正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四次路线斗争中，陈伯达都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头子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勾结在一起，反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解放初期，陈伯达参与了高饶反党联盟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积极帮助高岗修改《荣誉是属于谁的？》一文，为高岗捞取政治资本。他给高岗通风报信。高岗为篡党夺权准备的材料，给陈伯达看过，得到陈伯达的支持。

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陈伯达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怀抛出向党进攻的信件。当天晚上，陈伯达当众向彭德怀说：“彭老总，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们都支持你。”他同彭德怀紧密配合，恶毒攻击党的总路线，疯狂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支持彭德怀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活动。

陈伯达长期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出谋划策。他同刘少奇一道，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和破坏农业合作化。他反对和破坏毛主席领导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反对资产阶级的历次大斗争。他伙同刘少奇炮制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背着毛主席，把这个修正主义的黑货塞进了“八大”决议，妄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强加给全党。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他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正确论断，否定价值法则、商品生产和货币作用。接着，他又从极右的方面反对党的总路线。一九六一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他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下山，大肆搜集反对总路线的黑“材料”，炮制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他到处叫嚷要发展个体经济，搞单干，妄图从组织上瓦解人民公社。他又大肆鼓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妄图瓦解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在一九六二年党的七千人干部大会期间，他参与起草刘少奇的黑报告，竭力夸大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叛徒集团反华造成的暂时的经济困难，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同刘少奇一道，公开提出和推行“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积极帮助刘少奇整理和修改黑《修养》，并在《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在四清运动中，他是刘少奇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贩卖反革命“桃园经验”的主要帮凶。他公然提出要刘少奇管“四清”和农业，反对毛主席对我党统一集中的领导，帮助刘少奇篡党夺权。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陈伯达就投靠林彪，同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勾结在一起，采取种种恶劣手段，拉山头，搞宗派，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陈伯达一伙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长期进行地下秘密活动，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提出许多形“左”实右的反动口号，挑动干部，欺骗群众，煽动极“左”思潮，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疯狂反对党中央，反对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林彪、陈伯达是反党乱军，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许多鬼事情的根子就在这里。

林彪反党集团经过长期的密谋策划，在一九七0年八月的庐山会议上向党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背叛“九大”路线，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陈伯达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实现两条反党纲领，私拟了“设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炮制了“称天才”的材料，修改了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反党讲话，制造和散布了五大谎言。大量事实证明，陈伯达是这次反革命政变的主犯之一。

陈伯达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的政治骗子。长期以来，他竭力伪装自己，采取造谣和诡辩的手法，欺骗党，欺骗群众。现在，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揭发，专案组的调查，证实陈伯达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陈伯达到延安以后直至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反革命罪行，还在继续审查中。现将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证附上，请中央审查。

贰、本节简论

关于陈伯达的问题，是由一九七0年八月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倒张事件”引起的。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对陈伯达进行了初步的揭发和批判。

一九七0年九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陈伯达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全面审查。

一九七0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在这个指示中，对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的上问题定性为“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个定性应该说是准确的。不报告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未经中央批准，就在全会上煽动一些人，要揪出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个政治局委员，这难道不是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吗？

至于在这个阴谋活动中，陈伯达是不是主谋，其他涉案人都是上当受骗？这在当时整个案件正在审查中，只能作出这样的初步结论。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就说过；过去认为是林陈反党集团，现在看来就是林彪反党集团。

通过审查陈伯达的历史，给陈伯达戴了五顶帽子：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陈伯达为自己作了辩解。但是，根据他的辩解，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

一九二六年，他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搞在一起，参与了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活动，修改过这个学会的章程。但是，他说他没有正式参加这个组织。根据这个时期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表现，说他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并不为过。

一九二八年陈伯达在苏联学习期间，与托派分子搞在一起，托派组织领导人介绍他加入托派组织，他说他没有参加，学校审查对他的结论是“学院派”。根据这个时期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表现，说他是一个托派也不为过。

一九三一年四月，陈伯达被捕，他承认：由于叛徒许芝兰指证，他供出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等等。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于他托人，国民党军阀张贞出钱、国民党特务陈文聪活动，他被保释出狱。他承认；在出狱时，填了悔过书——误入歧途云云。但是他说，他认为自己曾经翻过案，这时填悔过书，不是悔加入共产党之过，只是悔加入共济会之过。这种说法当然只是自欺欺人之谈。根据他的表现，他至少是一个自首分子。

一九三二年九月，陈伯达出狱以后，与国民党特务陈文聪等人搞在一起。他究竟搞了那些不可告人的特务活动？是否参加特务组织？审查报告没有提出更多的证据，他本人也没有作更多的辩解。

至于修正主义分子这顶帽子，主要是指陈伯达在建国以后的错误，大家都比较清楚，就用不着更多讨论了。

2009年8月24日初稿

    2012年3月8日修改